再说长征 8 | 道阻且长，张某人要“耍回马枪”

一

包座在手，道路我有。

当全军上下都在为来之不易的胜利，丰盈充足的缴获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教员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邓公曾回忆说，自己在长征的主要工作就是三个字——“跟着走”。

与此相对照的应该是教员，他在长征时的最主要工作也应该是三个字——“带着走”。

要想带好队伍、走好路，最重要的就是抉择。

此时的教员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他所要抉择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而是红军、我党和革命的命运。

他不能不反思这次期望甚大，失望更大的，与张某人的会师。

会师的本来目的是要让前进的目标更清晰，让战斗的队伍更壮大。

但是，如今却落到这样一个不进不退、勾心斗角、形散神也散的窘迫险境。

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不要选择会师。教员的内心或许就是这个想法。

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尽快做出决断，不要为没有希望的前途再做没有必要的尝试。

教员的内心应该就是这个想法。

在打下包座之后，教员的内心已经做出了坚定的抉择：往北走，赶紧走。

实在不行，自己走，也得往北走，赶紧走。

反正不能再无限制、无原则的等下去了！

人们常说，不要两次掉进同一个深坑。

张某人不仅是一个深坑，也是大坑。

教员能跳过去，别人却不一定能。

人们又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却经常忘记下一句，该放手时就放手。

适时“出手”难，比适时“出手”更难的是及时“放手”。

彼时，主动出手，与张某人会师，这个决定实在太容易下了。

此刻，主动放手，选择单独前进，这个决定就又太难做出了。

毕竟放弃的利益极大，那可是数万精兵、数万条枪啊！

毕竟希望的火种还在，张某人还没有直接和中央彻底决裂。

就像蒋校长的名言，“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其实他也知道跟日本人说这话，属于自欺欺人。但他宁愿自己欺骗自己，也不愿，或者说是，也不敢做出开战那么凶险的决定。

但是，教员毕竟是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雄主，他的决心已下，虽然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教员期待的其实并不一定是张某人的“回头是岸”。

他所要的是通过残酷的现实，让大家（特别是身边的四方面军的将士）认清现实，坚定信心，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向前走、往北走。

二

在右路军攻打包座的前后，张某人就不断接到来自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组成的前敌指挥部的电报。

千言万语就一句话：赶紧向右路军靠拢；合兵一处，北上东进。

终于，张某人决定行动了，当然，或者说是开始“作妖”了。

“作妖”第一招：能拖就拖。

8月30日，也就是包座战役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先头部队去班佑，与那里的中央会和。

至于自己的主力部队，张某人则说，要等到9月12日才能出发去班佑。

什么？12号才出发，那到班佑又得多少日子了？

胡宗南是不敢来主动和红军对攻了。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即便是头猪，也能“拱”出一条新的防线来。

中央不同意，回电继续催，事不宜迟，“迟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赶紧出发吧！

“作妖”第二招，能慢就慢。

张某人终于率队出发了。

但是刚一行动，他就说：发现道路不熟，手里的地图也是错误百出，不得不继续停留。

在左路军任参谋中的刘伯承不得不赶紧去探路。

又是熟悉的套路。

教员赶紧去找徐、陈，让他们给张某人做工作。

徐帅和张某人太熟了，怕他又玩新花样，赶紧向教员建议：咱们干脆派一支队伍，带上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他们吧。

这是个仁至义尽的好主意，教员当然同意，当即下令，一发电报催，二派队伍接。

“作妖”第三招：能退就就退。

行军的路线刘伯承参谋长已经探明了。

接应的部队也准备停当了。

该走了吧，是的，无耻如张某人也不得不做出前进的姿态。

但是，9月3日，张某人给中央发来了新的电报，给“徐、陈并转中央”。

意思就一个：我去不了你们那里了。你们也别往北走了，咱们回头南下吧。

什么叫不出所料，这就叫不出所料。

什么叫五雷轰顶，这就叫五雷轰顶。

张某人的电报讲了两个不能会合的原因。

不能会合的原因之一：我们遇到洪水了。

按照张某人的说法：北上必经的葛曲河涨水了，我们没有材料架桥，也没法徒步淌水而过。

这是赤裸裸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按照徐帅的说法，左路军有一支专门的造船队，那么多宽阔激荡的河流都过来了，遇到这样的小河小沟反倒过不来了？

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

曾经在西北军干过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河边看了看，水有点大，但不是很大，当即就准备下令淌河而过。

张某人不许，还叫人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坚决不准渡河。

董振堂气愤至极，对着张某人说：“你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

朱老总亲自来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骑上自己的马去探测河水深浅。

这名警卫员骑着马“扑通”一下跳进河里，很快蹚过河去，又返回来，水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

张某人还是坚决不同意过河。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小马过河”的故事。

当然，张某人后来还是派人杀掉了朱老总的这匹“多事”且“勇敢”的马。

一年后，当南下失败的张某人再次北上时，曾经的“天险”嘎曲河却成了浅水滩。

行军的部队也发现了河流沿岸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不是造桥的材料吗？

董振堂的话一语成谶。

后来人常说，嘎曲河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其实，改变红军命运的不是河流，而是特么的张某人。

不能会合的原因之二：我的部队没粮了。

按照张某人的说法，部队只带了三天的粮食，如今“一条大河波浪宽”拦住去路，再这样等下去只能是坐以待毙。

唉，是谁前面信誓旦旦告诉中央说阿坝“人粮甚多”的？

是谁前面扬言还准备给中央点粮食援助的？

是谁前面说缴获的粮食够几个月之用的？

何况，中央和右路军已经派出了运粮队。

但是，面对无耻如张某人，说这些都没有用。

历史若干年后得出的结论是：做人不能太“张某人”了！

三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张某人做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

我不走了，不和中央及右路军会合了，我要返回阿坝了！

同时，因为“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所以，“拟趁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

张某人最后说，“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松潘是北上的必经之地。红军既然已经绕过了松潘，干嘛还要再打松潘。

张某人目的很明确：停止“北进”，借道松潘“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某人对自己的计划很是得意，说这是“耍回马枪”。

不知道当事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把他的脑袋扭下来的心都有了。

能特么这样玩人吗？

朱老总和张某人争论，坚持要中央汇合，然后北上。

刘伯承和张某人争论，坚持要中央汇合，然后北上。

但是，张某人是总政委，有最后拍板的决定权，何况左路军的主力还是他四方面军的部队呢？

他说要回阿坝，部队就只能回阿坝。

他说南下，红军必须南下。

张某人这次要做的不仅是拖延中央北上的步伐，而是要坚决、彻底地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

留给中央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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