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十次波动金融发展之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发展，本次介绍金融发展（2）金融改革，证券突围发展（共3960字，阅读需 13分钟）在股权改革讨论如火如荼之时，股市依然萎靡不振，除几千万股民被牢牢套住外，券商也遭遇严重生存危机。单一的资本金运作经营方式，使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入不敷出。证监会明确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条件及程序，这既是中国加入WTO证券行业对外开放承诺的履行，又体现了管理层对证券行业的适度保护、渐进性开放原则。“两规则”的出台，预示着我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进入实战阶段，它将通过加速证券行业主要参与者——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洗牌”，来重塑证券市场整体面貌。2001年，券商整体业绩下滑，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分别为64.99亿元和54.26亿元，同比减少70.86％和47.74％。全国121家证券公司所属2000多家营业部一半以上出现亏损。2002年，我国证券缺乏行业龙头，机构众多、资本规模小、业务单一，抗风险能力弱。证券公司已经发展到121家，平均注册资本仅8亿元，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占70％左右。此外，地方保护、行政干预严重，恶性无序竞争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正常负债融资渠道。2002年，有关部门先后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行政法规，竭力使证券业从困境中“突围”，走上健康发展轨道。6月，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7月，湘财证券、里昂证券联合递交了成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申请，成为加入WTO后第一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此后，长江巴黎百富勤公司接踵成立。加上“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全国共有了4家中外合资的证券企业。10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国安联集团作为发起人的国安基金管理公司，成为首家获准筹建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针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存在的主要问题，证监会抬高了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门槛”，同日国务院决定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被认为是重大利好，引发了“6·24井喷”。危机中的证券商，“突围”意识更为浓厚。在政策松动、金融创新力度加大背景下，很多券商开始着手将银行、保险、地产甚至彩票业部分业务嫁接到证券营业部。管理部门也为券商代销开放式基金开了政策绿灯。同时，券商还在积极探索与保险业务嫁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获得兼业代理资格，在其营业部代销友邦保险。此举被媒体称为打造“金融超市”的努力。佣金标准下调后，券商的经营重点开始转向控制营运成本，场外交易大受青睐。在交易佣金实行浮动制以前，真正用心做网上交易的主要是中小券商。据统计，2001年网上交易仅占总量的4.38％。2002年上半年，一些大券商开始重视网上交易，网上交易占总市场交易量份额快速增长到了10.88％。券商对“非现场交易”降低整体成本寄予厚望。中国股市经历着前所未有危机。两年多来市场成交额大面积萎缩。
股市筹资额度从2000年2033亿下降到2002年939亿，2003年前6个月又下降362亿。
在银行贷款、国债、企业债、股票四种融资方式中，股票融资比例由2001年的7.5％下降到2003年中期的1.6％。整个股市流通市值2001年猛跌3427亿，2002年再跌3209亿，6000多亿市值被“蒸发”。2002年沪深股市统计表明，被“套牢”没有做过一笔交易或参与过一笔新股配售、认购的投资者，已占到被调查总数的一半。而中国特有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证券市场正常发展，大多学者主张尽快实现股权“全流通”。然而，市场的反应却相反。由于2001年国有股减持风波影响，许多股民一听“全流通”就心有余悸，认为国企“法人股”一上市就会由“牛”转“熊”，如果“全流通”就更会使自己所持的股票变得无利可图。因此，“全流通”呼声越高，股市就越发不景气。由此引发了关于股市的第五次大讨论了。第一次是1993年上半年，由于实行紧缩货币、财政政策引发大熊市，展开的“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大讨论，引出了证监会三大救市政策出台。第二次是2001年春季，以著名的“股市赌场论”为导火线引发大辩论。第三次是2001年秋季国有股减持政策实施的争论，之后国有股减持暂停。第四次是2002年春，国有股减持方案大讨论，减持方案被市场以脚投票，股市暴跌。6月国务院停止A股市场减持国有股。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法治证券管理的决心，也是管理层对金融证券的期望。之前我国有87只证券投资基金，净值1600多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33只，规模超过1000亿元；封闭式基金54只，净值总额近600亿元。2004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九个方面对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稳定发展提出了要求。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扩大直接融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为目标，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提高执业水平，加强市场监管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9条意见，又被称为“国九条”。对“国九条”的出台，媒体反应极为热烈，预示着资本市场将要进入一个全面实施、推进的新进程。这无疑将有力而长效地促进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稳定、健康、持续发展。股市应声而起，文件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上升30点。此后，新开户数激增，创下7000万户新高。4月7日，上证指数达到1783点，比此轮行情的最低点的1307点，升幅达36％。但是，此轮上涨行情并没有像媒体预期那样长期持续下去，整个下半年，作为股市风向标上证指数都在1200点左右徘徊。有评论认为，股市多年起起伏伏，大小案件的不绝如缕导致了信用丧失，股权分置问题则如达摩克利斯剑，使股民战战兢兢。2005年6月，股市首次失守千点，股权分置改革迎来了最好的启动时刻。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流通股、非流通股同股不同权。不但使流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还非常容易滋生庄家现象，吕梁、唐万新、宋如华等人，便是通过控制非流通的法人股而操纵股价的。由于牵扯多方利益，改革方案屡提屡废。2001年，国有股减持办法即将出台，随后股市喋喋不休，改革流产。2004年之后，宏观调控，沪深两市全面崩盘，所有的大小庄家均自食恶果。随着股市昏迷不醒，阻力陡然瓦解，股权分置改革顺势可为。在经过社会各界充分讨论后，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启动。试点原则是“市场稳定发展、规则公平统一、方案协商选择、流通股东表决、实施分步有序”。2005年5月9日，证监会公布了首批4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公司三一重工、紫江企业、金牛能源、清华同方。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地方国企，试点企业将自行决定股权分置方案。三一重工，是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上市公司。以2.4亿总股本为基数，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将取得3股、8元现金，原非流通股将获得“上市流通权”。金牛能源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数量股份，使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紫江企业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表示，愿意为其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清华同方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以获取所持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权。在首批四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平稳推进时，2005年6月19日，证监会又公布了第二批包括上港集箱、宝钢股份、中信证券等在内的42家试点公司名单，这次有大型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中小板企业等不同类型和层面的企业，代表性更强。从两批试点情况看，46家试点公司中有44家选择了送股方案，或以送股为主的组合方案。由于在低潮期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出奇顺利。启动之初，股市出现了持续下跌，甚至在6月份跌破了千点大关。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改革试点公司接踵出现，股市很快企稳。到2006年，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股改，股改公司市值比重达到92％。朱洪江是格力的创始人。从1991年起，他出任珠海一家濒临倒闭的电扇小厂厂长，很快在空调行业站稳脚跟。1996年，格力电器上市，此后连续11年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行业第一。此时，朱洪江与上级主管发生了矛盾。格力电器隶属于珠海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这是一家国有企业集团，成为凌驾于上市公司格力电器之上的“婆婆”。它拥有格力品牌、重大决策及人事任免权。朱洪江深感体制之困，多次要求梳理集团与上市公司关系，他与上级关系随之紧张。到2003年，格力矛盾公开化，朱洪江和集团董事长水火不容，并被媒体迅速热炒成“父子之争”。其后三年集团连换三任董事长，每个都与朱洪江争论越来越多。2003年，《奥港信息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仲大军的文章《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矛头直指朱洪江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朱洪江认为此文是对他的诽谤，因而将作者告上法庭，并最终打赢了官司。到2004年，格力电器又因营销矛盾与国美一刀两断，市场营销出现重大变局，而朱洪江本人也逼近60岁退休。珠海市有关领导已经找他谈话，暗示他随时做好退任准备。“神奇大逆转”发生在股改期间。这年9月，就当朱洪江身处去留岔口的时候，格力电器启动股改方案。珠海市政府组织一个班子专门到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拜访持股的证券公司，每到一地，基金经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朱洪江还能留任吗？”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让政府意识到了企业家的分量。最终，在格力集团递交的股改方案中明确了一条，“支持朱江洪继续担任格力电器的董事长。”到2006年8月，朱洪江被任命为格力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总裁和党委书记，“父子之争”以意外方式终结。朱洪江的这段经历可谓惊险、偶然而不无悲哀，在一个体制转型时期，很多理性的结局都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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