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一句经典的论断，叫“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人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但这样的理解本质上只是一句复读，既没有说明“社会性”这个含糊的名词，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宾语可以构成主语的规定。在这句话后面，往往会跟上一句“反对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那么人性论又是什么，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人性吗？
要了解人性，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人”。福柯继尼采“上帝死了”之后曾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论断，叫“人死了”。但人类毕竟没有灭亡，福柯笔下那个泯灭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人”。这个“人”是笛卡尔在哲学上用“我思故我在”这一论断确立起来的自身同一的理性主体，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价值观中那个理性、自由、平等的人，是经济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的有固定属性的实体。在此我暂且搁置福柯对“人之死”这一命题展开的详细论证，而是思考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在福柯等现当代思想家看来，这种“人”的观念隐藏了一种压迫，这种压迫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这个对子是“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蛮”、“中心-边缘”等等。根据福柯的分析，正如人们通过“发明”精神病来确证什么是“正常人”，整个西方文明也是通过规定什么是“非人”来确证自己的“人”性。在他们看来，亚非拉的原住民、少数族裔、社会底层者并不被囊括在“人”的范围里。启蒙理性中看似闪耀着无限光芒的人实则遮蔽了那些对“非人”的压迫。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马克思要坚定地反对这样一种基于理性的“人性”。资产阶级中理性、有尊严、自由的高贵“人性”和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那些行为举止不符合社会规范者、那些为了生计被迫放下所谓道德感的人是无关的。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在他看来，不存在一个预先设立好的人性能将任何人“开除人籍”，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形塑出来的，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用我们常听的说法，你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做的每一件事、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总和。
我们常常说，要看一个人的“内在”，但我们也说，要了解一个人要看他做了什么。那么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内在的人性，或者说，外在的行为本身就是内在。这样一种本质观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而是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小逻辑》“本质论”中论述内与外的关系时，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叫“凡是现象所表现的，没有不在本质内”。在黑格尔看来，内和外总来不是截然相对，而是一体两面，并不存在一个潜藏于本质背后的表象，毋宁说表象本身就是本质运动的一个环节。不能说一个人做残忍的事但“心地善良”，也不能因一个人“人格低下”而否定他做的事。
齐泽克在一个采访中将这一道理发展为“不要做自己”的倡议。在他看来，在消费社会人们总是在引导下认为存在一个内在的“自我“或”个性”，只要买某件衣服、某个鞋、看某部电影就会显得很有“个性”、很“自我”，但这种想象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非自我的。我们常讨厌某个明星故意做“人设”，但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也会陷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不应该社交”这样循环论证的逻辑呢？做具体的人，正是不要为一个抽象的“自我”和被制造出来的个性左右自己的行动，不扮演抽象的人性，做自己想做而应该做之事，承担每一个行动的责任。
有些人轰轰烈烈地爱着世界，却忘了爱身边具体的人。做一个具体的人，做一个真诚的人，首先从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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