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我党和我军一段既苦难又辉煌的一段历史，其直接起因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不幸失败。
当时毛泽东同志被排除在中央三人团之外，真正起决策作用的是李德和博古两人。
李德是一名德国人，确切的说是一名才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没有多久的德国毕业生。他来中国时的身份是送款员，主要任务是送钱。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样一位既没有资历，又没有实践的送款员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又是如何突然成为“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并迅速成为当时党中央的决策核心的。
01
从牛兰夫妇说起
想要说清楚李德，必须先从牛兰夫妇案说起，牛兰夫妇案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要案。
牛兰夫妇是一对特工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联络人。
牛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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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加入共产国际，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从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共产国际为了方便指挥，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牛兰夫妇正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
牛兰的真名叫雅科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出生在乌克兰，穷苦人家出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23岁那年参加了10月革命，并率兵攻打了冬宫。这样的经历，妥妥的根红苗正。
后来，牛兰还参加了“契卡”。说“契卡”您可能觉得陌生，如果说另一个名字您肯定会觉得如雷贯耳，那就是“克格勃”。没错，“契卡”就是著名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契卡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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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又红又专”的背景，牛兰被共产国际选派为驻中国联络站的负责人也就不奇怪了。
与牛栏出生穷苦不同，牛兰夫人出自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世家，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她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爱好广泛，语言天赋极佳，精通英、法、德、意等多国语言。她与牛兰相识相恋后就随丈夫一起来到上海协助工作。
这对夫妇，一个出生穷人家庭、一个出生富人家庭，使得他们在面对各种社会环境时都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事实上他们的隐蔽工作也做的相当成功，明面上他们是来上海做生意的成功商人，在上海拥有三家商贸公司，其中一家最出名的叫“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内颇具名气。
在这个公司的掩护下，牛兰夫妇出色地完成了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项重要工作。
这些工作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类：一是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件的接收和中转。
二是为准备去苏联开会、学习、工作的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司的掩护，公开接受共产国际拨付给中国及东亚各国的援助资金，当然这些资金不是从莫斯科打来的，而是从德国的柏林银行中转了一下。
从以上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出，牛兰夫妇实质上掌握着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的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作用非同小可！
因此，牛兰夫妇在上海行事异常小心，他们有多国护照，使用好几个化名，还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以及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面。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暴露了，倒不是他们不小心，而是在新加坡有一名共产国际的信使被英国警察抓获了。在这位信使的随身文件中查到了一个电报号和一个信箱地址，而这个电报号和信箱地址正是牛兰夫妇的。
在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以共产国际嫌疑犯的名义立即逮捕了牛兰夫妇，这就是当时震惊一时的“牛兰夫妇被捕案”！
不得不说，牛兰夫妇的工作做的真叫滴水不漏。即便英国警察抓到了牛兰夫妇，并缴获了他们的密码本和账簿，依然找不到充足的证据说明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人。
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甚至试图通过口音来证实他们来自苏联。可别说牛兰夫妇了，连他们仅有4岁的儿子也只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案子一拖再拖，没法定罪，国际上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呼声越来越高。要知道，牛兰夫妇在当时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再加上共产国际在幕后推动，营救牛兰夫妇到最后甚至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政治运动。
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俄国文学巨匠高尔基以及中国国内著名的政治家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
还有国际红色救济会，用十几种文字变着花样在记事本杂志里骂国民党。然后在强大的舆论和有力的组织下，一封又一封声援书和抗议信被送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当局。
南京的国民政府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捅这么大个马蜂，放吧，觉得不甘心，不放吧，一天天的又压力山大。正在他们觉得进退两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特委的一个叛徒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顾顺章！
02
顾顺章的叛变与佐尔格的营救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当工头，后来加入了上海滩的“青红帮”，因为他的身手好，很快在江湖上混的风生水起，在工人运动中也颇有些影响力。
神秘的顾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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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迹也是因为他的好身手。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顾问鲍罗廷身边缺少侍卫，一身本领的顾顺章理所当然成为最佳人选。
后来，他还与陈赓一起被送到苏联特务营训练，各种技能差不多都点满了。从化妆易容、到操作机械修理机械，从双手开枪到爆破杀人。这么说吧，就照着007那个模式来培养的。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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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还学了一样花活——变魔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后被抓叛变也是因为表演魔术。后面咱们再详细说。
从苏联培训回来之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的负责人，他的副手就是跟他一起去苏联学习、后来大名鼎鼎的大将陈赓！可见当时顾顺章的地位有多高！
在行动科期间，顾顺章负责“锄奸”，成绩斐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诶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六大以后，为了加强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特委由三人组成，除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以外，第三个人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在走上权力的巅峰之后开始腐化堕落，利用其工作的特殊性，堂而皇之的吃喝嫖赌。这时候曾作为他副手的陈赓已经感觉出不对劲，陈赓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看见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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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陈赓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
1931年3月下旬，顾顺章受中央指示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叮嘱他说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纪律，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返回上海。
可顾顺章在任务完成之后在汉口停留了下来。原来，他在汉口有一个情人，两人成天厮混在一起。他这个情人据说是之前他变魔术的搭档，后来在汉口做舞女。
顾顺章在汉口那些日子，每晚都去给她捧场，后来看她在台上表演魔术，顾顺章也手痒，上台和她一起表演，结果居然大受欢迎。
演艺场老板热情地邀请顾顺章再演几场。几顶高帽子一戴，顾顺章飘飘然了，再加上逗留汉口的时间也确实很长，盘缠也花的七七八八，他也就同意了老板的邀请，用艺名“化广奇”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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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在舞台上，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给认出来了。顾顺章被捕后几乎立即就叛变了，他还非常“贴心”的提醒国民党特务，千万不要发电报给南京，南京有周恩来安排的特工人员。
可国民党的特务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立即拍了一份电报去南京邀功，说即将押送一个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到南京，相信不久就可以将在上海隐蔽活动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幸亏这份重要的电报被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钱壮飞看到，立即通知了在上海的周恩来，在周密、紧张的部署下，上海的党中央立即转移，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另一边，顾顺章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在监狱里指认出了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同志并未暴露。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打通关节，给巡捕房的探长送了一笔厚礼，还疏通了法官，准备提前释放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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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甚至已经安排人员给即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如果没有顾顺章的指认，恽代英很快就可以脱离险境，可惜没有如果。
没过多久，顾顺章还带着国民党特务抓捕了我党另一位中央领导人蔡和森，并致其惨死狱中。
更悬的是周恩来夫妇。在顾顺章的带领下，国民党特务抓住了中共特委的另一位委员，时任中央书记的向忠发。向忠发也是个信仰不坚定的家伙，很快他也叛变了。
向忠发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周恩来夫妇身处险境，因为他手里有一把周恩来夫妇住处的药匙。幸亏周恩来警惕性高，没有告诉向忠发他的详细住址。向忠发只知道个大概在那一片。
周恩来夫妇这才有时间撤退，即便如此，也只比特务们早了一天，差一点就没能走脱。
除了这些中央领导人，顾顺章指认的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和牛兰夫妇的交集在1931年。当时共产国际送了2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派去瑞金做军事顾问。共产国际这边由牛兰夫妇对接，中共中央这边正是由顾顺章对接。
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好在牛兰夫妇非常警惕，在工作中一直避免与中共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因此，顾顺章只知道跟他对接的负责人是一个外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
而牛兰和牛轧糖自德语中发言非常相近，所以顾顺章就自然而然的怀疑上了牛兰夫妇。也幸亏顾顺章没有直接证据，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是不敢动牛兰夫妇。
这就给国际上营救牛兰夫妇留下了空间，共产国际为了确保远东局的正常运转，派出了情报之王“佐尔格”营救牛兰夫妇。
佐尔格的秘密使命
图片来自央视纪录片
中共中央也派出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他们根据国民党的工作习惯觉得可以通过贿赂关键人员的方式展开营救。
于是佐尔格向莫斯科打报告申请2万美元作为活动资金。共产国际也非常重视此事，为防止资金在途中出现问题，一共派出了2位送款员，而且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佐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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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送款员中有一个德国人叫奥托·布劳恩的，正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李德！
03
扯张虎皮做大旗
奥托·布劳恩作为送款员来到中国，其实地位并不高，因为当时他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才被分配到苏联总参谋部工作，送款营救牛兰夫妇是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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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指令，奥托应该送完款项就立刻返程，可是他非但没有回苏联，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成为了李德。
从“送款员”到“军事顾问”，是谁帮他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是共产国际吗？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奥托的问题，共产国际给与的正式答复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个正式答复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奥托只有建议权，没有指示权和命令权；第二个重点是奥托受支配于中共中央，而不是反过来。
可历史偏偏就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奥托化名李德居然成了中央三人团的一员，和周恩来并列。而把他捧到如此高度的正是中央三人团的另一个人——博古。
博古可谓是年轻得志，24岁便出任驻上海临时中共中央的代理总书记。他的机遇也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顾顺章的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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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顾顺章叛变带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然后向忠发也叛变，差点抓住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了躲避风头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
代理了向忠发总书记职位的王明看着上海的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只干了三个月就找了个理由去了莫斯科。
在周恩来和王明临行前，临时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代理总书记的人选。在会上，王明提议博古任代理总书记。博古紧接着就来了一句“好，我来就我来！”
这句话显示出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的血气方刚，这在面对白色恐怖的时候显得尤为珍贵。但博古也有自己的担心，那就是自己的资历和经验。
博古热情奔放、富有活力，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出任团中央书记，极具组织和鼓动才能。可是他的资历和经验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空白，那就是军事。
令他头疼的是，在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之后不久，白色恐怖压力越来越大，白区的革命工作空间被极大地压缩，整个的工作重心开始向苏区倾斜，而苏区的主要工作正是武装斗争。
军事经验和资历的缺乏让他很难镇得住场子！
博古的个人经历非常简单，出了家门就进了校门，这个学校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也正是在这里结识了王明，和王明同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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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王明对他的口才和组织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关键时刻提名他来临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
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博古就进入了中央机关，并没有在苏区参与过武装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古是一个“书生式的干部”。
他自己对此也心中有数，所以他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大咖能帮他撑场面。恰在此时，奥托·布劳恩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科班出身的军事“大咖”出现了（起码博古是这么认为的）。我估计当时博古看到李德就像看到黑夜的一道光一样。
其实李德和博古在苏联时就认识，他俩在上海能相见还是因为牛兰夫妇被捕、顾顺章叛变等一系列事件。
李德送款到了上海之后，跟自己的德国老乡佐尔格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于是并没有急着返回苏联。
在此期间，博古因为需要经常同佐尔格会面交换情报见到了李德。可以想象一下，李德在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又是遇到老乡又是遇到同学肯定是激动的不得了。
所以当博古挽留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时，李德便一口答应了。而博古则希望扯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块虎皮做一面大旗，一面提升自身威望、巩固自身党内陆位的大旗。
于是，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介绍给了中共中央的每一位领导。李德本人倒是非常谦虚，在介绍李德的苏区军事会议上，他一再说明自己没有指示权。
可是博古却不容得他这样说，而是直接介绍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然后“老革命家和军事家”、“丰富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这样的高帽子一顶一顶的戴起来。
包装完毕之后，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列席中央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具体战事指挥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这样一来，不仅突破了“建议权”获得了实际指挥权，还获得了“监督权”。
这就使得李德既可以当运动员随时下场指挥战斗，也可以当裁判员随时对别人指挥的战斗评头论足、指点江山。
可以说李德在党内的权威是博古一手树立起来的，李德在初期虽然很是惶恐，但慢慢也开始习惯并且多少有点享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一头衔。
可惜的是，这个外来的和尚对把咱们本地的情况了解不足就着急忙慌的开始念经，结果把经给念歪了，还差点毁掉无数共产党人辛苦了近十年所创立的革命基业。
04
李德的错误指挥与长征
李德在中央取得指挥权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或者应该说是他自己和博古两个人共同商定的革命路线。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李德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
于是，毛、朱等人的游击战策略被放到了一边，即便这个策略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硬碰硬的作战策略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旋律。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这种措辞不是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能说出来的，应该是博古借他之口说出来以此来增强权威性的。
这个时候博古的想法基本已经可以看的很明确了。中共中央，尤其是在苏区的中共中央老干部尤其多，他一个年纪轻轻打过仗的年轻书记如何服众？
答案只有一个，另起炉灶，抛弃毛泽东、朱德、林彪等同志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另用一套说辞，另搞一条路线，并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
但是要苏区那么多的老干部，尤其是军事骨干听自己的，太难了，必须有一个尚方宝剑，这把宝剑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所以，博古必须抬高李德的位置，这样才能压服一众老革命。可以想见，假如李德的硬碰硬路线侥幸取得了胜利，那么博古在中央的权威绝对会直线上升。
这种作战策略太符合血气方刚的博古了，也太符合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学到的“用鲜血保卫苏维埃、誓死保护莫斯科”的热血精神。唯独不符合的是中国的革命实际。
我们不是苏联，蒋介石也不是希特勒。苏区的实力比抗击德国入侵时已完成工业化的苏联比差太多了，而有美国不断输血的蒋介石比单打独斗的希特勒又不知道要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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