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完全支持并同意以上各位的发言。李一氓的优秀品格和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奉为楷模。
鉴于时间关系，我想简要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在研究皖南时期新四军高层领导时，对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研究与宣传是有所欠缺的。原因：李一氓本人在新四军军部期间处事低调，不事张扬，生前也长期缄口，几乎没有发表过自己在军部工作时期的文章。也鲜见军部其他同志关于李一氓的回忆。
二、在新四军早期高层领导中，对皖南事变的全面总结和评判更为欠缺。原因：高层领导项、袁、周在事变中牺牲；中层及以下干部虽有众多回忆录存世，但囿于视野所限，仅了解自己所属部门或部队的局部情况；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有两份向中央的汇报电文，由于他是皖变中途才介入，所以并没有参加军部领导的前期决策；敌工部长林植夫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虽有长篇回忆问世，但因无权介入高层领导活动，所述不少情况属于“二手”来源；新军部在盐城建立后，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皖南事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均有长篇大论，但重点都是围绕批判项英展开，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对皖变本身的检讨并没有深入进行。
三、李一氓在事变中，奇迹般地只身经皖、浙、赣、湘、桂、粤6省，最终抵达香港，并通过地下党电台，就皖南事变向党中央发去7份长篇报告，为党中央掌握第一手实情、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担负新四军秘书长重任的李一氓，监管所有新四军军部的电报往来，参与了军部的所有重要会议和重要决策，其对当时全局的了解和皖南事变的走向和演变，是任何人都不能比肩的。
四、李一氓7份报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择其要者：
一是回答了部队为何选择南走茂林经过旌德沿天目山绕道去苏南的北移路线？无他，在12月28日军部会议上认定，直接向东去苏南要面对2个师的阻击，向南迂回仅需对付1个师，突围更有把握 ；
二是百户坑会议在是否攻打星潭这一战术问题上，为何花了7个小时？李一氓明确指出完全是项英犹疑不决，既否定别人意见，又拿不出自己主张，最终导致全军后撤，贻误军机；
三是说清楚了1月8日深夜项、袁、周、李中途离队问题的经过。当晚项英派人去叫李一氓，待李到后见项、袁、周在一起，项拉着李一起走，此时袁、周二人一个说没带警卫员，一个说没带钱。李说既要走我去多带些同志出来，便返回找到张元寿、胡立教、扬帆等30余人，回到原地发现项、袁、周等不及，已不见踪影，便随后追去，结果两拨人均未走出包围圈，于10日上、中午各自返回军部。李的叙述澄清了一个内情，即此次出走并非事前商定，而是项英在被敌包围、惊慌失措之时的个人临时动议。此举使项英3年来在新四军建立的威信扫地。这也与项英归队后给中央发报承认自己“临时动摇”“影响甚坏”相吻合。
四是李一氓在报告中对造成皖南事变惨败的主客观原因作出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令人信服。
五、李一氓文革中受迫害在秦城监狱关押多年。期间按要求写了详细的个人自传，重新工作后又接受中央党史部门多次关于新四军及皖南事变的采访。在此基础上编辑整理成他的个人回忆录，在他去世几个月后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模糊的荧屏》系他生前自定。为何用此书名？史学大家何方认为，其中必有李一氓的“难言之隐”。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作者简介：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69届，历任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处处长兼《党史信息报》总编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为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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