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民主革命，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这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切工作：在经济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压迫，铲除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为了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本文拟分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思想的构成、理论价值和影响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文化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有机构成
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包括经济思想和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在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毛泽东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艰难的革命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毛泽东逐一形成了土地革命论、经济关系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论。这些主要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思想的完整体系。
（一）土地革命论
“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奋斗的理想之一。因此，实现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领域里的突出内容。
为了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实现土地革命，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集中研究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
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从经济状况出发，按照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力的标准，他把农村人口分为八种成份，——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为主、游民，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清晰地呈现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地位，特别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农村中的经济关系，根本问题是地主与半自耕农、贫农、雇农的关系。地主的经济来源建筑在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式有重租、高利贷、重捐，对雇农的剥削、与贪官污吏勾结包缴预征田赋等五种。其中最厉害的是重租和高利贷：前者剥削量高达50%—80%，后者月息达3%—7%，年息高达36%—84%。毛泽东认为，形成农村中的这种经济状况、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依靠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却只占有土地的不足30%，终年衣不暖体，食不饱腹，贫困交加，通过对农村中经济状况、经济关系的分析，毛泽东形成他的土地革命思想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主要者厥为土地”，农民造地主的反，中心问题是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宗法制专制主义制度的统治基础。如果不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关系和经济结构，“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基于以上分析，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本上明确了土地革命的任务、意义和途径。
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奋斗理想：“耕者有其田”。对于实现土地革命基本任务的意义，毛泽东在1927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会上，说得十分明白：土地问题的解决，可以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压迫，使农民获得经济和政治、文化的解放；可以使落后国家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可以推进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何去实现呢？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政治没收，第二步是经济没收。“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此为经济的。”没收土地的实质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不再向地主缴租，从而废除封建剥削”。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变更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进行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形成了土地革命的基本思想，以指导变革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划分大、中地主的标准；随后，他提出了没收土地的对象，主张取消地主制。在八七会议上，大家形成了共识，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提出必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毛泽东认为，“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可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是土地的中心问题，困难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地方可以安民”。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8月18日在长沙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没收土地必须有没收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要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围绕如何取消地主制，改变宗法式封建经济关系的问题，毛泽东经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实践，以他在农村中所进行的大量调查，如著名的“寻乌调查”，最后形成了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土地主张：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是：以农民原有耕地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这套正确的土地革命主张和理论，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靠谁、打击谁、团结谁的根本问题。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在革命实践中解决政治问题时充分考虑经济手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34年1月所作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对土地革命理论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路线的正确运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变革宗法式封建经济关系的理论，发展了他的土地革命思想，完整地表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
1947年12月和1948年4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两篇重要论著，完整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的理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毛泽东关于变革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中，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讲清了变革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基本任务。“必须满足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以贯之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第二，讲清了变革农村中封建经济关系的革命对象。毛泽东指出，在农村中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它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第三，讲清了在农村变革封建经济关系，实行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毛泽东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毛泽东认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围绕着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毛泽东紧紧抓住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和经济结构这个关键，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在其经济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是那个社会历史时代的主要经济向题。可以说，对中国农村经济没有周详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革命、社会变革就没有发言权。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直接服务于社会革命实践，实行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根本任务之一。因此，如果没有科学的土地革命论，就不会形成科学的经济变革思想和社会革命理论。
（二）经济关系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着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对于城乡、工农、工商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制成分等经济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和理论。
（1）关于农村与城市经济建设的关系。从总的方面来说，毛泽东坚持城乡经济建设并重的观点，但由于革命阶段不同，工作重心不同，因此，在农村和城市经济建设问题上，有轻重、先后之分。
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革命选择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因此，在根据地建设中，在经济建设上应以农村为重点，以农业为中心，重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主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在农村根据地，围绕农村经济建设进行艰苦的工作，“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争取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党的工作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引者注，指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集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因此，当革命进入到城市领域，就要抓好城市的经济建设，党在城市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城市的经济工作，如生产技术和管理城市的方法，同生产密切关联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它工作”。毛泽东强调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当然，当革命进入到全国胜利时期，抓经济工作，必须城乡兼顾。毛泽东针对党的工作重心在解放战争时期转移到城市后，在一部分干群中产生的片面性认识，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
毛泽东关于城乡经济关系的思想，对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做好经济工作，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2）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在结构和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上，毛泽东主张农业、工业、对外贸易事业协调发展。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八条政策：一是减租减息；二是增开荒地；三是增广植棉；四是不违农时；五是调剂劳动力；六是增加农业贷款；七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八是兴修有效的水利。他还强调，必须用力领导农民解决如“劳动力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等。在发展工业上，毛泽东指出，要改善企业的组织和管理。他提出要使“一切工作实行企业化”，“工厂要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工厂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并实行奖惩制度”，“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要求提高产品质量，一切工厂都要尽可能地节省成本，制造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产品；要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必须调节好劳资关系，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和工人权利；另一方面，保护私人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面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当然，把农业放在十分突出重要的位置，只是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等待中国逐步建立起工业体系后，促进它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
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毛泽东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中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发展合作经济，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发展国营经济对于保证社会经济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从经济方面巩固工农联盟，意义十分重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应该发展国营经济，发展合作经济。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联合起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对于保证国营经济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大作用；而私人经济，因为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因此，“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毛泽东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诙谐地取名为“公私兼顾”。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那种离开生产发展，离开经济工作，而单纯在财政开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为了大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工作，他主张动员一切可能参与进来的单位，包括机关、部队、学校等，都要参加生产，为发展经济出力。对于军队来说，实行亦农亦兵的方式，投入大生产运动，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从而确认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首先，没收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为国营经济，发展现代工业，使国营经济成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其次，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对于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再次，引导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些经济成份组合起来，就构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毛泽东概括地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确认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可以科学地认识各个经济成分的社会功能，只有放在经济形态中考察，它们各自的社会作用才可以看得更加突出，如国营经济，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国民经济的决定力量；私营经济，是促进中国经济由落后转化为先进的重要力量，在相当长时期内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采取过分限制和马上取消的“左”的政策；合作社经济，是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途，不容忽视。只有确认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才能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找到有效的途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诸多政策，都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才作出的。因而它的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则在于，这种确认，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国情的科学判定。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
判定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科学地反映了社会实践的发展，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于它同前人比较，是否提出了新东西，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判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同样应作如是观。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进行经济革命的可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之一。
首先，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科学分析了中国宗法式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如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地状况，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操作性强的土地革命理论和思想，是变革封建上地关系和其它经济关系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武器。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科学地认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带领劳苦大众闹革命，如何进行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及其构成要素，经济变革中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依靠力量、革命步骤和战略策略，指导革命群众打倒了经历几千年发展的封建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完成了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未竟事业。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其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论，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巩固民主革命政权，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为积蓄解放全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的理论，一旦为千百万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经济关系论，就不会有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不会有革命根据地经济的稳固发展和壮大。在那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是如此。
再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论，既为科学地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转化，准确地判定国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又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直接的理论前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探索的重要总结，它从一种纯理论的高度体现了毛泽东的理论智慧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驾驭能力。
（2）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它填补了马列主义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完成资产阶级赋予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如何进行经济变革的理论空白，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主要地是针对资产阶级，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对社会矛盾。因为，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土地制度及其经济关系已经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荡涤，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取代了农民与地主的地权矛盾。因此，一般地讲，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有时这种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和激烈；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主要是解决这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因经济关系而带来的尖锐矛盾。但是，在中国则不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也让渡给中国无产阶级。由此，中国无产阶级肩负着变革宗法式封建经济关系和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的双重使命。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则科学地、智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深刻宏大的经济变革、政治革命的理论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经济革命的理论创造。
（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关于变革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最高理论成果。
在毛泽东以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如何变革封建经济关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状况，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尽管他们也提出了诸如“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等有价值的理论和主张，但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认识的缺陷，由于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他们不能提出彻底变革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科学理论。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了；只能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进行彻底地解决了。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探索及其理论建树，就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准，它是这一历史长河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珍视的最重要的探索。因此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变迁历程中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
三、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文化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思想家形成任何一种社会思想体系，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社会要求，更“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深刻的经济思想的文化内容，是多个方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文化因素而外，本文择述其要。
（一）深受中国文化的滋养，吸取了中国历史智慧
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酷爱读书，饱读历代史书。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长期表现出深切关注，既由于他投身革命后的现实性敏锐，又得益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启发。譬如，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及其农民英雄，研究有素，表现出深切同情和发自肺腑的热爱。历史上，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流离失所的痛楚，对于封建土地极其残酷剥削的憎恶，深深地感染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共鸣。192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多次提到，历史上农民造地主的反，中心内容就是为了获得土地，为了生计；农民问题，就是革命问题。他以历史总结的口吻说道，从前的许多革命陷于失败，就是由于“完全未得到三万万同胞之农民来帮助”；1939年，毛泽东又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农民革命分配土地的办法，直接影响了毛泽东。譬如，毛泽东关于农民分配土地的措施，就同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十分相近。所谓按人口分田地，抽肥补瘦的原则的办法，就是直接来源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分配办法；分田照人口，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田分上中下三等，杂以好坏分配；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的创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倡导发展经济，实行亦农亦兵、兵农结合、开荒屯垦的政策，也有历史的依据。此举来自西汉名将赵充国的发明，赵充国屯垦戍边，兵民结合，耕战结合，能耕能战，既解决了西汉朝廷的财政压力，又使军队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毛泽东每读至此，都大加赞赏，在《汉书·赵充国传》上加了重重的批注。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提醒人们予以重视。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如果没有丰厚的文化源流启发和滋养，是不可思议的。
（二）先哲的探索和同时代人的启发
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那里，太平天国革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他。孙中山先生也把“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纲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在他们的思想里翻滚着、传递着。毛泽东担负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也把“耕者有其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纲领。可见，毛泽东对孙中山把“耕者有其田”作为革命纲领和民主革命任务的主张是十分赞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名论文中，反复肯定过孙中山关于中国农民及其土地问题的主张。在前一文中，毛泽东说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后一文中，毛泽东则说，“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在变革封建土地关系、摧毁宗法式封建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战友们进行了卓有创见的探索，如李大钊、彭湃、柳直荀等等，他们的探索，给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及其农民问题时以有益启示。1926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论文《土地与农民》。他指出，中国农村中土地的绝大部分不掌握在农民手里，其中贫农、佃户是最受压迫的，他们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第一步是“使耕地归农民”，然后逐步地建立大农场，实行机械化，这样，“历史上久待解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毛泽东同李大钊的看法，多么一致！
先哲们的探索和同代人的研究，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素材。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以及其他经济思想，不能不受到这些思想的诱导和启发。
（三）共产国际（苏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指导和启发
苏俄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同苏维埃红色政权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苏俄及其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并在政治上、理论上给予大量的关心和指导；而中国革命则从先行者孙中山开始，就奉行“以俄为师”的政治倾向，学习苏俄的先进理论和革命经验。这对于探索中的毛泽东来说，共产国际的政治思想和红色苏联的社会经济变革，不能不在他的脑海里产生震动。中共三大之前，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明确要求道：“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指示还说，“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的政策”。这条建议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成分，对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土地革命的理论很有启发性。而对于苏联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是将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参照系的。在著名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样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水远的贫穷，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对于陕北农民在组织劳动互助中创造的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毛泽东积极肯定并十分关注，他认为，“合作社”就是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它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就会发展成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毛泽东要求把农民群众经过农业合作社等劳动组织集合成一支劳动大军。正因为毛泽东从苏联看到了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成功经验和旺盛活力，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毛泽东极其重视农村合作社这一思想，并一直延至新中国建设时期。
总而言之，毛泽东卓著智慧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正如他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是实践的产物，是继承前人智慧的成果。由于毛泽东扎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厚土壤之中，正确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同时，善于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才能放射出无愧于革命时代的奇光异彩，耀眼夺目。
作者简介：夏振坤，著名经济学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国务院津贴专家，中部崛起国家战略首倡人，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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