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主席

一、主席曾是众多年轻人中的普通一员

年轻人无疑是最易接受新观念的人。人过中年后，就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顾虑，容易打退堂鼓，容易半途而废。大汉奸汪精卫年轻时叫汪兆铭，曾经热血上涌孤身刺杀摄政王，被捕后还写下“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慷慨之诗，谁能想到这个差点成为民族英雄的人后来会蜕变成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事实上，我们党的一大代表中，两个年龄偏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都成了叛徒和汉奸。

在打破新秩序建立新世界的过程中，年轻人是主力军，是最可倚仗者。革命者的队伍中天然就是年轻人占多数，那么，出现众多的年轻的高级领导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工农，也必须是，因为只有最广大的工农觉醒了，中国革命才会真正达到高潮并取得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革命的先行者和传播者却是这帮年轻人，他们具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年轻，易于接受新知识新理论；二是他们大都出身较为富裕的家庭或诗书之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三是他们多数有留洋经历，这样他们才能有机会接触并将共产主义思想带回来。

具备上述 特点的年轻人有优点，他们学东西快，接受新事物快。他们除了母语造诣深厚外，还精通外文，而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是“进口的”，所以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除了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宗师级的大人物外，更多是年轻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过21岁。其实建党时陈独秀也不过四十出头，李大钊才三十出头，也是年轻人！

作为共产主义最初践行者的苏联曾创立“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最初确实以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为已任，在世界共运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初期，共产国际出人出力出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也是应有之义，义不容辞。

我们选送出去的人，当然也是挑选年轻的、能力出众的、有发展前途的、回来可堪大用的。这些人本来基础就好，学问高、接受能力强，经过在苏联的几年系统培训后，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他们不仅在学校学理论，共产国际又有意识地让他们亲身参加了苏联的一些国内运动，获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其时，我党还是幼年期，所掌握的资源匮乏，人才尤其紧缺。这些人回国后，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写起文章也是一蹴而就，动不动能大段大段引用、背诵马克思著作原文，很能唬人。

在这些时代背景前提下，瞿秋白、博古（秦邦宪）、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王明、陈昌浩等成为某段时间的党或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年轻人们走向不同的选择

随着形势的发展，博古率领中央机构奔赴中央苏区。从这时候开始，这些卓越的年轻人们开启了不同的生命旅程。

张闻天是第一流的理论大家，但缺少实践，后在现实面前，逐渐接受主席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开炮。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成了中央名义的总负责，但他深知自己无法承担这个艰巨责任，多次请辞。张闻天不固执，能听得进大家意见，所以主席一直戏称他为“明君”，不仅如此，主席还为张闻天和自己的小老乡刘英牵线作媒。但张闻天本质还是个书生，对工作驾驭能力稍显不足，尤其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处理上显得生硬：徐向前元帅孤身回延安的时候，其它人都在安抚，包括主席都讲：“你回来就好，有鸡有就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唯独张闻天对徐帅提出了很严肃的批评，徐帅本就一肚子苦水，一回来又被中央的责人当头棒喝，心中委屈可想而知。后来张闻天主动带着夫人刘英等人到基层调研，从此远离最高层。

 王稼祥轨迹与张闻天相似，遵义会议选择站在正确的这一方。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王稼祥在其中功不可没，多年后主席回忆说：“王稼祥当时投下了很重要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一边自己作深刻检讨，一边和陈云同志领导中央机关的整风。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当年曾提出了一些很有远见的见解，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有抵触情绪，但后面逐步认识错误，并积极反省自己，不断努力弥补自己原来过错。1936年，他配合周恩来很好地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置。1943年，国民党拟进攻延安，博古领导《解放日报》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揭露国民党的真实目的，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报纸起这么大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1944年10月11日博古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等。1945年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讲清楚新闻写作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介绍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七大中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他和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要不然还可以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任弼时与上面几位走的路完全不同。他开始也是注重理论，但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但他到中央苏区后特别善于观察和学习，在项英和主席就武装斗争发生争执时，他旁观分析，很快就判断出项英的能力根本无法和主席相比。最初他对性格倔强的主席印象不好，但慢慢有了改观。历史也给了他很好的机遇。当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会师后，他全面主持工作，独挡一面，不仅及时纠正了夏曦的过错，而且和贺龙元帅相处十分融洽，其工作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升，他对中国实际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悟。同时，他为人公道正派，党性极强。在和张国焘分裂行为斗争中，他作为朱、贺、任铁三角之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5年他成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他保持着一贯的原则性强的特点，同时又兼备灵活性，年纪轻轻的就被大家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三、历史选择了主席

遵义没有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真正解决所有问题，要到延安整风时期。延安整风的原因有很多：一是苏联以“老大哥”自居。但毕竟看山隔层雾，许多指令后来证明是有问题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王明作为代言人就公开讲过：什么教条主义？你连基本的条条框框都不懂，还谈什么理论？一句话：我们当时离真正独立自主还有距离。

二是抗日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老蒋亡我之心不死。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后按捺不住，不断挑起摩擦。皖南事变就是最大的教训。中央开始就明确要求新四军离开江南，开进苏北。但叶项部和陈粟部都想坚守江南。他们认为两支部队在江南游击多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从全国战略角度考虑，需要在江南留下战略支撑点。但他们把老蒋想得太好！陈粟后来发现形势不对，挥师北上。可惜项英始终抱有幻想，迟迟按兵不动，遂酿成大错。血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统一思想，必须有一个极具权威的领导核心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到了这个地步，主席已经成了历史必然的选择。

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文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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