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如何解决好这一事件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事变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成为对共产党人驾驭形势并将其引导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能力的考验。此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待命出发的新四军部队
一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手稿
二
“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这个斗争方针一经形成，毛泽东就采取重大步骤，对其加以巧妙运用，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高超的统战艺术。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揭露真相，争取舆论。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首先就要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在全国通过新闻媒介和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把事情的真相传播出去，以动员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了谈话，历数了近几年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件，“昭昭在人耳目”，指出此次事变只不过是“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毁异己力量之大阴谋”。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抨击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和实行反共政策的罪行，提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案。
在国统区，周恩来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展开斗争。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当晚，周恩来愤怒地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又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抗日根据地，通过报告会和大会声讨等形式，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揭露和谴责。《新中华报》从1月16日开始到2月初，陆续登载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谈话和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的通电、社论等。以上斗争，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迫使“国民党已转入了辩护(防御)态度”。
第二，刚柔相济，游刃有余。毛泽东坚持在政治领域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攻势，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党在斗争中刚柔相济，游刃有余。这正是毛泽东高人一筹之处。
毛泽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这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毛泽东的策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用我们的政治攻势之手来缝好由蒋介石进攻撕破的国共关系的裂口。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提出与我党谈判。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如不实行12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的'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12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蒋介石本来就没有谈判诚意，更不愿接受12条，谈判只能告吹。蒋介石又一次输了理。
之后，蒋介石又希图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党参政会以掩盖自己罪行，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洞悉其奸，2月7日，致电周恩来注意蒋介石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时指出：“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于他不利。”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致函参政会秘书处，提出12条，“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决前，泽东等碍难出席”。对此，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张冲出面多次与周恩来交谈，要中共收回12条，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复阐明立场：不按12条解决事变，拒绝出席。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骗局，2月28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有所让步的《临时办法十二条》作为中共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但仍为国民党所拒绝。
3月1日，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未出席。为向全国表明中共未出席的原因，《新华日报》以增刊形式发表了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全部资料文献，让全国人民知道中共仁至义尽，使蒋介石玩弄政治阴谋的行径大白于天下。中共再次赢得了主动。
第三，积极防守，针锋相对。皖南事变的处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他最反对消极防御，讥讽那些为防御而防御的人是“最愚蠢的人”。他一贯主张积极的防御，以攻代守。他认为“只有积极的防御，才是真的防御”。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所提的“在军事上取守势”即源出于此。在军事上不首先开第一枪，但在战略部署上要针锋相对。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与蒋介石针锋相对，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原以为解决新四军军部、撤销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就瓦解了，可以大大削弱共产党的力量。谁知适得其反，新四军不仅没有瓦解，反而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在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的关心和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正如周恩来所说：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们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不受蒋介石的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3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
蒋介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皖南事变以后，他继续打着抗日的幌子，调兵遣将，部署兵力，伺机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中共中央命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迅速作出反击顽军的全面部署，随时准备自卫作战。
由于中共在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守、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被迫取消进攻计划，转入防御。新四军又一次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对于“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方针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1941年2月14日，他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介石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晋察冀边区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三
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此方针之后，经过坚决有力的斗争，很快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赞同。而国民党顽固派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制造反共事件，倒行逆施，使他们很快失去了民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动抗议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幼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党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的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蒋介石集团的意料，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更是他原来所没有估计到的。在被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他们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
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的正确措施，使濒临危机的国内局势重新好转，共产党的地位显著提高。从此以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文章来源：《党史纵览》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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