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范式与分析方法
“苏联范式”批判
导言
1979～1989年期间，是中国的经济实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10年实践的改变必然要求理论的改变。客观地说，在这10年中，我们还不能说经济理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像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样）。但是，正是在这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在经济学界的各种争论与思考当中，在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提出与讨论当中，孕育着以后的改变。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来说，1979～1989年的10年，是从旧的“范式”中探讨新问题、提出新思想的10年；是试图“改造”原有的范式使之能适应于对新问题进行分析的10年；是试图在不打破旧的范式但又引入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面对新的实践挑战的10年；是试图学习、利用、吸收新的范式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总的来说还未能摆脱旧的范式的束缚与局限的10年。
（一）“范式”与我们的“原有范式”
“范式”（ Paradigm）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用工具的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库恩（TS．Kuhn）的“科学危机”与“科学革命”理论中，范式的“危机”、破裂与演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与集中体现。在一个学科中，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并因而表现出“学派之争”（指理论学派，而不是“对策”学派）。但一般地，在定的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会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主流范式”或“主导范式”的东西，代表着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与方法。“主流”与“非主流”在一定时期之后是可能“换位”的；而在另一些特殊时期，可能根本不存在“非主流”，而只是某一范式的一统天下（在某特殊的“诸子百家”时期，可能不存在什么可以称得上“主流”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假定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将一种“主流范式”称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理论范式。比如，我们可以把一种范式称为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我们丝毫不否认这期间在中国经济学界内还有一些人（哪怕只是个别人）在使用或倾向于使用另外的范式。
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以及1979～1989年期间的范式，应该说仍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个范式。人们后来习惯于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实际上，这套东西究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此我们这里不可能作详细的论述，更不能作一简单的判断，但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一“教科书”所提供的范式称为“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简称为“苏联范式”。这样一种提法，我以为现在至少对于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谈论“范式”的时候，有了一个特定的所指。
中国经济学界在1979～1989年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
（二）理论向何处去
1979－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理论的特点是“科学危机”，其表现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感到了原有范式的严重缺陷，认识到新的实践要求有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而这样的理论是原有的范式所没有或不能提供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多数人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样个问题，总的来说并不十分清楚。这不是说人们（每一个学者）心目中没有一些主张，没有一些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看法，而是说还没有一个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的发展方向，更不用说为大家所能共同接受的从而能够被称为“范式”的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
在大量的论著与争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大致上存在着以下三种理论主张或理论倾向：
第一，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正确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意”，在于加进了许多斯大林的不正确的观点。因此，改造原有范式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在于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解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此时大量的论文都把工夫用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引经据典上（很少再像前３０年那样对苏联版教科书或斯大林的理论进行引经据典，而是相反，一般都把苏联教科书当做批判对象或隐含的批判对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地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一些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反映在一部分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的论文当中，反映在那些试图构造“新的理论”，包括引入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的论文当中。
以上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原有的范式基本上还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或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无论是用哪种方式进行修改或补充（在很多情况下以上两种主张可以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当中，反映出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的观点应该说是当时的“主流”，是经济学界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这也反映出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个基本现状，即绝大多数人从知识结构上说还都是“属于”原有范式的，人们所熟悉、所掌握、所运用的还是原有范式中的概念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多数人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范式，提出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要求，也就是“转换范式”，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总的来说还没有超越原有的范式。
与此同时，在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当时他们当中多数人还是研究生）中间，产生了下面的另一种倾向。
第三，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对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基本上是无法应用的，因此应“干脆”放弃原有的范式，直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这时人们对“西方经济学”了解得还不够多、不够全面，更缺乏细致深入的理论比较，因此这种理论观点即使产生了，也还缺乏深入的论证，只是在自己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当中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而并没有像其他观点那样，得到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并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加入到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当中去，没有在这样的讨论中公开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只是在试图用新的方法分析问题。在当时多数的理论“争论”中，看不到这样的“一派”，就说明了这点。但这并不说明当时于不存在这样的倾向。
（三）基础理论问题
像任何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正是这些基础理论，构成了作为“范式”的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不同的理论范式的特征，正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基础理论。所谓基础理论，是由那些作为逻辑出发点的理论内容和概念体系构成的，这些内容的变化，将引起对其他许多具体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改变，并引起经济学面貌的根本性改变。在一个经济学理论研究面临着改变“范式”（无论人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必然会不断地“回到”基础理论问题上去加以探讨。研究基础理论的人数的多少、论文的多少，其实正反映出人们对理论范式的相信程度或变革要求的强烈程度。对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反映出根本性的改变即将发生。
正因如此，1979～1989年是人们对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很多、很频很广的10年。这些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它们是在人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中而被逐步“追溯到”的，因此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第二，它们是在理论结论与实践结果之间的矛盾被认识到之后被提出来加以讨论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有理论的挑战，因而具有明显的论战性质；第三，由于当时人们对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的思考，仍然是在原有的理论范式中进行的，因此，所谓“基础理论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原有理论范式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任何理论范式来说都是“问题”，但在这里，这些问题是用原有范式中的特殊术语、以原有理论的特殊方式提出的，具体地说，就是用“苏联范式”中的语言和方式提出的。
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生产关系几个方面”的问题和“生产力经济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问题（与上述三个问题相关的是“劳动力所有制”问题）；“价值决定”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与'基本规律””，等等。
（四）本文的任务
本文的任务主要就是对于于这10年间发生的围绕上述基本经济理论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作一简要的回顾，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历史背景和与当时实践的关系、它们的实质性内容和它们与原有范式的关系做出简要的具体分析。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理论史”上发生的讨论作一客观的记录。但是，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将试图在具体介绍各种理论观点之前，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对当时的争论作一些评价。但这些评价原则上不是评价某一种具体的观点，而是对所争论的问题的性质与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实质，作一些分析。同时，我们将力求做到不使这种评价影响到材料的取舍。
像任何“理论史”一样，我们不可能注意到当时出现的所有观点和所有论著，遗漏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叙述的简洁明了，我们将主要着眼于“观点”，而不着眼于“人”；在涉及人的时候，将着眼于主要问题上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不一一提及对某一问题有所贡献的各个学者。
摘选自《樊纲自选集》，P35-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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