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 韩佳瑶
（本文来源于中国文物信息网 2004-3-1发布）
前 言
１９８６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罕见的青铜人头像、面具、人立像、金器和玉石器。其中以一批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最为引人瞩目，国内外学者围绕着这批全新的考古发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回顾三星堆考古发现的研究现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器物研究，关注青铜器和玉器的生产技术、纹饰和造型。二是古蜀史的研究，充分利用历史文献或古史传说与考古发现相联系，以考证文字记载的可信度。三是关于三星堆文化性质的探讨，比如三星堆文化所体现的古蜀族祭祀宗教形态，以及该文化与长江流域其它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关系和影响等。
上述的探索领域对于我们了解三星堆文化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批独特的出土文物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产品，处于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ＣＦＨａｗｋｅｓ）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所确立的考古学研究三个难度级别中较难应付的范畴，这就是了解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远比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来得困难。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读考古发现中那些已逝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内容，显然需要更强大的理论能力和更广泛的信息库。
本文试图从三星堆青铜器使用方式入手，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宗教形态，并藉此管窥这种宗教形态大致相对应的社会结构。
青铜面具的巫舞因素
三星堆青铜器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一批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面具和人像。由于这些发现前所未见，因此对其功用也众说纷纭。首先先要了解一下原始宗教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然后才有可能领会这类特殊器物的用途。
根据人类原始信仰发展的四种模式：个人宗教、萨满教、群体宗教和教会宗教的定义来看，三星堆文化所显示的宗教信仰虽然在规模上接近群体宗教，但是从形式上看更像是萨满教，充满了巫觋的特点。关于萨满，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萨满教是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以及亚洲北部阿尔泰语系民族中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一词为满——通古斯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也用来称呼萨满教巫师。因此，萨满就是巫，或是巫的一种。《说文》中有：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以舞降神”就是以舞蹈这种方式来达到通灵和降神的目的。
李零认为，中国早期宗教，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巫术”，或西方学者所谓的“萨满”；二是“方术”；三是“礼仪”。并指出，巫的服务范围比较狭小，职能技巧缺乏分化，和民间有不解之缘。张光直也探讨过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巫觋因素，指出巫觋就是萨满，该宗教的重要作用就是通神，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就是巫觋通天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张光直总结了巫觋贯通天地、见神视鬼的８种工具和手段，这就是：（１）山，巫师要通过高山进入神界；（２）树，是常见的登天工具；（３）鸟，被视为天帝之使；（４）动物，作为牺牲，或借动物的灵魂作为通神的手段；（５）占卜；（６）仪式与法器，是巫师沟通天地的道具与象征；（７）酒与药物，一方面是供奉祖先或神祗，另一方面可供巫师饮用使之达到通神精神状态，使之产生亢奋与幻觉，“见鬼狂走”、“通神明”；（８）饮食乐舞，“巫祝以歌舞为其重要技能，所以降神致福也”。
三星堆的发现几乎涵盖了上述巫觋工具和手段相对应的大部分器物或特点，比如青铜器中有立鸟的神树、鹰首风格的凤鸟和鸟头勺把、青铜兽面、象牙、尊和 等酒器、盘形？轮和金杖。虽然目前未见占卜的迹象和山形的象征物，但是高达２．６２米的青铜人立像所承载的器座上似为山巅云气的造型，十分耐人寻味。而其中最值得思考的是这些青铜人面具的作用。 虽然有人指出三星堆的面具太大不能作为“傩舞”用途，但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具除了一号坑的一件尺寸太大不适合佩戴与手执外，其他如一号坑的一件（Ｋ１：２０，高６．５厘米、宽９．２厘米、厚０．４厘米）与二号坑出土的其他突目面具和兽面具都比较小，都有佩戴或手执的可能。比如近代我国鄂温克族萨满的祭祀面具就是以铜片打制而成。达斡尔族的祭神典礼上所供面具“阿巴嘎尔迪”也是用红铜制成的人形狰狞面具。
虽然我们现在难以理解这些面具在原始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民族志的资料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比如，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努克沙尔克印第安人中，人形面具是神灵的具体表现，它们总是在祭祀活动中使用，在宗教舞蹈上佩带。除了在宗教仪式上，这些面具永远秘不示人，也从不悬挂。他们认为，这些面具代表了降临人间的神祗。
解读三星堆青铜面具可能是原始巫舞道具的最直观和最有力的证据，当属二号坑内出土的一件人身形铜牌饰（Ｋ２③：１０３－２７），《三星堆祭祀坑》一书中对这件铜牌饰作了这样的描述：“器物似人的背部，中部有一浅脊，下有双腿。背部有两组相同的花纹，似为倒置的变形鹳鸟纹。上组为两鹳鸟，下组为三鹳鸟，鹳鸟之间有两两相对的勾状纹。上下鹳鸟纹之间有一带状网纹”。
然而，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铜牌饰正确的放置方法可能刚好和书中理解的相反，应该是倒过来的，即“双腿”在上。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放置方法（即“双腿”在下）去观察，铜牌饰上所刻图像着实有点令人费解。原先形容其为“鹳鸟纹”也很勉强。而当我们把这个铜牌饰倒过来看时，原先那些奇怪的“变形鹳鸟纹”就变成了头戴突目面具，身披羽衣的舞人。
根据《周礼·春官·乐师》的记载，祭祀活动的舞蹈共有六种：帔舞、羽舞、皇舞、旌舞、干舞和人舞。又据郑司农的注解，其中帔舞、羽舞和皇舞这三种舞蹈的装饰都和羽毛有关。铜牌饰上刻画的这些披羽舞人也许正是三星堆青铜面具用于原始巫舞的直接写照。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模拟重建这样一个场景：大型青铜立人像极有可能是一个大巫师的化身，手中握着象牙，通过象征人神的沟通操纵着人们的灵魂，或是驱魔，或是迎神。它站立在宫殿或宗庙当中，也有可能因为某一次祭祀仪式的需要而出现在露天的祭坛上，周围还有用木质或泥质材料固定的若干巨大的纵目面具和一批较小的青铜头像，象征默默注视苍生的神灵。在祭祀仪式上，面对这些青铜神像，众巫觋们头戴或手执青铜面具和各类法器，身披羽毛，在酒精的作用下，疯狂地跳着某种舞蹈，仿佛已经灵魂出窍，转换角色，达到通神视鬼的境界。
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最好把它们的巫觋因素和被埋入祭祀坑的过程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这些器物很可能曾被反复用于巫觋仪式，比如在一件铜铃上可见长期敲击留下的磨损痕迹，而最后它们被毁坏后埋入地下则可能是由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三星堆先民可能在面临一种不可抗拒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不得不采取这种“破釜沉舟”的极端形式，企求神灵庇护以消弭灾祸。
讨论
如果把青铜器看作是古代宗教习俗的道具的话，那么三星堆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与中原地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直接铸造神灵的偶像来进行供奉和祭祀，这在中原地区佛教传入之前是很少见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有具体面部特征的青铜头像、面具和立人像。他们中有一部分可能被放置在宫殿或宗庙中直接供人参拜，这样它们本身也许就代表了神灵或祖先的形象；抑或是作为祭司举行仪式时用的道具（例如青铜面具）用以转换自己的角色，见神视鬼，驱魔避邪，那么它们的形象也是神灵或祖先的化身。因此，古蜀先民心目中神灵（或祖先）的偶像显得十分具体。相反，中原地区的商人对于神灵或祖先偶像的观念都是很抽象的。无论是由先祖概念抽象出来的“帝”还是自然诸神灵，都是概念上的，而非形象上的。虽然贵族或祭司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但是他们很可能只能通过祭祀活动与神灵进行“神交”，而自己也并不知道神灵的模样。
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祭天金人的记载，比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造金人放置在阿房宫的殿门前。这些金人被称为“翁仲”，鬼神之泛称，但这些金人从来也没有进入宗庙，成为祭祀礼仪的拜祭对象。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考证秦始皇铸造的金人与三星堆人面铜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国早期的宗教信仰或礼仪中没有像佛教那样直接塑造神祗的偶像进行顶礼膜拜是不争的事实。
商周的青铜器虽然也是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道具，但是这些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纹饰多样的青铜器皿具有另一项重要功能，这就是贵族权威和等级法则的象征。这些不同青铜器的复杂组合和搭配，被用来厘定和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象征一个王朝对国家的统治。
从商代开始，每一件青铜器都是在社会每一等级中随贵族不同地位而异的徽章和道具。青铜礼器和武器是国王送到自己领地上去建立他自己的城邑与政治领域的皇亲国戚所赐的象征性礼物的一部分，到了地方上的宗族再进一步分支时，它们又成为沿着贵族线路传递下去的礼物的一部分。青铜器获得这样的地位和意义，是因为它们是礼仪上认可了确立在亲属关系上的贵族政治的祖先拜祭仪式之间的联系关系。从根本上说，青铜礼器是只与地位高贵的人相联合的，因此在礼仪中所使用的容器数目和种类，是根据这些人在贵族政治中的地位而有所分别的。
从商周青铜器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宗教制度，似乎反映了中国原始宗教中“礼”的雏形，这就是“天人合一”和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虽然商人盛行占卜等巫术，但是巫觋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不高，而且很早就受到“礼”的压制，在宗教信仰中不具有支配地位。但是，三星堆青铜器和其他祭祀器物的结构特点明显具有强烈的“巫觋”特征，它们显然缺乏商周青铜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相对于三星堆的神权概念）和地位分层的象征性。商周的青铜器的特点和使用方式暗示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结构的复杂程度，其繁缛的纹饰设计并非简单地用来表现神鬼的狞厉，而是隐喻权势和等级的森严。从三星堆的青铜器而言，其结构特征显然缺乏上述的象征意义，它们较为突出地表现为“以舞降神”和“沟通人神”的萨满特点，社会复杂化程度显然较殷商为低。
在中国的考古研究中，冶金术的发展常被看作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一定能够对应。比如，玛雅和印加帝国的社会生产技术一直停留在石器时代，西欧的青铜时代一直是酋邦社会。因此，我们应当避免仅仅根据青铜器的物质文化比较，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作出社会发展层次类比的简单推断。
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ＥＲ，Ｓｅｎｉｃｅ）确定的四个相继的社会发展阶段大体上被国际学界所接受，这就是：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其中，酋邦是介于原始平均主义社会与强制性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具有集中的政治体制，等级制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缺乏国家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垄断的强制力量，酋长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虽然三星堆文化显示有早期文明社会那种控制珍贵的舶来品如象牙、制造和使用青铜器，并调动大批劳力从事奢侈品生产的特点，但是三星堆青铜器所显示的强烈巫觋特点，以及缺乏商代青铜器社会等级地位分层的标志，显示其社会结构还处于以神权为维系机制的酋邦社会。换言之，尽管在物质文化上与殷商有相近之处，但是三星堆文化的社会发展层次和运转机制更加接近于华东地区的良渚文化，而较之殷商文化不同。
从酋邦社会宗教和社会体制的比较来看，宗教信仰在早期文明的发展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过于荒诞和刻板的宗教信仰在早期文明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往往大于正面影响，因为僵化的神权体制会削弱社会的应变能力，成为酋邦和早期国家社会进一步向更高层次演进的包袱。正如柴尔德所指出，对于条件简陋的社会，变革可能是充满风险的。因为这些社会的成功全部仰仗每个社会成员在正当的时间、用正当的方法、去从事被证明是正当的事情。这就给全社会设置了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被制度化，并被宗教信仰与敬畏奉为神圣。早期复杂社会在适应上本来就比较脆弱，其发展一旦受累于固执的信仰体系和刻板的运转体制，其崩溃就难以避免。
商代社会的宗教体制中虽然有大量巫觋因素，但是看来社会的运转和宗教信仰大体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对“礼”的重视，促成了以世俗权力为依靠的社会统治机制的完善，并相对压抑了“巫”的作用，使得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宗教体制中没有过多地受到神权的制约。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中国大地上早期文明犹如“满天星斗”。但是，像良渚、三星堆、山东龙山文化等发展层次相当高的酋邦社会都难以逃脱衰亡的命运，而中原地区的酋邦和早期国家能得以持续发展和绵延，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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