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向读者的致歉
本文专为2011 年6 月16 日—20 日在兰州大学举办的设计批评研讨会而作。文中表达的观点基于笔者在特温特大学教授设计史的讲义而撰写，无论其价值如何，这些观点都是从未发表过的。笔者是在仓促中撰写的这篇文章，因此提交给研讨会的版本在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是极其有限的，笔者对此表示歉意。在将文章提交给《装饰》杂志之前，笔者又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这篇文章有其独特之处——在笔者所知范围内，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在注释中采用图片形式的学术论文（见注释6、11 和17 及之后）。最后要说明的是，正文中的插图并不仅指其个体，而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以功能主义设计与后现代主义设计进行对比的形式呈现。（J.W. 德鲁克）
摘要
本文分析了“好”设计和“坏”设计在功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不同定义。首先，笔者尝试论证了功能主义这个主导了20 世纪的设计范式，它深深植根于人文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之中。人文现代主义世界观是20 世纪的伪宗教，功能主义标准的“好”设计直接遵循了这种世界观，因此其本质是具有伦理意义的。这暗示着被其信徒所严格遵循的功能主义并不是“短暂的时尚”风格，而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功能主义的“好”设计被认为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独立存在的。在20 世纪的最后25 年，后现代主义者成功地挑战了这种普适性，在他们看来，功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如同其他的许多文化一样），它伴随西方世界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20 世纪中叶时达到高潮，并从那时起（像其他所有文化一样，一段时间后）开始呈现衰败之势。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功能主义“普适性主张”的这种破坏是基于其有利的论据而应被认真对待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基础，它根源于对“什么是产品的本质特征”观点的根本转变。在功能主义那里——毫无疑问！——这个本质特征被认为是产品的功能性。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个本质是“意义”，而“意义”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始于一种假设——产品的价值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对什么是“好”设计和“坏”设计的判断上，从本质上是持有一种审美的而非伦理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意味着即使后现代主义对功能主义设计范式的批判有效地削弱了其普适性的价值观，然而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后现代主义的原则是：“意义”由文化所决定——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在不同 的文化语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可以 被认为是“解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因此，可以推断后现代主义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功能主义的范式，却没有提供给我们另一个如何分辨“好”设计与“坏”设计的准则。就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功能主义原则的盲从而言，后现代主义以“怎样都行”取代了功能主义的“形式服从功能”，这也许让我们睁开了双眼，但最后，它也让工业设计师们两手空空……
图2-3：书架: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一、人文现代主义与伪宗教
从比较的、元宗教的视角看，所有的宗教都很相似。[1] 例如，它们都就如下四个同样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我们为什么存在？在这个尘世，我们该如何按照造物者的意志去行动？以及，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
我承认，对于一篇设计批评的论文来说，这个开头有点奇怪，但是，无论你相信与否，如果你与我一同探究这些问题，很快我们就会再进入“什么是好的/ 坏的产品设计标准”的讨论。
不但各种宗教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而且它们在回答问题的方式和结构上也惊人地相似。所有的宗教都预设了一个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即全能的权威：上帝、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他知道那四个问题的答案。所有宗教也都预设上帝以某种方式使他的知识能够被人类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大量宗教文本的形式。最后，所有宗教都有其神职人员，这些宗教专家的任务包括解释宗教经典，将其翻译为信徒的行为准则。[2]
图4-5：长椅: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标准的百科全书认为有五种世界性宗教。但是假如着眼于每个宗教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第六种宗教。这种忽视并不是因其规模——它的信众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加起来都多，而主要是由于即使按照最基本的标准，在相关的语境中它也很少被认为是宗教。这种宗教是以人取代了上帝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最好称其为“伪宗教”。笔者所指的这种世界观，在西方文化里，至少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已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人们一般称其为“人文现代主义”，简称“现代主义”。[3]
现代主义将科学作为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所以上帝这个造物主、无所不知的权威被“砰”地一声赶下了舞台。这里的“砰”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现代主义就是用宇宙大爆炸理论取代了《创世记》最开始的内容，此后，只有通过物理学研究才能够获得真知。这种向人类揭示知识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其他“真正的”宗教的。所有宗教都赋予知识一种不变的、永远有效的、启示性的特征，而现代主义认为，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揭示出来。这就是“进步假说”的核心所在，根据这一假说，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不仅是与牛顿的不同而已，它实际上更高级，即与他的前辈相比，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更好说明。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物理学家，他们比爱因斯坦更为高级。[4]
图6-7：酒杯: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在我们的文化中，现代主义尤其流行，其代价是传统宗教的衰落。现代主义的广泛流行使我们看不到如下事实：用存在主义的词汇来说，任何“真正的”宗教，无论其经验基础多么有说服力，世界观都是失败的。其核心观点是：与“人文的”这一形容词相反，人文现代主义完全是无情的——从“无情”最自由的意义上来讲。毕竟，假如我们周遭的世界，包括我们，都是冰冷的自然规律的结果，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所关注的外在世界没有任何意义，片刻的意义也没有。实际上，现代主义只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此得到了回答。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对于其他的问题，它所能说的要么是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假如上帝不存在，你如何能够按照上帝的意图去行为呢？），要么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经验上是不能够得到检验的，因此属于形而上学的臆测，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真正知识的范围。只要上帝消失了，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往生之后在天堂里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人文现代主义不能为人类的行动提供一点的指引。而且，当人们遭遇到对死亡的恐惧时，现代主义在为人类提供安慰的方面是完全失败的，而这正是“真正的”宗教的基本功能之一。现代主义唯一的用处是告诉我——我完全是发生在几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以及无限的因果关系的任意结果，这些都是物理规律盲目驱使的结果。然后它这样结束其告诫：“哦，关于对死亡的恐惧？当然，是讨厌的情感。人类有这样的情感。你知道，你不应该让这样的情感困扰你。这样才是最好的。祝好运，朋友。”
当然，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其世界观中这一惊人的缺陷，他们热切地寻找各种方式缝补现代主义这双袜子上明显存在的漏洞，他们是按照如下的方式做的：
基本的弥补方式是从技术中寻找。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技术构造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整个方法，技术可以有助于减缓人类的欲望或者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两者在该语境中可以说是相同的。因为技术以科学的洞见为基础，因为科学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因此技术也能够向前发展，并不断地带我们向上进步。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阿弥陀佛！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古老的美好的进步预设。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永远能够很好地满足长时期人类的需要。科学进步促进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得比我们更好，而他们的孩子将比他们更好。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天堂之前被现代主义者所破坏，现在又从后门溜了回来，尽管现在它看上去与宗教的描绘已经大不相同。天堂不是在尘世生活之后出现了，而是就在其中；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将来。对那些坚信来生能在华丽的天国团结在上帝周围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无疑完全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无法否认，它为人文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线希望。
图8-9：灯具: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二、功能主义的伦理根基：包豪斯和无产阶级
很难确定功能主义什么时候开始了其胜利的征程，但我们能看到早在19世纪时，设计中的功能主义思想就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把克里斯托弗? 德雷塞设计的水罐和酒杯的图片混进包豪斯晚期的一系列作品图像中，笔者敢保证，除了资深的设计史学家外，没有人会对此生疑。[6] 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功能主义纲领第一次清晰地出现是在包豪斯时期。[7] 这发生在包豪斯1919 年成立之后不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后，格罗皮乌斯发表了“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的演讲。这一著名演讲第一次将技术作为设计的核心，因此提出了清晰的、直接的现代主义世界观的观点。包豪斯只繁荣了十年多：从1923 年到1933 年，最终被纳粹作为犹太教- 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暴动的温床而消灭。然而，在这个短暂的时期——无疑是历史上最混乱的设计阶段之一，却产生了一种最清晰、最融贯的设计哲学，它将会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直到20 世纪末期。
图11-12：博物馆: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三、功能主义视角的设计批评
功能主义的核心[8] 是：设计过程是由一定原则决定的，这些原则可被归纳为“十诫”（见表1）。机械化大生产要求产品设计应该使得标准化构件能够被简单轻易地组装。功能主义将这一要求转化为以最基本的几何形状（平板、立方体、球体、圆锥体）或者有机形状（如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为基础的设计语言。这些有机形式可能一开始很有原创性，但是很快它们就被抽象到一定的程度，将任何自然的变异的意味都排除在外了。功能主义还认为，在设计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品应该被设计得最适合于其本身该进行的工作。回答如何发现产品应该进行什么工作问题的是，一种来自于人文现代主义教义的直接推理。每一种产品，从飞机到茶匙，都有其最理想的、典型的形式。产品就要完美地完成其被设定的工作。当前，我们的技术状态可能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新技术将会被不断地应用到设计上来，理想就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断地被接近。功能主义要求产品设计必备的功能性，可通过研究使用者已有产品的相似功能、使用者的行为方式和各类人群的使用意愿而得出。这种结果就是“需求研究”（PoR），它必须与现有的技术水平相结合，得出若干设计概念，并从中选择最接近“理想”的产品形式加以实现。
图14-15：童车: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对设计过程进行这种严谨的科学解释的结果是，功能主义者的伦理也来自于科学标准。其基础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知识论教义——“奥卡姆的剃刀”，即当我们面临两个理论，而两者都能够给出非常相似的、同样准确的预测，且我们必须在两个理论中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两个理论中相对简单的那一个，根据其所使用的理论预设的数量来判断。假如理论A 说，重力是苹果向下运动而非向上运动的原因，理论B 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另外补充说，重力是由来自于另一个太阳系的能量引起的，那么，我们应该选择理论A。毕竟，理论B 另外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解释苹果落地所需要的东西。此外，它可能会真的阻碍我们进一步的推理。假如我们将“奥卡姆的剃刀”理论运用到产品设计的原则上，那恰好是功能主义设计的颂歌：“形式服从功能”。一个产品的功能应在其设计中得到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的清晰表达。根据这一论点，功能主义的十诫可以被理解为向设计师提出了四个基本的“可为与不可为”原则：
1. 忠实地使用材料。换句话说，水泥必须看上去像水泥，钢材必须像钢材。不要让大理石看上去像木材。
2. 追求最简单的形式和色彩。换句话说，以最基本的形状和最简单的方式来建构产品。色彩的使用也是极简的：风格派的黄红蓝与白黑灰就足够了。
3. 尽量使产品的功能清晰易懂。换句话说，产品所要实现的功能决定了其结构，而结构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形式。
4. 设计严格遵循极简主义。换句话说，在设计中排除所有无益于产品功能的东西。要记住：设计精良的产品，只须观者的一瞥，就能够得到其赞扬。要做到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9] 以至于（这已变得平淡无奇了）绝对禁止装饰。装饰做得最好也对显露功能没有任何贡献，最差时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用奥卡姆的剃刀给它来个横扫，将其赶到一边去！
图16-17：服装: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功能主义的科学——技术基础也要求普适性原则。按照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理性在知识论中是普适性原则。当然一些种族群体（当时人们可以没有一丝不安地称其为“原始部落”，例如俾格米人）并没有把理性当做我们关于世界知识的最终来源，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只要让历史进程发挥其有益影响，在你知道之前，每一个俾格米人都会变得像麻省理工的教授一样理性。在功能主义中，这被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设计优良的产品具有普适性的良好功能，它们独立于其被使用的具体情境。这一思想说明了为什么在面对文化和种族差异方面的产品适用性评价时，功能主义就像蝙蝠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设计过程中，这些差异因素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进去。这就是在20 世纪20 年代在包豪斯孕育出的设计哲学，在包豪斯的后继者——乌尔姆设计学院手中，这一哲学日臻成熟。
然而，在20 世纪70 年代，功能主义失去了其统治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现代技术的大规模信仰（也称人文现代主义）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功能主义与人文现代主义关系密切，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在20 世纪晚期灰飞烟灭的时候，功能主义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功能主义的终结由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批评运动引发，给产品设计领域带来了一场危机。在下一部分，笔者将试论何时及为什么现代主义突然变得过时了。（未完待续）
4 何时（以及为什么）现代主义（即功能主义）过时了
今天，对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批判似乎显得很时髦。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尔姆模式在设计教育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从荷兰的设计学院 和德尔福特科技大学，意大利的多姆斯设计学院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乌尔姆是所有欧洲顶尖设计学校的蓝图。乌尔姆功能主义多年来用其铁拳统治着欧洲的设计界，从打字机到灯具，从咖啡机到邮筒。这当然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乌尔姆将美学与伦理等同视之的理念本身就显得有些傲慢自大。在乌尔姆人的眼中，任何喜欢天鹅绒面的“祖母的沙发”而不是马丁?维瑟的BR027’ 长椅的人，都是品位低下的、落后的可怜人，他们看不到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光明的未来，或者说他们起码是非常缺乏文化教育的人。这有些言过其实吗？一点也不。早年的《好房屋》杂志（20世纪60年代荷兰的功能主义杂志）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海牙市政厅中的一间市长办公室（当然是小布尔乔亚式的）。我们可以看到，评论者冷酷地指出，能把房间的品位搞得如此之差的设计师肯定是二战期间荷兰的纳粹分子。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人们仍然谈论功能主义是可以被理解的，这就像是家庭中也会带着伤痛和厌恶的情绪，谈论着专制家长主义的传奇。当然，祖父肯定有其自己的风格，但是，天啊！他真的过时了。他这么直挺挺地死掉，不管怎么样，至少对于祖母来说是件好事。人们至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功能主义与人文现代主义的强势发展一起打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现在我们并未彻底迷恋它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忽略了大众消费现象这一事实；其次，功能主义用了太长时间才渗透入市场，假如我们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只能发现功能主义与大众消费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状况。
电唱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二战结束之初，形式纯粹的功能主义一开始将其目标瞄准了错误的群体：富人，成熟的中产阶级。其最纯粹的形式可以在诸如博朗公司、西门子公司、奥利维蒂办公设备公司、沃尔沃和奥迪汽车公司生产的家用设备和音响设备中看到，他们每一年都在追求技术上的逐渐完善——就像奥迪的广告说的那样，“在技术上走到竞争者的前面”。拿来任何一本关于20世纪设计的书，或者参观任何一间设计博物馆，你会看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制造商都是众所周知的现代设计象征。直到今天，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
假如我们要告别功能主义，我们必须要问，功能主义的胜利是否不应该被看作得不偿失的胜利。毕竟它的信条提高了社会地位低下者的物质福利。可是在哪里我们能更多地看到布劳恩的唱机、西门子的厨房设备和奥迪汽车呢？当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但在工人阶级中呢？我们却看不到。在资本主义高档郊区的豪宅中进进出出的，大多数是踌躇满志的医生、理想主义者的律师和左派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提高大众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批评功能主义时最重要的论据之一，这种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诸如此类的论据就将功能主义从专业领域的宝座上拽了下来。
然而，这样指责是错位的。正是在这种批判爆发的年代里，历史上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大众消费的时代。 也正是在此时，大多数人开始能够在日常所需之外，承担起一定数量的奢侈品消费。除非用“包豪斯的古老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说法，否则很难解释这一现象。但是，请注意，古老的包豪斯预言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某种政权统治着他们理想的实现。
功能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可能会回应说，“不错，但是这只能说明大众消费时代实现了可追溯到二战之前的那种理想，这种理想是被一些先进的、现代的头脑所认同的。但尽管如此，它与肤浅的民主功能主义毫无关系。这种功能主义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而且两种功能主义之间彼此也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有联系的！今天，当你走过商店（现代大众消费文化最大的拥趸），如百货商店、DIY连锁店、主干道两边的商店，你会一眼发现其中的产品设计都是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产品形象的后裔。所以，功能主义者当然实现了它对社会的承诺，然而讲究的设计大师们却对其取得的成果傲慢地嗤之以鼻。
汽车: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功能主义在专业圈里失去了其作为普适性原则的统治力，但是恰好与此同时，同样的原则在愿意花一下午时间去逛宜家的人们那里却明显地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悖论，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提供的解释似乎并不包含太多的水分。批量生产以及产品因此而失去了独特性，这是功能主义在职业设计师中失去吸引力的唯一理由吗？为什么其原有的特殊魅力像六月天的雪一样迅速消失了呢？仅仅是因为功能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得通俗，设计批评家就抛弃它了吗？这将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产生很大的矛盾，后现代主义认为功能主义实际上是隐秘的、精英的设计哲学。当它最终失去了对精英们的吸引力，它就会被当作垃圾一样地倒掉。肯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但是在哪呢？
实际上，确实有其他原因。大约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功能主义失去了其在专业人士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它的精神基础——人文现代主义也正遭到持续的攻击。它受到了一些可怕的创伤，尽管还不至于被完全赶下舞台，但肯定是对其一直以来的强势的沉重一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标志性的思潮是无限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但是20世纪70年代它让路于对技术统治世界的怀疑论和悲观主义。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其背景可以在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事件中找到。它们加起来，对人们的未来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技术疯狂带来的社会危机，对于那些愿意聆听的人来说，警告的声音在更早些时候就可以听到。这并不限于那些小说家关于未来的黑色幽默，例如阿尔杜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在《隐藏的说服者》（1957）和《废品制造者》（1960）中，美国经济学家万斯?帕卡德表达了他对消费文化过分之处的愤怒。蕾切尔?卡逊——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在《寂静的春天》（1962）中谈到广泛使用DDT导致全球污染，而瑞士化学家保罗?赫曼?穆勒正是因为这种杀虫剂而赢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奖。拉尔夫?纳德尔在《任何速度都不安全》（1962）一书中毁掉了雪佛兰的科威尔，使得通用汽车公司非常恼火，他们监视了纳德尔很多年，试图抓住他的违法行为作把柄。然而，这些预言家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直接的影响。技术进步的颂歌非常嘹亮，盖过了少数病态预言家房间里传出的刺耳的不和谐声音。
收音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在接下来的几年，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系列灾难。这逐步使人们看清，成熟的技术体系远比人们至今想象的要脆弱。而且，假如有些事情做错了，那么其后果也会完全失去控制。这里只举一些例子：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在1965年3月30日完全被北越共产党（越共）的炸弹所摧毁。这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困惑不已，技术最先进的军队竟然无法赢得与原始游击队伍对阵的战争。在这次袭击之后差不多10个月，人们得知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坠入了西班牙帕洛玛雷斯附近的海域，机上带有四颗氢弹，很悲惨，这些氢弹现在都在地中海海底。五角大楼才几天后宣布这个消息。1967年3月18日，托雷?卡尼翁号，一艘61000吨的油轮在英国的康沃尔地区翻船。英国和法国的海岸被油污覆盖了很多天。悲哀的是，那时还不知道这类环境灾难的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英国皇家空军用燃烧的方式炸毁废弃的油船。现代科技的绝对旗帜——航天工程在当时也制造了受害者。美国航天员格里森、查菲和怀特在一次训练中死于阿波罗号的宇航船舱中。在托雷?卡尼翁号事故的一个月之后，俄罗斯的宇航员科玛洛夫乘坐联盟1号太空舱返回地球，因在7000米高空时降落伞发生故障而坠毁。同年在东德和比利时的马特兰格发生了两次燃气爆炸，造成差不多100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在此事故发生的几个月之前，布鲁塞尔的创新百货商店发生火灾，原因尚未查明。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围观者，意味着消防队要几个小时后才能赶到现场。1万多平方米的大厦燃烧得就像一只火炬。疯狂的受害者们从20多米高的大楼上纵身跳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在人行道上。结果是325人死亡，80余人重伤。讽刺的是，因为大火发生在星期一的早上，而比利时的商铺一般都开门较晚，所以这些伤亡人数已经算是少的了。
当然更早的时候也存在技术的灾难，但是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的偶然事件、坏运气，是我们为进步付出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不断增多的灾难，再加上它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令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改变了。这种思潮的转变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原因。 一般来说，我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假如麻省理工学院（可谓是技术的圣地麦加）里面最杰出的教授（他们很少对嬉皮士式的理想抱有同情）接受工业家和政客组成的俱乐部的委托，在他们的报告中警告不受节制的、技术驱使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长期的灾难性后果，那么，事情肯定非常糟糕了。
电话: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亮，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意外事件首先极大地加重了我们对于大规模技术控制的模糊的不安感，其次，《增长的极限》作为对技术灾难和准灾难发生的预告 ，在其出版之后，震惊了全世界。
1976年在意大利的塞维索，霍夫曼-罗氏化学研究所发生爆炸，释放出大量剧毒的二氧(杂)芑。政府一开始并未重视这一事件。最终城市居民被疏散，用铁丝网将城市隔离起来，但在几天中，已经有大量居民（以及他们的宠物）死于住宅区，和数不清的人因头痛、恶心等症状入院治疗。美国一个专家团队建议，70公顷内的所有绿植都要焚烧掉，之后整个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然而，这需要30年的时间，因为在30年内这片区域是禁止进入的。为什么美国人对这种相对少见的二氧(杂)芑知道得如此之多？原因也是很讽刺的。二氧(杂)芑代号也叫橙色落叶剂，美军曾经在北越南战场将其作为落叶剂喷洒在灌木之上，以发现隐藏在下面的越共部队。10月，塞维索居民的1万个病例中有超过1千个是内脏器官衰竭，主要是肝脏和肾脏。1976年底，发现二氧(杂)芑污染的范围要比原先预计的更广。20世纪80年代，来自污染区的数不清的桶装二氧(杂)芑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废旧仓库中存放过。它们是如何被运往这些地方的，并没有人发现。1979年3月，位于三里岛的哈里斯堡核反应堆的冷却泵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一系列的人为判断错误和不正确的操作，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称之为核能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故发生。然而，这个事故只能算作准灾难，因为10万人口在恰当的时候被疏散，核反应堆最终得到了控制。这个核电站（现在已经被关闭）一年后通过了审查，宾夕法尼亚州农业部和联邦环境保护部得出的结论是它并没有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损害。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所有的、位于印度博帕尔镇的工厂发生爆炸，这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最糟糕的工业灾难。灾难的性质可与塞维索的意外事件相比，但是其结果更为严重。爆炸发生的三天后，超过8000人死于有毒气体，超过50万人受伤，大部分是失明。2004年有人做出估算，这一灾难造成2万人遇难。 1979年发生在三里岛核电站的准灾难被广泛地用作反对核能的宣传，但是奇怪的是，它也经常被核能支持者放到自己的武器库里。毕竟，这一事故不是在实践上展示了，无论核工厂有何种缺陷，尽管可能有一系列的人为错误，但是并未必然导致致命的灭顶之灾吗？所以核反应堆是肯定可以被控制住的。这一观点被1986年4月26日的一场爆炸彻底摧毁了，位于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该事故也是由于一系列的错误操作引起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可怕的融化坍塌事故随时都会发生。释放出来的射线是20世纪50年代最严重的空气中核辐射的两倍。灾难后不久，在整个欧洲的大气层中都可以检测到高辐射物质的大幅度增长。
电视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其后 ，突然涌现出数不清的反现代主义、反技术运动，这并不奇怪。这些年一直有大量游行示威反对核能以及反对在欧洲安放巡航导弹。这些年也是一些自称为毛主义者（完全没有自嘲或者反讽的意味）的知识分子，在完全非理性的、反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拒绝触手可得的、大量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新闻，拒绝红色高棉政权下波尔布特对柬埔寨人们的再教育的新闻。他们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谎言。这些年中，我们也看到了1968年失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生抗议留下的创伤，而这一运动本身也有着充满仇恨的、反技术的底色。就像巴黎的学生所喊出的口号一样“权利归于想象！”突然西方世界被暴力的城市游击队员填满了：意大利的红色之旅、美国的望风者、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以及日本的红色军队，所有这些都是由左翼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它们都是致力于推翻西方的技术治理下的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城市游击队仅仅是今天困扰我们的恐怖主义的先行者。
榨汁器: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一开始政治机构对反现代主义运动的回应仅仅是些许的惊讶，但是这种惊讶最终滋养出不那么激进的运动，进而提出了对技术乌托邦的质疑。继而这增强了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反现代主义。令人吃惊的是，那些之前是人文现代主义坚定捍卫者的知识分子都转而变成激进的反理性主义的信徒。无论是在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你会突然发现在那些褪色的蓝牛仔裤和花呢上衣之间，有着红色的或橘色的印度大师奥修（薄伽梵?室利?拉杰尼希）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憎恶功能主义的世界：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意味着，当现代主义变得过时，主导了欧洲设计几十年的神圣信条也被封印了。
5 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设计批评
近年来，设计失去了其便利性——笔者称其为社会民主性——这正是包豪斯-乌尔姆体系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当然是后现代主义。而那又将是什么呢？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是极具折中性的。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普适性真理，而是认为功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如同其他的许多文化一样），它伴随西方世界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20世纪中叶时达到高潮，并从那时起（像其他所有文化一样，一段时间后）开始呈现衰败之势。
从设计批评的角度来讲，重要的是强调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核心位置。产品并非由于其功能性，而是因其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载体或符号才被使用者所注意的。在这个识别过程中，“符号”转化为“意义”，但是...产品被赋予何种符号，取决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这意味着，同一件产品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始于一种假设——产品的价值本质上取决于使用者赋予其的意义，而符号和意义之间的精确关系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这一立场的结果是双重性的：首先，通过区别什么是“可爱、美丽、有意义的”与什么是“恶心、丑陋、无聊”，后现代主义在对什么是“好”设计和“坏”设计的判断上，从本质上是持有一种审美的而非伦理的观点；其次，既然对符号的解释等同于对我们周围世界的解释，那么后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解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
通心粉: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从这个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出发，能够得出对功能主义原则具有破坏性的观点，可列举为“粉碎功能主义十诫” 的原则（见表2），而其中的一些看上去是合理的。
1. 对产品好坏的判断是由其使用者决定的，因此它无关于其设计的基本原理。设计的基础可以是科学的，但也可以是历史的、艺术的、自然的、诗歌的、魔法的，等等。总之怎样都行！
2. 人们对产品的欣赏并非是由于其功能性，而是它对于使用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功能性仅是产品所呈现的诸多意义之一。如果一件产品看上去不错，它呈现出来的意义之一是：“这个东西很好用”。
表2
3. 极简主义的设计使产品的意义受限，虽然它自负得有些可笑，但极简主义的设计终归是无聊的。
4. 功能主义设计缺乏装饰只是假象。功能主义的产品充满了“隐藏的符号”，它们呈现出“隐藏的意义”，并且一直都在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例如，传说中的德国保时捷911。 其设计在装饰上十分精简，但这就意味着它真的是一件“中性”的产品吗？当然不是！它告诉每个人：我是一辆非常特殊的、高品质的、非常昂贵的汽车，因此你可以看出拥有我的人是非常讲究品位的、非常有钱的人，他对于产品，尤其是汽车的鉴赏力是非凡的。
5. 产品的审美经验是建立在它之于使用者的价值基础上的；这种价值是基于使用者赋予它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使用者对产品符号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取决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因此，审美经验是由文化决定的，它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公共家具: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6. 产品并没有什么“理想型”，要直接遵从这样的事实：产品的品质认知度是由其使用者的认可度决定的。一把生锈的、变形的煎锅也许对你来说比任何全新的、高技术的、功能绝对更好的煎锅都有价值，因为生锈的煎锅可以让你回忆起你挚爱的祖母，她经常用这把煎锅来做培根和煎蛋，为儿时的你准备上学前的早餐。你仍然能闻到那种香味，看到她在你面前，也只是在你拿着这把生锈的煎锅的时候！
7. 首先：恰恰相反！它完全取决于产品呈现出的意义。如果一件产品的意义是：“我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精密的产品，而你，可怜的使用者，愚蠢得无法理解我的功能，所以，我猜你根本不会正确地操作我”，那这件产品不可能被其使用者所欣赏。其次，这条观点直接由上一条观点导出：再想想祖母的煎锅吧。
8. 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价值加载，它在一些文化中是珍贵的，但并不是普遍事实。记得乔治?奥威尔写到：“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不管你喜欢与否，他都是对的。另外，既然对于世界的解释缘于对世界里的符号解读，而这个解读系统是由文化决定的，那这里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普适性原则。
9. 功能主义的大规模生产让世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产品，而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今天的“定制化批量生产”技术使我们可以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也就是生产“个性化”的批量产品，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意义。是的，这里有设计师的任务，但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艺术的，而非技术的任务。
10.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每种文化里都有一些精英人士。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些精英人士促成了那些最好的手工艺品的制作，它们留存至今，所有人都将其视作历史上高度发达文明留给我们的有形物质财富。这有什么错？
6 结论
后现代主义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功能主义的范式，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未提供给我们一个有用的替代方法，即另一种可靠的、清晰的如何分辨“好”设计与“坏”设计的准则。 另外，后现代主义在其特质上呈现出强烈的反技术倾向，但是这对于工业设计师来说意义不大：它基本上以“艺术”取代了“技术”作为设计的核心。 就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功能主义原则的盲从而言，后现代主义以“怎样都行”取代了功能主义的“形式服从功能”，这也许让我们睁开了双眼，但最后，它也让工业设计师们两手空空……
太阳镜: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设计师：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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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当然在实践层面上，各种宗教是不尽相同的。在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中，神职人员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然而在新教中，他们被放回到一个基础性的地位，因为新教的焦点是人们自己对圣经的解读。在某些宗教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宗教文本是经过严格审定的文献汇编，而在其他宗教中（佛教、印度教），宗教文本则相对零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特征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在世界五大宗教之中。
3波特，1930；戴维斯，1997。
4以色瑞，2001。
5 当然，这揭示出，与它的追随者相比，人文现代主义更缺乏宽容性，而现代的作者肯定是将自己看作宽容的“追随者”。基本上，人文现代主义一致对外地反对持不同意见者，其严苛程度就像一些世界宗教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宗教领域里，反对派被称为“异教徒”。
6
左: 克里斯托弗?德雷塞，水罐 （约1880）； 右： 包豪斯（玛丽安?布兰德）， 咖啡壶（1924）。
7菲德尔 & 菲拉本德（编著） 1999。
8关于功能主义原则的讨论，见：（比约尔迪克 1991）。关于二战后功能主义优势性的讨论，见：（瑞兹曼 2010，第11章）。一个严谨的功能主义传统方法论的教科书范本，见：（罗森伯格和埃克尔 1995）
9功能主义信条的这一变体来自于荷兰德尔福特科技大学的设计师和学者布鲁诺?尼纳贝尔?凡?伊本。
10 位于荷兰埃因霍温的设计学院现在是一个领导后现代主义设计发展的重地，然而这只是在最近才有的转变——它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严格遵循着功能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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