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罗常培是小学同学。老舍原来读私塾,十岁时转入北京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两等小学堂三年级,罗常培也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两人遂开始交往。当时的同学,罗常培给老舍的印象最深。因为罗的学习很好。下午放学,两人常常到小茶馆去听《小五义》、《施公案》等旧小说,因老舍家境贫寒,听书的钱总是由家境略好一些的罗常培来付。
罗常培眼中的老舍,是一个有特色的人: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集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这相互的认同便结成了他们之间终生的友谊。
三年小学后,因学校改办女校,两人又各自入了不同学校。可上中学又同入祖家街的第三中学。罗常培虽比老舍几乎小一岁,因为跃级,班次却高一级。后来因家贫,老舍不久便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可免收学膳费,还提供制服和书籍等。
1931年初,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寒假回北京,罗常培将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胡絜青介绍给老舍,两人终于并结连理。
1926年底到第二年初,罗常培在厦门大学开经学通论及中国音韵学史,鲁迅先生也恰在这里任教。其时老舍在英国教书,业余时间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脱稿后曾寄罗常培看。罗自认为不是作家,便转给文学大家鲁迅。鲁迅当时的评论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抗日战争开始,罗常培与北京大学一起到了昆明,老舍去了重庆。两位老朋友虽相距甚远,却两心牵系。1941年春,杨振声先生转托罗常培,想请老舍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老舍回罗常培的信很干脆:“不去教书!三年没念书拿什么教人家?”
1941年6月,罗常培到重庆,会到了老舍。老舍当时一人在外,生活亦颇窘迫。罗常培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请老友在小饭馆好好吃一顿。
老友之间,熟悉异常,所以老舍笔下,不由得把罗常培“带”了进去。老舍的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就是以罗常培的情形写出的,只是在后半部,那“歪毛儿”落得摆地摊卖旧书的境地,罗常培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后半所写的另外是一个人物型。”
此外,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也有几处是影射罗常培的。也被罗“发现”了,可不以为忤,还自己指认出来:“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地做了登场人物。”老舍与罗常培,专业上有很大距离。罗常培虽然长期在中文系任教,但他的专长是研究音韵、语言,所以他自认“我本不是作家,老舍叫我审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老舍虽是使用语言写小说散文诗作,但却说:“莘田(罗常培字)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可是,为何他们却能保持十分长久的友谊呢?老舍这样解说:“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们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做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看来,两位各自在不同领域有成就的人,是为人的方式和做事的态度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又是葆有真诚友谊的坚实基础。
1958年12月13日,罗常培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17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公祭,老舍为治丧委员。在此期间,老舍写出一篇声情并茂的纪念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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