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6日晚7点至9点，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第三十五讲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二层报告厅举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访问学人蔡伟杰博士作了题为“美国的内陆欧亚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袁剑博士主持、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宝力格教授担任评议，本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青年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感兴趣的朋友聆听了本场讲座。
蔡伟杰博士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早期现代内陆欧亚史、中国征服王朝史域、晚期地质中国史。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清代移居蒙古的汉人与满人之蒙古化过程研究。他围绕美国的内陆欧亚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阐释
蔡博士在第一部分首先梳理了“内陆欧亚”的概念。中文学界现在用的是Central Eurasia的汉译，有的时候又翻译成“中央欧亚”；在日本学界就是中央ユーラシア；这个词最早是由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的创始人Denis Sinor在《内陆欧亚史》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内陆／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与内亚（Inner Asia）意义大致相同，但前者较清楚。需要澄清的是，一般人会疑惑内陆欧亚等不等中亚，中文学界、日文学界等都是Central Asia的音译，是舶来品，但是苏联时期Средняя Азия + Казахстан才指中亚五国。在《中亚文明史六册》中，联合国对中亚的定义很接近Central Eurasia，但范围仍然较小。内陆欧亚研究，首先是一个区域研究，关于某一区域的语言与文化／文明的研究，一般不包括该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属于政治科学底下的一个分支。这次讲座中的内陆欧亚研究主要是关于内陆欧亚语言与文化／文明的研究。
他进而简要介绍了美国内陆欧亚研究的传统。他认为，如果要大概做一个历史分期的话，二战前主要是零星研究，缺乏专门的学科训练与研究机构；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是奠基与发展期；冷战结束与反恐战争后，内陆欧亚研究陷入困境，呈现碎片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内陆欧亚研究的先行者，主要是Jeremiah Curtin、Berthold Laufer、Roy Chapman Andrews、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Ferdinand D. Lessing，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分散的，缺少研究组织建设，是一个草创时期。二次大战后，一些欧洲学者为躲避灾祸来到美国，当时的研究是有外援的，如欧洲学者Nicholas Poppe、Denis Sinor；例如蒙古学者Diluwa Khutugtu、John Gombojab Hangin、Urgunge Onon、Jagchid Sechen；藏人学者Thupten Jigme Norbu Taktser Rinpoche、Dezhung Rinpoche、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等，他们帮忙发展了美国的内陆欧亚研究。美国也有自己的学者，如Owen Lattimore，Turrell V. Wylie，Francis W. Cleaves。Owen Lattimore是美国内亚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写下很多相关著作，如The Mongols in Manchuria (1934)、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1940)、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1950)。很可惜，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并且与美国学界的联系没有了。他进而简要介绍了美国三个内陆欧亚研究中心，第一个是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主要是由Poppe创立的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吸纳了相当多的学者，如Robert B. Ekvall (1898-1983)、Turrell V. Wylie (1927-1984)、E. Gene Smith (1936-2010)、Robert A. Rupen、John R. Krueger、Melvin C. Goldstein、James E. Bosson、Paul Buell。第二个是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主要是Sinor教授创立的乌拉尔与阿尔泰语言与地区中心，1981年改名为国立内陆亚洲与乌拉尔资料中心；1965年Sinor教授创立了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1967年创立亚洲研究所，由于研究范围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终于2006年改名为塞诺内陆亚洲研究所，因此，内陆欧亚研究系现包括一个国立的研究中心、一个系、一个研究所。他随后简单介绍了其中的相关人员，Department of Ural and Altaic Studies的组成人员主要有John Gombojab Hangin、?lhan Ba?g?z (1921- ) (Turkish)、Thupten Jigme Norbu、Yuri Enohovich Bregel (1925- )(Central Asian) 、John R. Krueger、Gustav Bayerle (1931- ) (Ottoman)、Mihály Szegedy-Maszák (1943- )(Hungarian)、William Fierman(Central Asian)。第三个中心是哈佛大学，主要是由Cleaves教授于1946年创立的远东语言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1972年改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当时的组成人员主要有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David M. Farquhar (1927-1985)、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Elizabeth Endicott，哈佛远东语文系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与远东关系密切，相关研究人员的日文很好；哈佛另一个系是Richard N. Frye创立的近东语言与文明系，1972年，学者共同创立了内陆亚洲与阿尔泰学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如Columbia University的Morris Rossabi & Henry Serruy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James Bosson，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Jagchid Sechen & Paul Hyer，West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Henry G. Schwarz。当时的学会与研究中心主要有1842年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1941年成立的美国亚洲学会与1961年成立的蒙古学会。20世纪60至80年代取得重要成果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设立研究中心，其次是外国学者移居美国，培育后进，带动研究风潮。但当时也存在一个隐忧，即学科无独立建制。
对于美国内陆欧亚研究的现状，蔡博士首先分析了其中的困境，第一，老成凋零；第二，美国区域研究仍维持过往分科标准，内陆欧亚研究并无独立地位与机构，一方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内陆欧亚研究传统几已断绝；另一方面，学科本身呈现碎片化发展；第三，印第安纳大学与哈佛大学仍勉力维持传统；第四，政治争议对开展研究的阻碍；第五，外来学者发展受限，以蒙古学为例：Uradyn E. Bulag（宝力格）、Naran Bilik（纳日碧力戈，中国）、Manduhai Buyandelger（MIT）（蒙古国）、Uranchimeg Tsultem (UC Berkeley)（蒙古国）。随后主要对印第安纳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现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介绍了印第安纳大学的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US, 1993)，主要学者有Gy?rgy Kara (Mongolian)、Toivo Raun (Baltic-Finnish)、Christopher Beckwith (Central Eurasian) 、M. Nazif Shahrani (Central Asian,Kirghis & Wakhi)、Jamsheed Choksy (Iranian)、Devin DeWeese (Central Asian)、Edward Lazzerini (Central Asian)、Kemal Silay (Turkish)等；哈佛大学的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主要学者有Leonard van der Kuijp (Indo-Tibetan)、Mark C. Elliott (Manchu)、Janet Gyatso (Indo-Tibetan)、Rowan Flad (China)、Cemal Kafadar (Ottoman)、C. C. Lamberg-Karlovsky (Near Eastern, Urban)、Terry Martin (Russian)、Michael J. Puett (China)、David J. Roxburgh (Iranian Art)、Kelly O‘Neill (Russian, Crimean)、Michael Witsel (Indian)、Richard Wolf (Pakistan)。并对其他的相关研究机构、学会与研究中心进行了简单说明。
在讲座最后部分，蔡博士对美国内陆欧亚研究进行了展望。希望能够建立多方连结，以增强研究力量，比如说内陆亚洲佛教文化圈-佛教研究，中国内亚边疆史-东亚研究，俄属中亚研究-俄国研究，中亚社会主义发展史-冷战史研究，丝绸之路-欧亚文化交流，内陆欧亚的当代田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同时要着力摆脱政治争议。
宝力格教授随后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一讲座把整个美国内陆欧亚研究进行了讲述。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末到中叶人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出内陆欧亚的一个概念，看到人们文化的联系，从我的角度看，是从地域政治的定义，50、60年代内陆欧亚的概念应该从冷战的争议进行思考。Central Eurasia是一个冷战后的概念，是学者对现实做出的反应。第二个是演讲者提到谁有没有提到谁的问题，有很多人不在场，不清楚演讲者的选择标准是什么，有很多教语言的学者我不认为应该列入推动内陆欧亚研究，很多搞政治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反倒不在场，我不清楚演讲者所认为的内陆欧亚学关心的是什么。宝力格教授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内陆欧亚学系的那些人互相对话吗？我不认为他们会经常沟通，内陆欧亚研究关怀的什么，实际上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对话。你说的碎片化，本身没有这些东西，何来的碎片化？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很多学者人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学者，要注重学者对自身的定位。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共同交流的场所，召集什么人，谈论什么话题。”
蔡博士对宝力格教授的问题作了专门的回应，回答了听众关于匈牙利、中欧与内陆欧亚的关系，白山派、黑山派以及高声念、低声念等问题，并就相关感兴趣的后续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整理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杨捧捧
审阅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袁剑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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