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逝

蓝风丨文

她躺在病床上，满脸的憔悴，整个人都缩小了。她和普通的老太太没有多少差别，都是一副被岁月剥蚀殆尽的模样，是痛惜而后的无可奈何，是无可奈何而后的寂然，是寂然而后的释怀，是释怀而后奇异的安详与明净。

看见此时的她，你很难想到，她就是曾经的天之骄女，一个生命传奇的书写者，民国第一影后胡蝶。这里是温哥华。居身异乡，年过八旬的昔时红颜还是肠牵故国，魂萦旧梦。旧时的人与事，一闭上眼，全都回来了。那些人，那些事，让隔了悠长岁月的她仍是微笑，或是在皱纹上印上泪痕。那是她的故事呀，那是她晕染了芳香也被荊棘刺痛过的生命呀。她在那故事里活过。而今，她就要把那故事当做一只有些黯淡却仍是华丽的茧，留给世人了。她要走了。

蝴蝶和潘有声结婚照

我这一生有很多遗憾。有些角色，可以演得更好些，却没有。有些角色是我真正想演的，却没有演到，而是演了些本不想演，也实在没演好的角色。我演了那么多角色，但真正让我喜欢，满意的不多。几乎上百部电影，能留下来的更少。我还是喜欢《啼笑因缘》和《姊妹花》。大家喜欢它们，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有时睡不着，就会想到沈凤喜，何丽娜，想到大宝，二宝，想到我在演她们时的情形。简直恍同隔世，又似在昨日。我和潘有声良缘太短。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光太少了。这算是最大的遗憾了。他走后这几十年，没有一天我是不想念他，不觉得那遗憾大得就像一个没办法填满的海的。可是呢，谁又没有遗憾呢？单单因为我演了《姊妹花》，因为有声来过我的生命，我都应该觉得，我这一生，虽有遗憾，却并没有徒然地走这一遭。

电影《姊妹花》(1933)剧照，胡蝶饰大宝(左)、二宝(右) 宣景琳饰母亲

演《姊妹花》时，我对演戏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番领悟。拿到这个本子，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的。我被这故事深深吸引，并被打动了。我特别喜欢大宝，她善良、勤劳、顺从，命运却凄惨得很。她被父亲遗弃，死了公爹，家里的重担落在丈夫身上。战争，灾荒，让他们四处逃亡，被饥饿困扰。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丈夫只好卖血。大宝不能让丈夫垮下了，她只好不让自己的小孩吃奶，而去给督军家里当奶妈。大宝真的太苦，太可怜了。她的生活，离我很远。我虽不是出身名门大富之家，从小也不曾吃过苦头，如果不是热爱戏剧，我也不会出来拍戏。但我见到的穷人却很多很多，他们整天都在为生计奔忙，也还是朝不保夕地过活。走在大街上，到处都看得见这样的人。拉车的，卖茶的，店里的跑堂，洋行里的小伙计，卖唱的歌女，卖笑的烟花女子，从乡下到城里逃荒的穷亲戚，还有家里的阿妈，他们都和大宝一样，不被命运厚待，难以展颜。

我要演大宝，要把大宝演好。我想，演员就是要演那些和自己有反差的角色，这样才可以磨炼演技，展现演技。演员就是要演能打动自己的角色，这样自己的表演才能打动观众。洪深他们总是说，好的戏剧是可以为更多的人说话的。大宝这个角色就是在替更多的老百姓说话。大宝这个角色虽然很软弱，但她的遭遇，是能引起很多人共鸣和愤怒的。这个社会已经这样了，是需要有人站起来的。我那时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和很多左翼艺术家有来往。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形象华贵娇媚，生活中一定是个贪图享受，没有思想的女人，当然，也更适合，似乎也只能演些贵妇，小姐之类的角色。人们就是这样，总是觉得别人应该是怎样的，就认为别人确是怎样的。我拍戏，不是因为可以赚很多钱，主要还是喜欢。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换一种活法。演绎一段故事，就是过一段别样的人生。我喜欢那种感觉。到现在，我都觉得，演戏的感觉真好。所以，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尽可能去演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角色。《姊妹花》这个故事太好了，大宝我太喜欢了。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大宝这个苦命却善良、纯真的妇女。也许很多人会说，胡蝶当然喜欢她演的那些衣着华丽，气质高雅的贵妇人了。唉，人心之相隔，如是也矣。

我是把整个灵魂里的纯真、善良、挣扎都投入到大宝身上去了。二宝的戏份少得多，但她的思想有个转变过程的，从对大宝的冷漠残忍转而为同情和决心营救。我也没有疏忽对二宝的留心琢磨。《姊妹花》上映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都在讨论我分饰两角的大宝二宝，称赞我的演技，被这对姊妹花的命运感动。我高兴得掉下了眼泪。那眼泪里的喜悦似乎我还感受得到。正因为我在表演上有要求，我后来的命运才有了那一连串的改变，让我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但我不后悔我的坚持。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了很必要的坚持，也就没了灵魂。那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呢？1941年，抗战胜利，我和有声，还有两个孩子避居香港。基本上我已不接片约，只想做一个安静幸福的家庭主妇。但是日本人为了宣扬所谓的 “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竟找到我，威迫利诱，要我出演什么《胡蝶女士游东京》欺世骗人的片子。我不能演这样的戏。这是卖国求荣，自取毁灭的。我是演员，但我不是给钱就演的演员。演员也是人，人就不能只为金钱活着，不该低头却低头地活着。这点骨气，我胡蝶还是有的。

为了躲开日本人的纠缠，我把几十箱行李托付给杨惠敏，要她运往内陆，我和家人连夜离开香港。没想到，这些行李都不见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箱子装的是我平生最珍爱的东西，尤其是我出访各国时，收到的纪念品，都盛载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我真是伤心到极点。我不甘心，只好向人脉广博的杜月笙求助。杜月笙也没有找到，但是他向我推荐了戴笠。我也是寻物心切，察人不善，没有想到戴笠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猎物，一步步地接近我，陷我和有声于圈套之中。我和有声被戴笠强行拆散了，两地相隔，不得相见。

戴笠对我非常体贴，甚至为我专门建造了一座规模很大的花园。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爱情，这只不过是他为了讨好我，然后再让我讨好他的手段。而且即便他对我有爱情，我也不能接受，我爱有声，我心里只有有声，装不下别人了。更何况，戴笠并没有爱情，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是爱情。他只是女性的猎取者。我被他幽禁在重庆的那几年，真的时时都想到死。

当年阮玲玉死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真是太明白一个女人的苦衷，一个女明星的苦衷。她风华绝代，才只有二十五岁，就那样说走就走了。真是让人惋惜。我同情阮玲玉，也懂她，可我就是不赞成她轻易地选择了死。至少，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配不上她的死。我在幽禁中，貌似过着奢华的生活，但那些跟本没放在我眼里。我只想念有声和我的家人。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得见光明，和亲人团圆，我就觉得没有耐心苟活下去。一想到死，我就又想到阮玲玉，就不愤，就不甘。难道我们的命运只能以死来得到解脱么?那些伤害我们的，那些作恶的为什么就不去死?我们被欺负了，还不够，还要死，这算什么?我又说服自己要活下去。能不能见到光明，我也要等待光明。我无力反抗，也要耗下去，哪怕沉默地耗下去。我就是不死，他们配不上我的死。

那时我常常听周璇的歌，消愁解忧。我最喜欢那首《不变的心》。我总是坐在垂着重帘叠幕却冷清至极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歌声：“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经过了分离，经过了分离，我们更坚定。你就是远得像星，你就是小得像萤，我总能得到一点光明。只要有你的踪影，一切都能改变，变不了是我的心，一切都能改变，变不了是我的情。”听着听着，就觉得这歌是为我而作，为我而唱。我就会想到和有声一起的情形，我们互相体贴，互相敬重，那简直是梦里的一切呀。我只有耐心地等，忍辱地等。从没经过那样漫长的等待。可我还是等到了光明。戴笠坠机身死，他给我的黑暗也死了。我要我把这几年的一切从记忆里抹掉，它们不配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然知道，我是不愿再被那无尽的恐惧缠住。后来，我口述的《胡蝶回忆录》里跳过了这节，就是为此。我和有声重逢的时侯，让我想起我拍过的《劫后桃花》。真是人生如戏呀。我和有声岂不是历过一场痛心锥骨的劫难么?

《劫后桃花》剧照

我们又回到香港，经历了这种种的磨折，我和有声的感情更深厚了。为了生计，我又拍了一些片子。有声很有生意头脑，他专门生产“蝴蝶牌”暖水瓶。生意还不错，我就不再拍戏，只想更多时间能和有声，和孩子们在一起。对我来说，再没比他们更重要的了。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失而复得的快乐是快乐中的快乐。每天的日子其实都是那样，因了强烈的珍惜之心，寻常的日子就变得有趣有味起来。送有声和孩子们出门，再准备好一切，等他们回来，然后迎接他们归家。我觉得幸福是听得见，摸得到的。那感觉真是美妙。只是好景不长，有声因疾不治而去。我几乎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幸福被打碎的现实，谁都接受不了吧？我再次想到死。但是，看到一双痛哭流涕，无依无助的儿女，我必需打消这个念头。失去父亲，他们已够痛苦，再失去母亲，真是太惨了。再说，我若死了，也就死了，我若活着，有声也就在我心里活着了。我不死，他就活着。我们还在一起。人，受再多的苦难，活着，活着，还是要活着。总会熬过去的。这不，有声已走几十年了，我已不在香港了，日子还不是过了下来?唉，人生如草，谁的生命不卑微，谁的生命又不充满了想不到的力量?活下去，活下去，还是活下去，直到真的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可能 ……

电影《歌女红牡丹》(1931)剧照

她，这个躺在异国病床上，年逾八旬的憔悴妇人，一代影后胡蝶，原名胡瑞华，1908年的春天，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家庭，长大后，因热爱戏剧，投身中国电影事业，是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见证者，也是最有影响力，最有成就的中国影人之一。《啼笑因缘》，《姊妹花》，《胭脂泪》，《女儿经》，《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后门》都是其经典之作。她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影后，也是第一位 “亚洲影后”。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而有灵魂的电影，引人入胜，又不乏启示。她是她那一代女演员稀有的长寿者之一。这年是1989年，也是春天，八十一岁的胡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让她爱过也痛过，绚烂过也黯淡过的世界。临终前，她留下 “蝴蝶要飞走了”这样梦幻而诗意的遗言。是的，她把她用生命织就的茧，写下的故事，留给了世人，她终于化蝶而去，追寻那春的来处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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