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两位哈佛教授推测，不常用的名字对本人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推测正确吗？
1948年，两位哈佛大学教授发表了一项针对3300名新近毕业大学生的研究，观察他们的名字对于学术成就是否有影响。研究发现，比起那些拥有普通名字的人，名字特别的人更有可能退学或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叫麦克的人表现都很好，但是叫贝利恩的人却遇到麻烦。教授们推测，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会对本人有消极影响。
从那以后，研究人员继续研究名字的影响。自从1948年研究结果发布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人们广泛地深入进行这些研究。一些近期的研究显示，名字可以影响职业的选择，我们居住的地方，结婚的对象，投资的股票，是否会被学校接收，是否会得到某份工作，在一群人之中的工作质量。我们的名字甚至会决定我们是否会为灾民捐款：根据这项研究，如果我们的名字首字母和飓风名字的首字母相同，那么我们很可能在灾后向救援基金捐款。
名字对于行为的这种明显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谓的内隐自大效应：我们通常会被那些与我们相像的事物或人物吸引。按照这种逻辑，由于我们重视并认同我们自己的名字和首字母，我们会更喜欢与其相似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从两种汽车品牌中选择，不出意外的话，我会选择马自达或起亚汽车。
然而，那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尤里.西蒙逊对于支持内隐自大效应的研究表示质疑。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是由于研究方法错误而引起的统计侥幸现象。西蒙逊告诉我：“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他为你变一个魔术，你会说，‘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他是怎样做到的呢？’都在于方法论方面。”他从这些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这些研究忽略了基本利率问题---某样东西（如名字）在总数中出现的整体频率。想想一个叫做丹的人想成为一名医生，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一问是不是有这么多叫做丹的医生，仅仅是因为丹是个常用的名字，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代表性。如果是那样的话，内隐自大效应就不再有效了。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名字和人生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衡量。1984年，心理学家黛布拉.克里斯普和她的同事发现，尽管常用的名字会受到更多的人喜欢，但是它们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成就没有影响。2012年，心理学家和凯瑟琳.布瑞格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名字的首字母如果有些作用的话，充其量是非常有限的无意识的优势。”尽管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无意识地影响他或她的想法，但她对于做决定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后续研究也同样对名字与寿命，与职业选择和成就，与地理位置和婚姻的选择，以及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质疑。
然而，名字并非没有影响，可能它的影响只是需要重新解释。2004年，经济学家玛丽安.伯特兰和森德希尔.穆拉伊娜丹针对芝加哥和波士顿报纸分类信息专栏的招聘广告制作了5000份简历。根据马萨诸塞州从1974年到1979年的出生证明，伯特兰和穆拉伊娜丹判定哪个名字在一个种族中出现频率很高，但在另一种族中出现频率很低，组成他们称之为“白人化”的名字群组（像艾米丽.沃尔什和格里格.贝克）和“黑人化”的名字群组（像拉奇沙.华盛顿和贾马尔.琼斯）。他们还创造出了两类申请人：一类品质较高，有更多的经验，资料也较完整，另一类素质较差，在职业和背景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他们从每个资历组别中选择两份简历发给一名雇主，一份是黑人化的名字，另一份是白人化的名字。（每个雇主共收到四份简历）。他们发现白人化名字的求职者比名字“黑人化”的人得到的回复多百分之五十，白人化名字的简历相对于黑人化名字简历的优势几乎相当于八年工作经验的优势。每十份“白人”简历会受到一份回复，与之相对的是，每十五份“黑人”简历才会收到一份回复。换句话说，名字会发出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信号。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证明。一项瑞典的研究对那些将他们的斯拉夫名字，亚洲名字或非洲名字（像科瓦切维奇，穆罕默德）改为瑞典化的名字或中性名字（像林德贝里，约翰逊）的移民进行了对比。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哈茂德.阿瑞和彼得 斯考格曼.托尔谢发现，这种名字的变化极大地增加了收入：那些改了新名字的移民比没改名字的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名字的信号作用——名字怎样显示我们的种族，宗教，社会圈和社会经济背景——可能比人类进入生产领域开始的还要早。在从1994年到2001年，对弗罗里达学区的孩子们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戴维.菲戈里奥证明，孩子的名字影响老师对他们的态度，这种差别化的待遇，反过来会表现在考试成绩上。菲戈里奥通过比较兄弟姐妹——同样的背景，不同的名字——将名字的影响分离出来。根据伯特兰和.穆拉伊娜丹使用的方法，拥有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或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的孩子，老师对他们的期望也较低。不出所料，他们也比那些拥有与较高社会地位或非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的孩子表现更差。例如,菲戈里奥发现在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估计一个叫做‘达马尔库斯’的男孩儿数学和阅读成绩的全国百分位排序会比他叫‘德韦恩’的兄弟低1.1点，而‘达马尔库斯’又会在测验成绩上比他叫‘大全’的兄弟高0.75点的全国百分位排序.相反，有亚洲化名字的人（同样根据出生证明的频率来衡量）会获得更高的期望值，常常会安排在有天赋的研究项目中。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和罗兰.弗莱尔观察了美国黑人孩子所取的名字。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听起来更有特色的黑人名字成为了较低社会经济地位更加可靠的标志。那种地位，反过来，影响了一个孩子的随后的人生成就。这就意味着名字和成就之间可能存在着关联，显示的名字影响和1948年哈佛大学研究成果相似。但是，当莱维特和弗莱尔控制了孩子的背景时，名字的影响消失了，强烈证明了成就并不是受名字本身的本质特征影响的。就像西蒙逊说的，“名字更多地告诉了我们你是谁。”
在1948年的研究中，大多数不常用的名字都是一些被用作第一个名字的姓氏。这在当时上层阶级的白人家庭中很常见。这些名字也是一些符号，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特权——或许那些不太成功的名字持有者认为他们可以无需过多工作就能过活，或者他们可以表现出那些本该隐藏起来的神经症。我们看到一个名字，无意中将它跟各种不同的特征联系起来，然后不自觉的利用这种联系，对于名字持有者的能力和适宜性作出不相干的判断。相关的问题可能不是“名字当中蕴含着什么？”而是“名字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一信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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