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紅軍在跨出國門之後犯下了大規模、群體性欺凌、強奸包括本國同胞姐妹在內的無辜平民和女性的暴行和罪惡，這些暴行和罪惡給受害者的身心造成了無盡的痛楚和苦難。不過，客觀地講，絕非所有的蘇聯軍人都犯下了欺凌、強奸他國或本國婦女的罪惡和暴行，不少受害者的訴說和見證者的回憶材料都表明，有相當多的蘇聯軍人不僅自己不去作惡，而且還阻止自己的同胞去欺凌、強奸婦女。
絕非所有的蘇聯軍人都禍害過他國婦女
從小就對繪畫十分著迷的康拉特老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柏林人，戰爭期間他應征入伍，主要的任務是維修和保養飛機，後來，其繪畫的天賦被上級發現，又被改派去給機場建築物和飛機機身塗畫德軍徽標、刷寫宣傳標語。因為兩次毆打刁難的機場警衛人員，他被發配到柏林郊外的奧朗寧堡的兵工廠去生產、制作炮彈，這個兵工廠在遭到蘇聯軍隊的毀滅性轟炸之後，他又返回了柏林。柏林守軍投降之後，康拉特身穿便裝跟柏林市民們一起躲在地下室裡，親眼目睹了蘇聯軍人搶劫、強奸等暴行。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面對蘇聯軍人的這些暴行他只能選擇保持沉默。多年之後，康拉特老人回憶說：「最野蠻和殘忍的俄國士兵是那些來自蘇聯亞洲地區的小眼睛黃種士兵。那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兵痞。相對來說，軍官要有一些文化，紀律也稍好一些。」
當時年僅20歲的邁爾太太的回憶證實了上述康拉特老人的說法：她是在跟隨逃難的難民隊伍從家鄉布呂紹向西逃亡的行進過程中被蘇聯軍隊追趕上的，「追上我們的隊伍的第一批蘇軍是坦克兵，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們告訴我們要盡早藏身，後續部隊可能會對我們不利，然後他們留下幾個面包就繼續前進了。很快，我們就和後面跟進的蘇軍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來自蘇聯西亞地區，面孔具有東方黃種人的特征。他們沖進難民的隊伍，開始劫掠財產。我們的首飾要摘下來，皮靴要脫下來，最受歡迎的還是手表，必須全部交出。夜色降臨後，強奸行為開始蔓延，到處是女人的哭喊聲。一個穿皮上衣的蘇軍政委模樣的人向我撲來，被我的父親攔住。結果那個家伙一拳打掉了父親的兩顆門牙……」
當時30歲的米勒女士也曾有幸碰到過善良的蘇聯軍人：「……我們在一個農捨的廚房裡過夜，進來很多俄國人把我們趕到了外面的院子裡。他們先用手電筒檢查了我們的大車，然後開始拉女人進一個谷倉。一個家伙要拉我走，我哭著讓他看我身邊三個滿臉恐懼的孩子，他見狀就走了……當我在房子後面看見了一些女屍之後，我相信在自己身上也會發生什麼，就在我找尖刀准備自殺時，一群俄國人又來了。一個年輕的軍官會說一點德語，他告訴我不要害怕，說他們不會對帶孩子的母親做什麼。」事實上，這位年輕的蘇軍軍官的話是不准確的，千千萬萬帶孩子的德國母親都慘遭了被蘇聯軍人強奸的厄運，只不過米勒女士此時此刻所遇到的這位年輕的蘇軍軍官人性尚存，他「不會對帶孩子的母親做什麼」而已，這是米勒女士的幸運。
柏林居民斯奧摩的女朋友也曾有幸遇到過人性尚存的蘇聯軍人而逃脫過被蹂躪的厄運。有一次，他們所遇到的蘇聯軍人非但沒有對他們施暴，而且還主動阻止其他的蘇聯軍人加害於他們。斯奧摩回憶說：「為了保護我的女朋友，我用生硬的俄語告訴俄國人說她已有身孕，那些俄國人不但表示理解，還充當了我們的保護者，阻止其他想進入地下室騷擾女人的俄國士兵。」《1945年柏林的陷落》一書中也記述了一件蘇聯軍人善待德國婦女的事情：「當第三突擊集團軍的一個工兵先遣隊進入一個房間時，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告訴他們女兒生病了，正躺在床上。她顯然是在試圖保護自己的女兒免遭強奸，不過，工兵們似乎沒考慮那麼多，只是給了她一些食物然後就走了。」
曾經采訪過數十名遭受過蘇聯軍人蹂躪的德國婦女的歷史學家蒂爾斯在其著作《另一個世界的述說》中也分析了蘇聯軍人人性的差異性：「強奸大多數發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難辨認和事後指認施暴者。這樣就造成了婦女的整體恐慌。蘇軍的坦克部隊通常是連續推進的，在同一個地點連續住幾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數強奸就發生在這個時候。蘇軍中有一些年長的士兵較少參與強奸，有時還像保護自己的孩子一樣阻止自己人對德國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許，也不是說每一個紅軍士兵都是強奸犯。」
蘇聯軍人人性的差異性和多面性讓德國民眾的心情很復雜
也正因為蘇聯軍隊中既存在人性尚存的軍人，也存在獸性膨脹的軍人，甚至同一個蘇聯軍人在不同的時間段裡其人性的優劣程度也會迥然有異，顯現出反復無常、復雜多變的特點，因而，德國民眾的心情以及對於蘇聯軍人的評價也比較復雜。比如，上文提及的那些聽說德國女性已懷有身孕不僅表示理解而且還充當了保護者、阻止其他蘇聯軍人進入地下室裡騷擾德國女性的蘇軍士兵們第二天一早的行徑就讓一夜心懷感激之情的當事人斯奧摩及其女朋友對這些蘇軍士兵的好感和感激大打折扣，「第二天是5月2日，上午9點鍾，和我們共處一夜的俄國人接到了集合出發的命令。我們懷著無法描述的復雜心情眼看著這些『我們的』俄國人離去。這些俄國人和我們告別的儀式很簡單——他們收走了我們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
德國二戰老兵貝克的一次親身經歷也說明了蘇聯軍人人性的差異性：貝克成為蘇軍的俘虜之後，在隨著大隊的俘虜隊伍行進路途中，被兩個蘇軍士兵攔住搜身搜走了一塊瑞士手表和一塊懷表，而這一幕恰巧被乘著摩托車路過的一個蘇軍軍官發現，這位蘇軍軍官的處置方式很簡單，「他劈頭給了那兩個丟人現眼的蘇軍士兵一人一個大嘴巴，然後奪回了那兩塊表，並交還給了貝克」。
2005年出版的德國哲學博士泰奧·索梅爾的《1945——大轉折的一年》一書中也分析了當時德國民眾對於蘇聯軍人的復雜感受和矛盾心情：「在那幾個星期裡，強奸婦女像搶劫擄掠一樣，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當然，人們也不時能聽到關於蘇軍富有同情心的報道。人們感到最可怕的是紅軍士兵的反復無常。下面一位布雷斯勞人講述的事實是最典型的：『人們一定見過一個蘇軍士兵與德國孩子分享他最後一塊面包，或者一個蘇軍卡車司機在公路上主動搭載一位老太太和她的散了架的手推車，並把她送回家的情景，但是，人們也一定見過，蘇軍士兵在公墓裡暗中守候，准備襲擊、搶劫、強奸從這裡路過的悲傷的單身婦女或姑娘的情景。』」
《1945年柏林的陷落》一書同樣剖析了當時德國民眾對於蘇聯軍人的復雜心情：「在柏林，平民的情緒非常復雜。雖然搶劫和強奸給他們帶來了痛苦，但是他們對紅軍為供養他們付出的巨大努力感到吃驚和感激」，因為「納粹的宣傳讓他們確信他們會集體挨餓」，可是，現在，「德國人對幾乎是無私的食物援助感到驚奇。蘇軍士兵拿著大塊的牛肉來到德國人的家裡，讓家庭主婦下廚做好，並分給他們一份牛肉做為報酬」。
蘇聯軍人的強奸暴行讓蘇聯紅軍的軍旗蒙羞
上述回憶和見證材料表明，絕非每一個蘇聯軍人都是強奸犯，蘇聯軍隊中不乏人性尚存者，他們或者是年紀較長的軍人，或者是素質相對好一些的軍官。然而，盡管如此，部分蘇聯軍人的獸行和千千萬萬德國女性的受辱，讓本來進行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深受國際社會同情和稱贊的蘇聯紅軍的軍旗蒙羞，部分蘇聯軍人的獸行將整個蘇聯軍隊和蘇聯政府牢牢地釘在了恥辱柱上，給整個蘇聯軍隊和蘇聯政府的形象和聲譽造成了嚴重而深遠的負面影響。
倘若說最初蘇聯領導人對於蘇聯軍隊在跨出國門之後、特別是在挺進德國境內之後所犯下的搶劫、強奸等暴行的規模和實情不是完全知情的話，那麼，多渠道、多部門、多層次的立體而交叉的報告和信息來源就使得蘇聯領導人對於蘇聯軍隊的這些丑惡行徑的規模和實情有了比較准確的了解，比如，1945年3月31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在呈交給蘇聯紅軍總政治部和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軍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就匯報了蘇聯軍人在波蘭境內同德軍交戰時期禍害波蘭女性的有關情況及其嚴重後果；1945年3月29日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米哈伊洛夫轉呈給聯共(布)中央書記馬林科夫的報告就匯報了蘇聯軍人侮辱、強奸被德寇劫持到德國境內服苦役、受折磨的蘇聯同胞姐妹的詳細情況，其中包括作惡者和受害者的姓名和人數，以及作惡的時間、地點和經過。
如果說，最初蘇聯領導人對於蘇聯軍人在跨出國門之後所犯下的搶劫和強奸等丑惡行徑持不在意和縱容的態度的話，那麼，後來，在意識到蘇聯軍人和蘇聯軍隊在境外的這種丑惡行徑的規模及其可能造成的後果和影響之後，就比較重視這一嚴重問題了。上文曾經提及的康拉特老人的回憶就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放縱之後，蘇軍開始嚴明紀律了，動不動就是關禁閉。過去他們是要贏得戰爭，現在得要贏得人心了。特別是美、英、法三國軍隊也進入了柏林，接管了柏林西區的防務之後，蘇軍士兵要是還胡作非為，斯大林丟不起那個人。我親眼看見過一個懲罰色鬼的場景：四個蘇軍士兵抓住一個強奸婦女的士兵的四肢，像悠麻袋似地把那個衣冠禽獸悠起來朝著一輛卡車上摔過去，那個家伙落在地上後一動都不動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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