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被称为“小鲁迅”的民国才女，一个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画家，他们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相知，相爱，惺惺相惜，却在相守几十年后，终于苦尽甘来时绝情分离，天各一方。
1985年，已在弥留之际的陈布文回过头细想过去的几十年，看着眼前的丈夫慢慢与记忆中的脸庞重合，她只觉得时间真的足够残忍，不止剥夺人的青春，连同那些炽烈的爱意也要一同夺走。
她觉得无趣，只剩一个躯壳的他实在不值得她再留恋，而她经过这些打击心底也不过是一片废墟，没了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的必要，她没再多看身边的男人一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叮嘱儿女：“忘掉一切，重新开始生活”，然后便撒手人寰。
十三岁发表文章，被称“小鲁迅”
陈布文和我们熟知的林徽因、张爱玲等民国才女似乎没什么不同，她们同样的风华绝代，扫眉才子，只是陈布文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她如同一缕鸿毛掠过这世间芳华，却给我们留下最具有温暖心灵力量的文字。
陈布文1920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因为父亲是秀才的缘故，所以陈布文不必遵循旧制，虽为女子也可进入到学堂学习。
她的文学才情在十三岁时就初露端倪，因为喜欢写些东西，一时兴起便向报社投了稿子，名为“假如我有了爱人”，并获得一等奖。
因为早早地离开了父母的庇佑，接受了文化教育，陈布文比那个时代的女子显得更加成熟，在普遍懵懂无知的年纪，刚刚十三岁的陈布文对爱情便有了自己的态度。
“假如我有了爱人，脱离这烟火气的社会，到乡村，到湖滨或到海边，搭两间茅蓬，早晨同着斗大的朝阳从东海升起，傍晚目送五色的晚霞在西天幻灭。”
这时候的陈布文对爱情满是憧憬向往，他们不必过于富足，不必有过人的成就，只要他们相爱，便无惧世俗，那时的她天真地以为，只要有爱，便可以抵挡一切。
不仅如此，仅仅十三岁的陈布文通过观察，记录青年护士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琐事，写出另一篇小说《把自己交给了工作》，将底层人民的酸甜苦辣摊开在世人面前，告诉人们这世上不只有富人们的荣华富贵，还有贫苦大众的穷苦落魄，这世间百态都应被看到。
对文字极度敏感的陈布文坚定地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试图用文字这种无声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态度，因为和鲁迅的文风和脾性颇为相似，她因此被称为“小鲁迅”。
她的老成和犀利在文章中处处可见，联系实际的同时也稍含批判意味，现实而有毒辣，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让她俘获大批读者，也小有名气。
拒绝包办婚姻，一见钟情遇一生所爱
那时的女子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婚姻就是其中之一。
中学毕业以后，陈布文的父亲已经开始筹划着为她谋一门亲事，在他的思想里，女子本就应该相夫教子，传宗接代，以男人为中心。
但是对接受了先进文化思想的陈布文来说，这是愚昧也是无知，一面未见就定终身太过荒谬。
为了摆脱父亲的安排，陈布文用离家出走来对父亲进行无声的反抗，她只身一人去到了上海，为了有能力养活自己，陈布文开始给报社供稿赚取稿费，此时，报纸上一幅漫画吸引了陈布文的注意。
并不是漫画画得有多精妙，而是他的内容，他和陈布文都是用笔墨对社会现状进行刻画，同时毫不掩饰地进行批判和讽刺，和陈布文的风格如出一辙，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陈布文如同找到知己一般，对这幅漫画的作者张仃十分地欣赏，并且希望有机会可以结识好好畅谈一番。
说来也巧，两人在机缘巧合下相识并一见钟情，那时的陈布文刚刚十七岁，而张仃也不过二十岁。
一个是独立清醒、离家出走的少女，一个是满腹才华的美学才子，他们的碰撞让二人不自觉深陷，他们谈人生、聊理想，谈社会的不公，望未来的兴旺，就这样，两个惺惺相惜的人走到了一起。
兴许是对爱情的热烈让他们忽略了对方身上的刺，他们很快就举行了婚礼，然后租了一套房子，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家具生活在了一起。
两个人很快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因为战乱，上海、南京接连沦陷，他们迫不得已一路辗转到了延安，刚开始时，他们人生地不熟，遭到排挤和冷落，张仃也未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时间越长，他便越发的焦虑。
陈布文不愿看到满腹才华的丈夫受到如此对待，几经挫折为丈夫谋来了一份工作，安排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学，张仃也因此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
作为年少成名的画家，张仃有着自己的风格和傲气，他曾为艾青、丁玲等作家画过肖像画，却被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而且在当时他的画风并不被理解和认可。
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如潮水般向张仃涌来，他也越发苦恼和迷茫，他并不想因为大众的眼光和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他只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会被理解，何人会理解。
放弃自己的前途，回归家庭
面对丈夫的怀才不遇，陈布文能做的只有尽量的开导，而不是让丈夫独身一人困在死胡同里，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
她在闲暇时经常带着张仃研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再加上不断地鼓励和赞赏，张仃慢慢走出了自我否定的阴影，恰巧在重庆的张光宇邀请张仃一起创办杂志《新美术》，于是他便独身一人离开延安去了重庆创业，剩下陈布文和女儿留在延安。
陈布文这时才有时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张仃受尽冷落不同，陈布文的才气让她在那些作家中大受欢迎，无论是她的犀利言辞，还是她看待问题的角度都让他们十分欣赏，他们常聚在一起聊天、谈文学，她还当上了鲁迅研究会的秘书。
但是关于陈布文这个时期的资料很少，她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作品包括日记都全部遗失，再加上她留下的作品本就稀少，所以后人对她的了解少之甚少，只能从有限的文字里追溯、揣测。
皖南事变后，张仃迫不得已又回到了延安，虽然和妻女久逢团圆，但深觉生不逢时的他一度消沉无比，苦闷彷徨。
曾经张仃因为参与美术活动而被人抓了起来，但当时的他刚十七岁，瘦弱的小身板看起来并没多大威胁，所以国民党并没有关押他太久，没几天就将他放了出来，后来因为这件事张仃又受了牵连被强行管制起来。
一边是被关起来的丈夫，一边是需要被照顾的孩子，陈布文此时分身乏术，再也没有心情专心于自己的文学事业，一心为丈夫奔波。
张仃被放出来以后，把人生方向从美术创作改成了美术设计，本就在美术方面具有极高天赋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开始大放异彩。
新中国建立前夕，张仃被选中设计新中国国徽和纪念邮票，与林徽因、梁思成等人一同完成国徽的设计工作，而陈布文此时也被选为周总理的秘书，本来夫妻二人都能够经营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追求而献身，但是终要有一人做出让步，回归家庭，照顾孩子。
她先是离开了总理秘书岗位，进入学校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病倒卧床休息八个月后被“自动离职”，后来她便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虽然她的大部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面，但她对文学的追求依然没有停止，她在闲暇时会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即使是个家庭主妇，也时刻关注时事。
在这个家庭中，陈布文无疑是付出最多的那个，她在梦想和家庭之间做出了取舍，将自己从始至终坚持的东西放到了第二位甚至是更加后面。
丈夫移情别恋，第三者与自己相识四十余年
有了陈布文这个最强后盾，张仃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不久他就成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蒸蒸日上的事业让他意气风发，陈布文看着终于闪闪发光的丈夫也是打心眼里高兴。
但生活哪会尽如人意？1966年，在张仃和陈布文都以为他们苦尽甘来，终于要过上好日子时，他们又再次受到了重创。
陈布文看着丈夫颓丧的模样，虽是心痛但还是打起精神安慰他，按照以往那样给他读文学作品，研读诗歌，因为她相信文字会像以前那样再次给他希望。
她还叮嘱孩子们要密切关注张仃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人身安全，防止会有别人来伤害他或者他自己会想不开做出傻事来，不仅如此，有时候还会约上几个好友和张仃坐一块谈心，努力让张仃从这次打击中走出来。
陈布文此时就像是一个打不败的小强，即使满心悲痛，她还是打起精神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任，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也倒下了，那他们这个家就真的倒下了。
八年后，张仃因病被批准回到北京，但是回到北京的他身无分文，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首席设计师和院长了。
但是陈布文还是陪伴在他身旁，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陪张仃养病，无论是在他辉煌时，还是在他落魄时，陈布文都一直陪在他身边，可能这就是陈布文心中对爱情的定义，几十年如一日的纯粹。
等到事情过去以后，张仃又继续开始了他的创作，他画的焦墨山水画慢慢受到了世人的认可，张仃又恢复了以前的肆意，陈布文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平静的生活，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他们时，却没想到是她的一生挚爱亲手拆散了他们。
在张仃被调到河北的一所农场劳动时，他又遇见了灰娃，灰娃是他和陈布文的干女儿，在延安时他们就已经相识。
刚认识时，灰娃不过十几岁，她是“儿童艺术学院”的学童，而张仃和陈布文则是她的老师。
建国以后，灰娃到了北京读书，和张仃夫妻二人的来往也越加密切，陈布文更是打心眼里对灰娃爱护和关心。
灰娃
在河北的那段时间，张仃和灰娃慢慢产生了不该有的情感，对命运的不甘以及相同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曾说：我们两个是分散在世界上的疯子，现在终于相遇了。
他在为自己遇到心仪之人而沾沾自喜时，全然忘记了远处那个为他操碎了心的妻子，也全然忘了几十年前的一天，他也为另一个女孩疯狂心动过。
直到1985年，陈布文才发现他们来往的信件，里面情意流动，暧昧丛生的话语将她整个人击个粉碎，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只能拿着信件去找丈夫问个明白，说不定只是他们胡闹的把戏罢了。
张仃与灰娃
可是真正到了张仃的面前时，他的沉默不语让陈布文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他说他在灰娃那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
那一瞬间，陈布文只觉得天都暗了，原来几十年的陪伴和相处竟比不上乍见之欢，而那个人还是已经相识几十年的旧友。
她和张仃又何曾没有心动，只是他们的心动过去太久了，他们的激情被消磨在一日又一日的琐碎里，最终被再次出现的激情替代，只是那个人不是她而已。
绝食离世，丈夫一年后迎娶新欢
陈布文从没想过有一天丈夫会移情别恋，他们在最好的年华相识，她曾天真地以为他们会携手走到最后，也曾幻想过他们白了头，儿孙绕膝的样子，唯独没想过他喜欢上别人的样子。
她固执地不肯相信，以绝食这种方式去表达对张仃的抗议，对张仃移情别恋的不满，可是一旦人的情感发生了改变便没有了回头路，陈布文抗议的方式不是在惩罚张仃，而是在惩罚她自己。
陈布文、张仃与儿子张郎郎
面对孩子的请求，她决然地说：生有何欢，死有何惧。脱去以爱为名的束缚之后，她无比的决绝，或许她把自己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然后在一旁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消逝，却不愿伸出手捞自己一把。
最终，她以不吃不喝，自我损毁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她给自己的自尊留下的最后一丝体面，那时的她六十五岁，距离她和张仃相遇的那一年过去了四十八年。
可是她的死并未让张仃感到悔过，反而在她死后一年便迎娶了灰娃，她的死仿佛没人记得。
1987年，何伯群、张仃和灰娃
陈布文曾说她和张仃就像石头与铁，一碰就冒出火花，过去总碰，总在燃烧，总在损毁着对方和自己。后来他们学会了忍让，学会了习惯，可是同样无比坚硬的他们还是不会相融。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家人们围坐在她的床边，问她还有什么遗言，那时的她已经虚弱的没有什么力气，但她还是执着地扬起嘴角，不知是在告诉身边人，还是在告诉她自己：忘掉一切，重新开始生活。
陈布文、张仃与儿子张郎郎
陈布文爱的坦荡，爱的决绝，可是这样的爱对她本身也足够残忍，她以自己为筹码，换取爱的名义，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
在延安时，作家萧军曾说陈布文只是有些光彩的金属碎片，是没有被洗炼和发展的天才。
据悉她曾经在鲁艺工作时，鲁艺图书馆的每个图书借阅卡上都有她的名字，她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闪闪发光，却把成名的机会让给了丈夫，甘愿成为丈夫的附庸，谁知最后也惨遭背叛。
陈布文的一生并未留下太多的著作，也没有太多被世人注意到的痕迹。
为了弥补和填充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陈布文研究的忽视和缺失，国内的相关学者对陈布文的作品及其手稿进行了整理，最终编选出《春天的来客》一书，其中包括了陈布文离世以后留下的二十余万字书稿。
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只能了解到关于陈布文的一星半点，即使如此也弥足珍贵。
从一见钟情，相互吸引到坠入爱河，走进婚姻殿堂，再到相依相守，忍让习惯，再到最后的他与别人携手，而她一心求死，他们的爱情太过悲剧，也太过遗憾，未曾圆满总让人难以释怀。
不知道陈布文是否后悔过，后悔放弃了最爱的文学，后悔毫无保留地爱着别人，这些我们都没有答案，只是不知道如果再来一世，她会不会换一种方式活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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