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读书
原题：“冲冠一怒为青年”
——读张曼菱《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
作者：北京大学 钱理群
◤季羡林先生的最大尴尬，是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到社会的顶峰”。
《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即将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
知
耻近乎勇
说起北大传统，我总要想起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北大的评价。
在我看来，所谓“北大精神传统”，这其中就有本书所着重讨论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北大教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
记得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我和北大部分师生一起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着重展现的就是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的那历史的一幕，其中一个场面是当被捕学生回到学校，蔡校长向全校师生深深一鞠躬，说：“把被捕同学如数交给诸位，我尽责了！”每回演到这里，现场每个演员、观众无不动容。
但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就没有了这样的一幕：那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为蒙难学生说话。这整体性的沉默，应该是北大历史耻辱的一页，迟早会引发良知尚存的北大人内心的不安。
季羡林与学生们 （资料图）
我后来和一些朋友一起编选了几册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的书，希望恢复历史的真相。这一举动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亲任顾问并题字。我读本书后才知道季老私下曾对人说，他“以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那么，他也是为自己没有与1957年的受害者共同承担苦难而感到愧疚。后来我们的书受到了一些压力与问责，关键时刻，季羡林先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的保护后学、敢于担当的风骨，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难忘。
季羡林先生一生不止一次“冲冠一怒为青年”。对于他，“'入地狱’比起'良心不安’更加可以忍受”，他把“把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这样的“知耻近乎勇”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沉默。
直
视命运的严峻局面
以后的事，则显示出的季羡林先生的另一面，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中更加严峻的方面。
说到知识分子命运中严峻的方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被强迫“改造”，就像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记》里所描述的那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屈辱，但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严峻的方面。
季羡林先生的最大尴尬，是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到社会的顶峰”。季老一开始是拒绝的。面对神化自己的种种谀辞，他回答说：“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
他不断地申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冷板凳”，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学问，做自己想做，不顾及别人需要的冷学问。季老直到七十岁以后才坐下来，坐了十八年的冷板凳，完成近八百万字的煌煌大作，可见其创造潜力之大。
但现在，却要用种种诱惑与干扰，让他坐不下来，久而久之，就习惯于，甚至安于不坐冷板凳了，一切创造性的独立的知识劳动生产也就此终止。
季老说，正是这名不副实的吹捧使他陷入失去知识分子本分的危机，他为之“吃不安，睡不安”。
也就是这样的“不安”，表明了季羡林先生对知识分子在所谓“新时期”面临的严峻局面的清醒，以及他在新的历史困境下对知识分子本职的坚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没有坚守到底。曼菱说，“他在抵御。可惜这抵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以致他说出了别人要求他说，而不是自己真想说的话，做了一些“恐怕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季老逐渐变成了人们非议的人。以后，在每次和曼菱越来越难得的见面时，他表现出的温情与依恋，似乎有难言之苦，特别让人心酸。
季老和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局面还不止于此。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其地位与影响本身，在商业社会里就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财富”，拥有的文化资本十分可观。而他因为个人兴趣积累下来的文物字画，更具有直接的同样可观的市场价值。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季老身边形成了“几个利益圈”，彼此恶斗，他自己成了“唐僧肉”，就绝非偶然。
但季老并不总是糊涂，在最后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太多不幸的世界时，他还是保持了清醒。他嘱咐曼菱要写《浮生六记》那样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如曼菱所分析，这“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又表现了对“生命处在自在自为状态”的向往。
我
们需要理解与宽容
曼菱书中谈到，陈四益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引述鲁迅在他的老师章太炎逝世后所作的历史评价：虽不免“白圭之玷”，但其“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者，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认为鲁迅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总结和评价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有启示意义：这也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在终于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世，季老依然不能入土为安，除陷入打着他的旗号的没完没了的官司，还遭到了国内，特别是海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指责和嘲笑。
曼菱说得好：“为季羡林辩”是必要、必须的，这也是为历经坎坷的国内知识分子辩。他（他们）在磨难之中对知识分子本色、本职的坚守、承担，应该得到尊重和尊敬。而深陷泥泞之中发生的精神迷误，暴露的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和理解。其所暴露的人格的缺陷，在分清是非、吸取教训以后，也应该得到宽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求“完人”、“完美无缺”的苛责，不过是道学家者言。这恰恰是应该抛弃的传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原载于社科报总15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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