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读书
原题:“冲冠一怒为青年”
——读张曼菱《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
作者:北京大学 钱理群
◤季羡林先生的最大尴尬,是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到社会的顶峰”。
《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即将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
知
耻近乎勇
说起北大传统,我总要想起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北大的评价。
在我看来,所谓“北大精神传统”,这其中就有本书所着重讨论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北大教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
记得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我和北大部分师生一起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着重展现的就是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的那历史的一幕,其中一个场面是当被捕学生回到学校,蔡校长向全校师生深深一鞠躬,说:“把被捕同学如数交给诸位,我尽责了!”每回演到这里,现场每个演员、观众无不动容。
但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就没有了这样的一幕:那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为蒙难学生说话。这整体性的沉默,应该是北大历史耻辱的一页,迟早会引发良知尚存的北大人内心的不安。
季羡林与学生们 (资料图)
我后来和一些朋友一起编选了几册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的书,希望恢复历史的真相。这一举动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亲任顾问并题字。我读本书后才知道季老私下曾对人说,他“以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那么,他也是为自己没有与1957年的受害者共同承担苦难而感到愧疚。后来我们的书受到了一些压力与问责,关键时刻,季羡林先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的保护后学、敢于担当的风骨,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难忘。
季羡林先生一生不止一次“冲冠一怒为青年”。对于他,“'入地狱’比起'良心不安’更加可以忍受”,他把“把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这样的“知耻近乎勇”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沉默。
直
视命运的严峻局面
以后的事,则显示出的季羡林先生的另一面,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中更加严峻的方面。
说到知识分子命运中严峻的方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被强迫“改造”,就像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记》里所描述的那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屈辱,但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严峻的方面。
季羡林先生的最大尴尬,是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到社会的顶峰”。季老一开始是拒绝的。面对神化自己的种种谀辞,他回答说:“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
他不断地申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冷板凳”,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学问,做自己想做,不顾及别人需要的冷学问。季老直到七十岁以后才坐下来,坐了十八年的冷板凳,完成近八百万字的煌煌大作,可见其创造潜力之大。
但现在,却要用种种诱惑与干扰,让他坐不下来,久而久之,就习惯于,甚至安于不坐冷板凳了,一切创造性的独立的知识劳动生产也就此终止。
季老说,正是这名不副实的吹捧使他陷入失去知识分子本分的危机,他为之“吃不安,睡不安”。
也就是这样的“不安”,表明了季羡林先生对知识分子在所谓“新时期”面临的严峻局面的清醒,以及他在新的历史困境下对知识分子本职的坚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没有坚守到底。曼菱说,“他在抵御。可惜这抵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以致他说出了别人要求他说,而不是自己真想说的话,做了一些“恐怕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季老逐渐变成了人们非议的人。以后,在每次和曼菱越来越难得的见面时,他表现出的温情与依恋,似乎有难言之苦,特别让人心酸。
季老和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局面还不止于此。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其地位与影响本身,在商业社会里就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财富”,拥有的文化资本十分可观。而他因为个人兴趣积累下来的文物字画,更具有直接的同样可观的市场价值。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季老身边形成了“几个利益圈”,彼此恶斗,他自己成了“唐僧肉”,就绝非偶然。
但季老并不总是糊涂,在最后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太多不幸的世界时,他还是保持了清醒。他嘱咐曼菱要写《浮生六记》那样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如曼菱所分析,这“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又表现了对“生命处在自在自为状态”的向往。
我
们需要理解与宽容
曼菱书中谈到,陈四益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引述鲁迅在他的老师章太炎逝世后所作的历史评价:虽不免“白圭之玷”,但其“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者,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认为鲁迅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总结和评价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有启示意义:这也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在终于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世,季老依然不能入土为安,除陷入打着他的旗号的没完没了的官司,还遭到了国内,特别是海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指责和嘲笑。
曼菱说得好:“为季羡林辩”是必要、必须的,这也是为历经坎坷的国内知识分子辩。他(他们)在磨难之中对知识分子本色、本职的坚守、承担,应该得到尊重和尊敬。而深陷泥泞之中发生的精神迷误,暴露的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和理解。其所暴露的人格的缺陷,在分清是非、吸取教训以后,也应该得到宽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求“完人”、“完美无缺”的苛责,不过是道学家者言。这恰恰是应该抛弃的传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原载于社科报总15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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