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在这个时期,农民终于有了自由身,土地也可以买卖,城市化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当然,它给后世留下的问题也颇为不少。
诸如北宋时期的熙宁变法,两宋交替之际的靖康之难,还有南渡以后的诸多黑暗与腐败。但无论如何,熟于宋史,热衷于那个繁华时代的人,都对于当时中国之先进而莫衷一是。
估计也正是这一点,则让后人更加惋惜,惋惜于历史为何没有偏向东方,社会的转型为何又没有青睐这片土地,明明处在变革之中的华夏,却偏偏停下了脚步。
凭什么穷鬼一样的西方能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繁华的东方则没能做到?这个历史之疑,今天咱就讲个明白。
正如我的标题所言,人口巨增,土地兼并,大宋想抓住转型的风口,想完成社会变革,人口这个包袱却成为了其蜕变的障碍。
我可以在这里毫不客气地讲,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兴衰均源于人口。要么是人口过少,要么是人口过多。
为什么人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里会变得这么突显?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人地不可调和是这种社会中的普遍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则兴,处理得不好则亡。
大家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宋朝以前的中国,积极对外,武德充沛,为什么宋朝开始及其以后的中国,反而消极保守,文强武弱?其原因正是在人口这个点上。
由于一片土地在相对的历史阶段,能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能养活的人口和富裕阶层也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增多的情况下,弊大于利。北宋时期国境狭小不说,人口还突破一亿,据《宋史·志·三十八卷·地理一》记载,崇宁元年全国户数达到20264370户,人45324154口,大观年间全国户数20882258户,人46734784口。
单看史籍记载增长不大,而且户口比仅在2上下,与我们的理解十分矛盾,实际不然,之所以理解有差,是因为宋代的统计规则不同于今天。宋代统计口数,只将有劳动能力的男丁算入,所以,女性、未成年、超过年龄规定的老人,以及客户尚未算入,这便是为啥上述户数口数增长不大的原因。
但以今人推理及古人估算,封建时代平均每家五口的规模,按此要求则可以估得,大宋崇宁元年人口已达101321850人,大观年间人口则为104411290人,这一人口盛况,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无比壮观。
可与大宋不同的是,汉唐统计口数则是不论男女老幼统统算入,据《旧唐书·志·卷十八·地理一》记载,粗略估计,整个唐代的户数大致在8412871户,人口在48143690人,而以唐代杜佑《通典·食货七》所记,唐朝人口之盛,在玄宗天宝十四载,户数8914790户,口数52919390人,要比旧唐书记载的数量更多。
而唐朝的人口峰值,是自李渊武德元年到李隆基天宝年末,已历138年,经战争损耗、脱籍逃田以及官奴婢、伶人乐师、私人武装不计,唐朝人口也就在五千多万上下。同样的时间段,大宋尤其是北宋时期,竟然已近唐人口两倍。
人口巨增之疯狂,实属封建社会之罕见。在这种人口规模迅速膨胀之下,内患风险自然也就大大高于过去几个朝代,加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兼并亦迅于前代。相应的,流民、破产农民也不会少于当时之史载,那么面临这样的内患,以宋廷的风格,则只能将之招安豢养,故厢军庞大也不是没有原因。
此外,内患风险由于人口增加而增加,武官的重要性便会因之提升,而由于受唐末藩镇割据、武将擅权之弊所影响,在人口巨增的情况下,宋朝必然会选择削弱武官,军事上频频吃亏、战局往往多败,国土复不敷出,亦由此而生。
相反,唐朝却能控疆万里,横扫四夷,独步天下,所向披靡,则是其吃到了人口规模适中的好处。将其全国一切人口算入,最多也就八千万左右。之所以控制有力,一是由于隋末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新朝开立,人口规模过小,二是采用府兵制和均田制。在开国后的国势上升期,田制可以有效地抑制人地矛盾,兵制则在客观上消减了人口的膨胀。
所以玄宗及其以前,大唐虽然人口仅有五千多万,却能做到吊打周遭蛮夷,威慑四方。正是人口规模压力得到延缓,土地兼并矛盾没有彻底激化所致。自然的,宽容自信且开放的环境也就油然而生,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创造就会突飞猛进。
所以,纵观历朝兴衰,基于农民和土地所形成的人口问题,是决定着王朝兴衰、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关键。
大宋建国还不过三代,就已经是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土地兼并的变态发展,都是由于宋朝一无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二无对外用兵的长期要求,加之赵家对内怀柔,令国人看到了加大繁衍可以获益的机会所致,尤其是宋辽和议以后,南北相安,不闻兵戈。
事农生产成为要务,追求富裕生活蔚然成风。然而这种事,可能存在公平公正吗?在当时以地主为统治阶级,私有制为生产所有制的前提下。
最终获利的只有皇亲贵胄、寺庙僧院、地主豪绅,因为在致富的起跑线上,他们已经拥有了普通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
而在不平等的竞争下,富者以资扩张,贫者以人扩张。这笔账,放谁也能算清楚,贫者繁衍后代并养育成丁的周期,必然赶不上富家资本获取高回报的周期。等贫者后代具备劳动能力后,家里还能不能拥有土地都两说了。所以不成为流民、破产农民都很难。
但纵使这种不平等普遍存在,人也要吃饭,要么走正道种地、卖苦力、读书学艺,要么走歪路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聚众闹事。故而,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时代,除了农田广泛增加之外,人口也发生了大量分化。
土地开发方面,在太原,河东之民惜田而不葬其亲;在绍兴,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在阆州,南池数百里已为平陆;北宋方勺的《泊宅编》中也有载: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即便土地如此紧张,大宋朝廷依旧卖力扶植,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此来看,当时中国农业之盛,已是南方梯田遍野,而北方寸土无闲,但这一派繁忙景象,真的就是很好吗?
非也,不仅不好,还深埋祸患。看似官方勤政重农,实则重利轻民。土地开发之广,地力压榨之至,只会大肆削弱自然的抗风险能力,没了自然环境的有效防护,不论水灾火灾、旱灾冰灾抑或流民战争,损失最大的,一定是农田,其产生的损失将是翻倍且不断扩大的。
另一面,人口的急剧膨胀,超过了土地的供养能力后,大量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无法发挥生产作用,就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群众便形成分化。宋朝建立后,城市中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市民阶层扩大,而城市化能如此迅猛,和人口规模膨胀,劳动力转移分不开。
在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中都有对于诸色杂役、闲人游民相当笔墨的记载。比如遛猫逗狗、擎鹰驾鹞、跑腿带话、说和交易(时人谓之涉儿,今人嘲之街溜子)、划拳吹水、好勇斗狠,或者说书唱曲、戏法杂技、攀权附贵、倒买倒卖、走街串巷、开铺弄行各种非农行当,一应俱全。
但是宋朝再发达不是现代国度,城市化程度再高,也大多体现在汴京、临安、成都等地区性大城市。行业品类虽为繁多,却无一家一店能雇佣大量人员、能在城市外壮大,手工制造发达也是以官营为主。所以,别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都不存在,民间仍旧有相当量的无业群众在流动而得不到消化。
故指望繁华富裕的大宋,在三百年余年间做到社会变革,那是不可能的。单单大小农民起义便达到四百余次,且人口规模日渐膨胀,领土还逐渐变小,它除了劳心费力的解决人力过剩带来的社会诸多矛盾之外,怎么有机会、有精力去顾及社会的转型呢?有粮而不养,有地而不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苟安、苟活。
资本主义社会要想诞生,不一定人多,劳动力满满就代表条件足够,凡事过犹不及。人多,田地就多,田地就多,养活的人口就不得不膨胀,那么事农的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廉价。
最终坐拥巨大财富的只有是地主阶级,赔本赚吆喝的就是农民阶级。且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土地开发过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获利成本最低的就是种地,他们宁愿把钱用作买田,也不会去开店、开工场,尤其是后者,那是需要从零起步,占用土地的。
加上宋廷安于现状,重文轻武,上无开疆之心,下无辟土之志,对外与夷狄财货而两立,对内纵地主并田而不暇,人口得不到减压,财富得不到剧积,变革环境十不存一,真能成功除非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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