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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经历让我积蓄了一笔终身财富
    我是1974年2月高中毕业后由学校集体组织在本县庄上公社曹家山大队插队的。当时我们这一批插队的同学共分了4个插队点,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单插到其他地方。曹家山共分配了8名同学,其中主动报名到曹家山村的只有我一人,其余同学都是填报了服从组织分配后到的曹家山。大多数同学都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挑战着自我,挑战着人生。我之所以报名到曹家山,就是听到有人传说,曹家山正在修水库,哪里的劳动强度很大。当妈妈把她收集到的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我倔强地对妈妈说:“其他人能行,我也应该能,累又累不死人”。就这样,在学校组织填写插队登记表时,我毅然地写上了“曹家山”。
    到了插队点后才知道,事情并不是像先前传说的那样。曹家山修水库其实是公社组织的,由公社在各大队抽人参加,并不是曹家山村组织的。我们来到村里安扎下后,大队把我们知青统一分配在基建队,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平时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忙时帮助各生产小队参加田间劳动。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和农村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插队生活。
    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在村里劳动近一年后,公社要成立放映队。鉴于当时曹家山知青的实际情况,公社书记曹志昌与我谈话,说考虑到我擅长写画,让我到公社去筹建放映队。我欣然接受。因此,虽然从时间上看,我插了二年多,但实际在曹家山村劳动的时间只有近一年。但另一方面,放电影却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不同条件、不同类型的农村和农民。当时,柳林县25个公社(镇),在1975年时只有4个公社有农村电影队,因此我们的放映队虽然属于庄上公社,但实际上我们负责着龙门垣、陈家湾、金家庄、留誉、张家圪坮以及庄上本公社共6个公社100多个村的放映任务。这为自己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认识农村和农民提供了绝好的契机,也使自己有了更多的感受。因此可以说,插队期间的这些经历,让自己积蓄起一笔终身的财富。
    一插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德,为后来的不懈努力奠定了基础
    我儿时由于营养不良,一贯身小体弱。插队那年不到十八周岁,身高不足1.6米,体重最多也就80斤左右。自己性格上的强势和身体上的弱势,决定了农村劳动对自己而言,又比其他人多出几分挑战。
    我们插队后,参与的第一项工程是在一个叫柿子疙瘩的山头上修建蓄水池。这个蓄水池修好后,通过引水上山,可以解决山下二百多亩山地梯田的滴灌用水一一因水量有限,难以达到浇灌条件。由于山太高,修路工程投入太多,还要破坏部分梯田,因此没有平车道,全部工程用料都靠人担肩扛。虽然我们刚到村里,但年轻人不服输的性格还是显露出来。知青们和村里突击队的年轻人开始互相比赛,谁也不服输。刚开始骨头累的散架,但经过十多天时间的锻炼,就逐渐适应了。我当时尽管身体很瘦弱,但为了“不丢面子”,每次背的石头几乎和自己的体重差不多,而且随着身体的耐受力加强,背的石头越来越大。适遇县知青办的同志带领县照相馆人员,来知青点收集知青资料,给自己留下了插队时唯一的一张珍贵的劳动照片。
    我们参与的第二项工程是在一个叫大沟的地方搬山填沟造平原。我被分在爆破组,跟着一个老社员和比我小一岁的叫曹蝉应的社员打下手,此后,我和蝉应还拜为终身的兄弟。我们的任务是打炮眼、用硝铵及锯木面、谷糠等自炒炸药、装炮、点炮等。这是一项危险系数较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事故。但正是这项工作,磨练了我的细心与谨慎。步入工作岗位后,不少人看到我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做起事情来那样一丝不苟,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知道,这与这一段的经历有极大关系。我们爆炮后,高山上的土就炸松了,然后大家分组将土用平车推到沟里。这块平原大约有三四十亩,十多年前我回到曹家山,还专门看了一下这块平原,上面种植的玉米绿油油地,明显比山梁上稀稀拉拉的其他庄稼长相好许多。我为此还再次感叹,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力量大!哪个年代给我们今天留下的宝贵遗产,至今天还在奉献着社会!
    进入农历6月份后,到了收割麦子的季节。我们基建队又被分配到各小队帮助突击收割,我被分配到第三小队。麦子割倒扎捆后,要从对面山上把麦子担到村里的打麦场。虽然经过半年的锻炼,自己身体的耐受力大大加强,但过去都是做得舞锹弄䦆头的活,担扁担的功夫还没有练好。我是第一次担麦子,前半截下坡路虽然催的腿肚子疼,但还相对好说,后半截路要上近半里地的一道陡坡。我担着的是较小的两捆麦子,到半坡就感到精疲力尽。但担麦子是不允许中途放下的,否则成熟的麦粒就会掉在地上形成粮食浪费。我咬着牙关,自己给自己定目标鼓劲,再走100步……再走50步……再走30步……凭着年轻人不服输的好胜心,自己终于一步步地挪到打麦场……就这样,通过一年来干各种农活的锻炼,自己也一步步走向了坚强,走向了耐受,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品德,就我而言是终身受益。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后来工作中,每一次进步以及最终取得一定成就,都与这种吃苦耐劳与意志力有关。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首反映插队生活的诗歌,里边有这样几句话:“我们苦吗?当然苦!我们累吗?当然累!我们后悔吗?我们不后悔!”这绝不只是冠冕堂皇的官腔,而是自己对插队人生的真实感悟。没有插队期间的这些经历,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和累,在未来的人生中就会在许多困难面前妥协低头。
  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特殊,有许多常人没有的缺陷:性格直爽、脾气暴躁、固执己见、争强好胜、不爱屈从、不随大流、不懂也不愿妥协等等,属于世俗中不少人并不爱见的类型。但正是插队期间锻炼出的哪些意志和培养起的吃苦耐劳品德,弥补了自己的个性缺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二、插队让自己更深切地感受到伟人的政治远见,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究工作永远离不开深入的社会实践和对历史及现实的反思,作为一个社会学特别是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爱好者,只有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深入的比较,才可能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而插队期间的亲身经历,无疑为自己正确认识社会,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素材。
    就以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这一伟大的举措为例。“文革”结束后,一批以声讨和贬损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纷纷出笼;一些记载“老干部”文革遭遇的文章,也把干部下放农村或让子女插队描述成是“受迫害”。至今仍有一些人持此观点。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作为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者,心里感到极不舒服。但当时由于思考和研究不深入,讲不出多少道理。
    步入研究领域后,通过查阅有关历史资料,通过自己亲身经历及其对现实的前后对比,使自己对上山下乡这一伟大举措的战略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考。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官本位”的国家;老人家是一位敢于“改天换地”的伟人。其中这种“改”“换”,就包括对中国传统痼疾的“改”“换”。老人家的许多言行说明,其对“官本位”导致的特权思想有一种骨子里的厌恶。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且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农村,让其在劳动大学学习锻炼。建国后,老人家对干部子弟表现出的优越感以及无视群众的作风,有了更多的担心。特别是杜鲁门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后,这种担心更甚。1965年,曾和其表侄孙女王海容谈到:“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任何政权,总是需要一大批有知识的人去执掌;同时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总是哪些出生于优越条件家庭的人,有优势捷足先登政治舞台;一些高干子弟的机率更高。如果这些人没有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对老百姓有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就很难站在老百姓的利益立场上制定国家战略和大政方针;有的人甚至只懂得享受与盘剥。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这些人一旦掌握高层权力,甚至会沆瀣一气,逐步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前苏联和东欧巨变,就是最好的例证。为此自己曾写过一篇《党执政前后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基础及机制比较研究》的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系统论证。
  有鉴于此,自己认为,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一代人将来脱离群众,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至于后来一些报道分析说“插队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和防止狂热的学生红卫兵给城市带来动乱”,笔者感到,那只是一些“现实主义者”的自我臆猜和井蛙之见,很难表示完全赞同。
    上山下乡这一举措,首先是在客观上从体制上打破了传统的官民界限。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黑五类”,都一视同仁,谁也不能有特殊。与我们同时插队的,既有县委书记和武装部政委的儿子,也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些同学,丝毫没有什么特殊,也得和我们一样一起去插队,并且还得积极带头报名。到农村后,不管你是领导干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子女,如果你的劳动态度不好,其他人能完成的任务你完不成,其他人能干的事你干不了,老百姓就会鄙夷你,你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年轻人正处于争强好胜的年龄段,在整体氛围下,大多数同学在劳动中都是争着抢着干。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红极一时的一位高级领导的儿子在云南插场时,因为有优越感,表现不太好,照样在知青中受到集体批判与批评教育。这位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照样对知青批判其儿子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亲自动员侄儿周秉和及侄女周秉建分别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周秉建还和蒙古族青年结为伉俪。
    在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当外围环境迫使领导干部的子女和大家打成一片,自然会使这些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优越感”减弱许多,对其终身世界观、价值观是有深刻影响的。而伟人仙逝后,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及子弟“特权思想”“优越感”又重新滋长,以致出“我爸是李岗”这种鲜而不鲜的事,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孰是孰非,事实是最好的结论。
    至于一些诋毁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正像如前所述,这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就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因此,自己曾在一篇诋毁知青运动的文章中留言到:“心中充满阳光的人,眼前总是一片阳光;心中充满黑暗的人,眼前总是一片黑暗。太阳再灿烂,也总有照不到的角落。不能因为自己见不到阳光,就否认太阳的伟大光辉,而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总是会生存在阴沟里!以自己个人的经历或某些偶尔的悲剧,来诋毁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运动,不仅显得幼稚,而且显得卑鄙!”这段留言,可以集中反映出自己对插队这一伟大运动的基本政治观点。
    另外,插队还把城市较为先进的理念以及文明习惯带到农村,改变了农村人的一些意识和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尽管自己插队的时间很短,但对自己的影响却很大。可以说,正是知青经历,才为自己积蓄了一笔终身财富!这一财富激励自己用光明的心态,积极向上地看待事物,看待社会,也激励自己永不知足,不懈进,尽力攀登人生的高峰。

    (作者张黎平,1974年2月至1976年6月在山西省柳林县庄上公社曹家山村插队山西省吕梁市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本文摘自柳林知青工作站“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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