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长 故 事 -
我要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队长才勉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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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旧是有许多题不会做，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心里很着急。一急，我就醒来了，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一辈子都不用高考了，一下子就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点不同，情景不同，但梦中暗示的忧愁、焦虑却是一样的。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梦，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
1977 年 7 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干活。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能挣 8 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能挣5分。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学打毛衣，生活过得平静而快乐。10 月份，我在苇园地拽豆子、在前河畔掰玉米、在老坟边摘棉花、在后村崖上夹柿子。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20分。豆子、棉花、玉米、柿子是论斤称，我是快手，干这些活我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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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下工回家对我说，他今天碰见城里一个老亲戚，到后岭上七里坡给他女儿借书。亲戚说国家恢复高考了，想让女儿复习考大学。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了，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跑 20 多里山路去借。
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
老余是洛阳人，早先下放到我们大队教书，后来又升到公社高中，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分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以前的高考卷子。平地一声春雷，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
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对我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其他同学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我们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他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历次运动，很多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当时流行一句话，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我的理科知识近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我上的两年高中后来叫“戴帽高中”，物理课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课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学的是“优选法”，上课就是去丈量操场，去猪场称猪，或者勤工俭学，上山背木头，下河挖鱼池子。语文课上唯一能让我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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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物理的，还有数学的。表姐是 1972 年毕业的高中生，并且她上的是县一高，正儿八经的学校。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分”，还笑话我是“异想天开”。
表姐的课本很薄，但我啃起来还是很吃力。
匀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质量和重量，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子上字迹恭正地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数学里的因式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三角函数、对数，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 10 多天时，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邻县复习。三舅在邻县一所高中教数学。距离174里路程，有很多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有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因此，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路父亲带我，遇到上坡路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时上路，下午 4 点我们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 10 天，他们上课，我去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这次复习，我好像只弄懂了电流是安培，电阻是欧姆。
12 月的一天，我坐在县一高某个教室的考场上，茫然无措地做题。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 他那时 30 岁。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同学都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很远，根本不可能抄上。浑然中，时间就到了。
记得语文卷子上有一题是：“给下面一句话注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下来后我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我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争相把本地最好的物资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的新闻。但写作文时我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那一年，物理老师孙保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 5 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两位抄上的同学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剩下的全是陪衬。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工作的何粉考上了洛阳医专。她知道消息早，复习也早。那一年，我们班 50 多名同学有 10多人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考上。全县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中专）的人，被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县委门口。4.7%，是那一年的全国录取率。
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山区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第一次没有考上，在我意料之中。进进场，试一试，感受一下。随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复习。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复习。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好在母校复习。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到公社高中了。比如余老师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胡老师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
我要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队长才勉强同意了。
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们几个没有住校的，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自带干粮，比如玉米面馍馍，中午在学校接点开水，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吃饭。15 里路，晃晃悠悠在路上就耗去不少时间。
随后，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寑室里跳蚤凶猛，好像几年没吸过人血的样子。进寑室前，我们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嘭”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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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的 1978 年 7 月，我又坐到了县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得还可以，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个个都似曾相识，个个都条理不清。后来据余老师说，我这次考了 240 分，距中专分数线只差 5 分。
回到村里，支书的女儿指桑骂槐地笑话我。在地里摘棉花时，她嘴一撇，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咱村”，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经过第一次的冲刷，村里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我忍受着村人的讥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暗暗不服气。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却成了全大队唯一一个考上了县一高的人。
父母没有埋怨我。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龄还小哩。不要听她们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
随后，我被录到县一高复习。在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给学生上大课，闹嚷嚷，乱哄哄，黑板上写的字也看不清，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是，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觉理亏。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充满气势地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得到一些内幕消息。
而我则不行，我和他们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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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时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才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另一节课，又换成其他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会把大量时间留给我们做习题。别人做题，像羊吃草一样，头低下，“哧哧哧”一路往前攻，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住，问同桌，问老师，这一道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我的心很痛苦。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是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如《劝学篇》《师说》《游褒禅山记》《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着 20 多个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 12点大家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来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小米的回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那一年，报刊杂志上忽然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散文，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感觉新鲜、清爽。
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没办法。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一边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里，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望着哥哥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难过。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记，好好复习。”谁知这时候，母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 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 40 多天，她的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呋喃呾啶、复方新诺明，成了我们家常备的药。
原来，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而母亲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由于累积的劳累，母亲终于病倒了。
我在心里自责，都是因为我，母亲才累病了。我不想复习了，我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担家务。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妈受的打击才大呢。”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很自豪。他想，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他感到自豪。
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了。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我挖苦我？我怎么对得起父母？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闷闷不乐，与此同时又憎恨自己自制力差，心理素质不好。
每天晚上，班上一个成绩好的乡下同学，都要买一个麦面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长长的、四两一个的麦面馍，我心里很馋。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没脸吃麦面馍，我觉得自己不配吃那种好馍。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最早选择英语，她们都考上走了。
我选择理科，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一看头又有点大。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短时间里也不是容易攻下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题，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却在说玩笑话。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
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玩笑话，一边在心里羡慕。我的同桌小琴文科不好，她拿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像蝌蚪。但她数学好，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里不出去；临高考科目应试的前几分钟，我还抱着书本在看。
但关键是，我的用功效率不高。对于物理和数学，我总是越学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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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人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让我们增加营养。但他每来一次学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曾经暗暗发誓，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我若是考上大学了，一定要帮助哥哥。但现在我考不上，怎么办？
那年，李军考上西安交大，成为轰动全县的佳话。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妹妹是应届生，我在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大学，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了，妹妹却得了猩红热。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觉得自己不争气，妹妹也不争气。我认为她娇生惯养，受不了症，不想学习了，才寻个理由回家。我把她凶了一顿，她哭着走了。
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像遭了雷击一般。
据说，假如上帝在你面前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
而我的那扇窗，它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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