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从中华帝国的南疆到一个独立的国家

 

（黑字、红字为高夏陈述的内容，蓝字为知事录评述的内容。）

知事录：唐帝国崩溃后，中华故地的各地方势力纷纷建国，一些国家从此成为独立的国家，一些国家则在后来又被整合进统一的“中国”里，越南就属于前者，而南汉、南唐、吴越等国家则属于后者。

 

独立的大越

 

交趾终于在十世纪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因素可以说明这个越南史上重要事件。首先，唐朝在九〇七年（其实败象在这之前已经显露）崩溃，帝国朝廷无力管控偏远领土，遂为地方精英或军头带来可乘之机。殖民地的刺史或是未奉上级明确授权，或是没有足够调遣使用的兵力，也只有束手旁观，或设法走避。其次，对红河地区殖民当局发动攻击的，不是从中亚草原南下、后来占据中国的蒙古与满州游牧民族。不满来自殖民当局内部，来自认定脱离唐朝能做得更好的军、政精英（两者往往相互重迭）。九三九年，交趾高官、兼统兵将领吴权，利用唐势力瓦解之机，击败敌军水师攻击，确立交趾独立地位。事实上，对吴权发动那场水师攻击的，是广州境内一个与吴权状况非常类似的政体，它的领导人在九一七年宣布脱离唐朝独立建国，国号大越，一年后改名「南汉」。吴权其实没有从「中国」手中取得独立；他击败的，是这块越、华共处的水陆要冲地区的一个对手政体。不到一个世纪，吴权的手下也建了他们自己的大越。

 

知事录：广州之“大越”（南汉）与交州之“大越”（南越/越南）之间的争竞，可以说是原唐帝国下辖的不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竞。两者的区别是历史走向上的区别，从吴权开始，交州逐渐脱离中国，形成独立的国家，而广州形成的国家“南汉”，很快又受到北方其它中国势力（赵宋）的弭平，此后到现代为止，就一直属于中华帝国的辖地，成为“中国”的核心区域之一。

 

出现在附近区域的权力均势迅速变化，也是吴权获胜的一个原因。原是中国南疆将领的吴权，像其他类似他的将领一样，一定很清楚当时附近地区还有许多邻国，而且其中几国经过几世纪经营，还变得非常强大。在大越南方，占族与高棉族已经建国，而且不断向外扩张，两国领导人当然不乐意见到大越国出现，瓜分他们获利颇丰的对华贸易，把他们挤出印度洋市场，甚至一旦中国人整理行囊、打包撤离，还不让他们将势力伸入红河盆地。在大越的西方与西北方，泰族联邦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有增无已，将越来越多的人口与商队贸易路线纳入势力范围。一个特别强大的南诏在云南省崛起。南诏人一直经营用马匹换取越南盐（马与盐是当时两项非常重要的产品）的陆路贸易，赚得不亦乐乎。由于唐朝官员扬言拦阻这项贸易，南诏遂于八四六、八六○与八六二年进军安南都城龙编，还在八六三年屯兵安南，两年后才撤军。所以说，在吴权于九三八年因白藤江之战而取得独立以前，唐朝在南疆的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在大越北方，唐帝国对广西非汉人地区的逐渐失控，也使一些部落首领自立门户，实质上形同自治。吴权的建国独立，显然有先例可循。最后，在唐朝统治期间，由于重心北移，交趾做为与印度洋贸易主要港埠的重要性已经降低。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地方将领、贵族与官员从帝国内部起事，而唐的策略专家或许也有意坐视不管，任由安南事态之发展。

南汉与交趾势力对峙图

宋越白藤江之战

宋越战争

无论属于哪一种状况，夺权是一回事，如何保住权力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占城与高棉这类区域性强权，持续严重威胁着新兴的大越，中国也始终很有可能展开反击。同样重要的是，红河地区还有十几个世居当地的土阀，这些人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吴权在他们的地盘上扩张势力。唐朝军事与殖民统治人员的迅速撤出，在红河地区造成权力真空，像吴权一样，这些土阀也渴望把握此一良机来大举扩张。殖民帝国的解体每每引发内战，这一次也不例外。前后半个世纪，各式各样团体跨过红河平原，进入交趾高地进行角逐。直到李太祖（李公蕴）胜出，于一〇〇九年建立李朝，内战才终告平息。

 

所有这些想将交趾郡转变为独立大越国的权贵家族，都面对类似挑战：想独立统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既有殖民秩序与中国治理之术？应该建一个全新的东西，还是应该依赖那些一直存在、从未消失的东西？如何在意识形态、宗教与历史上，建构一个后殖民时代政治实体，并为它赋予一种法统意义？在那些从来没有遭过真正败绩的土阀与在地豪门环伺下，一个家族或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能够统治一个国家超过三十年吗？还是说，此时此刻，应该运用佛教这类广被全球的宗教，架构、建立、实施一种倾向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吴权与李太祖等等早期军事领导人虽说都以君主政体为内核模式，他们在一种、或在另一种形式上，都得面对这类更深一层的问题。政治法统是他们必须解决的第一批问题之一。再怎么说，在九三九或在一〇〇九年，在经过一千年中国统治、又没有任何文字纪录的情况下，谁又能举证历历、说明自己是皇室与立国国君之后？没有人能办到这一点。从欧亚大陆一端到另一端，太多面对同样问题的统治者都做过一件事：编造一个神话，夸耀他们的过去，然后将神话与他们的现在与当前政治需求相互结合。大越的王也采取同样做法。朝廷派遣史官在过去寻根，寻找最早的统治者。他们找上古螺的安阳王，之后继续深入过去挖掘，让文郎（杜撰人物）、冯兴（真实人物，在七九一年反唐朝）与鸿庞（杜撰人物）诸王死而复生。这些历史人物或许确曾存在、或许只是无中生有的杜撰，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话编得好不好。

 

其次，尽管大越那些史官竭尽全力、将殖民内容从他们的历史上去除，但他们还是爱用中国文字，需要中国人帮他们寻根，用中国历史左证他们本国的历史。事实上，由于能编造一个与中国本身起源旗鼓相当的大越古史，再添枝加叶、提出针对中国古史的各式各样参考数据，大越王可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皇权法统，就像中世纪欧洲那些国王刻意强调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与「第一个」光荣罗马帝国的关系一样。就像查理曼大帝与他的继任人自称新罗马人，自称西泽——例如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些越南国王也自称「汉人」，是自己的「中国」的领导人，而且就像中国文化、治术、以及古史所述一样，是「天子」。不过这些越南统治者（还有日本与韩国统治者）得应付一项挑战：与罗马帝国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始终存在；事实上，它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一旦独立以后，再也不必担心罗马人会回过头来挑战他们建的新帝国，会驳斥他们编造的法统故事。无论怎么说，在编织历史故事这方面，有些大越王做得确实比其他大越王好一点；不过这项编织过程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大越史官运用中文、以中国人文史料为基础创造本国传统，使大越史就像欧洲那批史官用拉丁文与罗马档案建立的欧洲国家史一样真实。

 

知事录：“中华帝国始终存在”，或者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不同建国人群/集团在“中国”地区建立起来的国家，始终以“中国”“中华”自居自认。这是“中国”与“罗马”、“东亚”与“西欧”（或环地中海区域）的不同。罗马崩溃后，其它民族的人都可以自称自己是“罗马人”，自称自己的“罗马”的继承者；可是在“东亚”，哪怕越南人、高丽人、日本人完全可以在文化/文明认同上自称“中华”“中国”，却不得不面对隔壁始终存在“中华帝国”之实体的政治现实，会受到这个“中华帝国”的挑战，而这种政治现实会对越南人、高丽人、日本人产生影响。这就给越南人、高丽人、日本人提出了难题，如果过于“中华化/中国化”，或者说过于自我认同为“中华”，那么，就可能在现实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如何与那个占据“中国”地区而又自称“中国/中华”的王朝国家相区别、相分离的问题，面临着从文化/文明的一体化变成政治实体的一体化的风险。

越南河内文庙

第三，国王需要借助偏远地区的教派、神祇、英雄、精灵，以及他们在乡间的人脉网络结合民众，将他们象征性的形象投射到上至统治精英、下至村民百姓等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回归永恒的过去（事实上，就这种过去而言，他们大体上都是外国人）。统治者需要借助鬼神「宣布」它们对新统治者的支持，新国王需要编一套鬼神支持他的故事昭告全国，以控制新臣民。这在中国整个帝国史上是一种屡见不鲜的政治策略；几世纪以来，中国派在交趾的行政大员一直运用这种策略，越南人于是也如法炮制。统治者透过托梦、神迹与预言，处心积虑地找出可以动化且往往可以人性化的鬼神，支持他们的政治行动。佛教僧侣也经常帮着他们，让他们可以在灵异王国畅行无阻、不费吹灰之力。十四世纪初叶完成的《越甸幽灵集》就收录有一篇故事，说神话中的人物冯兴王，曾以超自然力支持吴权与越人在十世纪独立。故事中说，吴权当时面对中国军队来自北方的攻击，冯兴王托梦给吴权，要吴权不要害怕，因为「我已派遣一万神兵团进驻战略要地，准备进行伏击」。结果果如梦境所说。吴权在因此击败敌军之后建了一座大庙与一个皇家教团祭祀冯兴王。这篇十四世纪的故事在结论中说，这项祭祀「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古老仪式」。但事实上，它是不久以前才问世的发明。

越南北方寺庙

不过，建立君权，辅以皇家认同、神话与仪式，再用军事力量保卫它，用神兵支持它——并不表示做到这一切就能因此安邦定国。在立国之初，大越挣脱中国千年来统治未久，并不具备完整的中央化官僚体系，无法以最先进的儒家治术治理国事。唐朝已经把大多数公务员撤离交趾，中国人也从未在交趾将理想的儒家系统往下推广到草根层级。由于战乱不断，势力庞大的贵冑家族、军事家族崛起，无论是李朝（一〇〇九到一二二五年）或是继之而起的陈朝（一二二五到一四〇〇年），都没能将他们的势力彻底铲除。尽管李朝与陈朝统治者也都在他们的书里编织了神话，也都建了庙宇祭祀鬼神，但他们都没能在一夜之间扭转灵异世界，以遂行其政治目的。特别是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李朝与陈朝都继续沿用殖民时代留下的儒家惯例做法，但地方贵族与大地主大体上仍像过去一样进行统治，与朝廷只维持一种脆弱的皇家联盟关系。农民或许已从殖民当局的臣民摇身成为皇家臣民，但他们像过去一样，继续与地方权贵、特别是与游走在他们身边的鬼神和僧侣互动。他们未必完全遵奉李朝与陈朝新统治者号令，李朝与陈朝真正控制的，也只有河内附近的核心要地而已。

 

大越几位最有效率的领导人，喜欢一脚踏在朝廷，另一脚踏在佛教与灵异世界久已融为一体的乡间，也因此不足为奇。李朝开国国君李太祖是佛教徒。在佛寺受过教育的他深谙佛经，知道僧侣如何透过全国各地寺庙网络运作、如何与左邻右舍各种教派与鬼神之说相辅相成之道。在主政以后，李太祖把佛教升格为国教，由国王主持修会，与僧侣合作，以促进繁荣、信仰，并希望藉以带来更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控制。越南僧侣（包括一些曾赴印度取经的僧侣）也帮着他投入这项「保卫皇家领地」的大业。有一名李朝国君曾规定臣民必须遵奉他为佛祖转世化身。还有几名国君根据佛教建立皇家寺庙，「供奉梵天神金身」，由国君「顶礼膜拜」。这些统治者与高棉（在吴哥建庙）、泰国（在素可泰建庙）以及缅甸（在蒲甘建庙）那些统治者的做法颇相类似，不过这类做法也出现在中国、日本与韩国。

 

李朝统治者也设法吸引既已存在的地方性宗教信仰，加以统一，将它们的仪式、神祇和迷信说法导入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十一世纪，李朝国王经过一场顿悟，发现大地女神有护国安民法力。他于是下令在京城为大地女神建庙，将这个灵异领域与他本身的政治基础衔接。最后，李朝的王还运用跨国、跨派通婚，确保与强大邻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巩固对内的政治控制。李朝与陈朝都大力发展农业，建了更多、更好的水坝与运河。农业发展带来丰收与稳定而充足的米粮供应，红河地区人口因此迅速增加。

 

这个重视宗教、以内陆农耕为基础、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度，就这样在河内附近出现。也就在同一时间，由于中国宋朝（九六〇到一二七九年）的商务起飞，又一次将东京湾转型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另一种走势也出现在大越海岸地区。宋室因面对来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而将京城南迁到杭州，加速了这项转型。宋朝强有力的文化、知识与商业活动，也随迁都而将重心南移，进入沿海地区。随着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不断升温，彷佛种族大杂烩的近岸商贩进入大越，开始充当将中国瓷器与丝绸外销占城、高棉、东南亚内陆与中东市场的中介。优雅的越南制瓷器也生意兴隆，销路深入印度洋地区腹地。从华南到海南岛，到北占婆的阇盘城（即维贾雅）附近、今天的归仁，南下北上的商贸交通大盛，而大越的云屯港也成为这个商务板块的中心。地方商贩称这个与大越交界的地区为交趾洋。在地需求强化了这种商业活动，而这种活动也从中国、占婆以及更远的地方引来更多的人。

 

在李朝不很严密地从河内附近统治整个大越的同时，沿海地区的商贩、旅人与移民引进各式各样新理念、产品与技术。占人的艺术逐渐流入李朝、陈朝与早期的黎朝人家。占人的音乐也深入李朝宫廷。有听过这种音乐的人如此写道：「它的音调极其可悲、伤感，让听者凄然落泪。」这不奇怪，因为制作这些音乐的人许多是战俘。不过占人的印度教理念也流入红河村落，村民用它们造了属于自己的地方教派。南中国的商贩，以及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期间逃亡的宋朝政治难民，往往也随身为大越带来艺术、文化与一些非常儒家的政治理念。他们还带来纸张、印刷术；流亡的文人学者在海岸地区阐扬中国文化理念，让许多在地人成为中国文学与毛笔字的信徒。佛教禅宗也于这段期间在海岸地区植根、发展。前文提到的那位来自广州的石莲大汕，在十七世纪的华南与大越地区绝非特例。造就他的，是海洋色彩非常浓厚、源远流长的佛教。

 

就这样，立国初期的大越在早年独立进程中可以说是双轨并进：位于内陆的首都河内，统治务农的平原与山区，其余地区则透过红河，与热闹滚滚的印度洋海路贸易接轨。在出身海岸世界的领导人领导下，新的陈朝崛起。这些领导人在一二二五到一四〇〇年间从河内统治大越。他们是佛教徒，但也受海岸地区宋朝儒家文化影响甚深。他们都是移居大越海岸地区、与李朝家族通婚的福建富商与渔民的后裔。这种联姻关系有重要象征意义。它不仅帮着陈朝领导人夺得在河内的佛教徒王位宝座，还让专注于内陆农业发展的大越，也将目光摆在强调对外商务的海岸地区。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使大越既能充分利用它的农耕腹地，又能发挥对外贸易之效，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就此出现。

 

它也因此成为一块让人垂涎的土地。陈朝打了几仗，击退强邻占城从南方发动的多次进击。在十三世纪，陈朝还被迫与他们在海岸地区的竞争对手连手，击退更强大的蒙古从海、陆两路发动的攻势。我们不能忘了，蒙古人打算进一步扩张他们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把势力从波斯延伸到中国，再沿越南海岸南下，进入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占人与越南人在红河挡住了蒙古大军，日本人与爪哇人则凭借大海屏障达到这个目标。

 

缅甸与泰国统治者，分别将都城从内陆河都蒲甘与素可泰迁都到伊洛瓦底三角洲（仰光）与湄南河三角洲（曼谷），大越统治者也一样。陈朝统治者曾在河内与设在海岸的清华王宫间来回。国都仍在河内，但陈朝将重心移往海岸是不争之实。宋室已经将国都迁往靠近海岸的杭州。当时越来越多醉心儒家的文人与政治人物，私下已经开始对佛家思想表示鄙夷，认为想打造现代国家与文明，运用宋朝儒家理念比运用佛家思想更加有效。就政治角度而言，陈朝也为这类人士开启了一处喘息空间。陈朝大员仍然笃信佛教，但宗教信仰是一回事，他们以及为他们工作的人仍然大力提倡儒家理念，认为这是组织政府权力、建立王权法统的另类选项。在陈朝统治期间，儒家与佛教有关安邦治国之术的理念做法时而掺杂纠结，时而相互竞争。直到中国明朝（一三六八到一六四四年）建国以前，哪一种选项最后胜出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明帝国终于推翻统治中国的蒙古，并侵入越南，展开又一轮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张。

 

 

明与大越的帝国雄图

 

明帝国在一三六八年赶走了蒙古人，但就像蒙古「世界征服者」一样，他们也决心把中华帝国势力伸进东南亚。明帝国不仅派军在一四○六年进入河内，再建中国统治，还像蒙古人一样，派军跨越云南，深入非汉人聚居的高地，进驻兰那这类泰族政治实体，势力达到今天的缅甸北部地区。在这些跨越云南的南部高地，明帝国借用蒙古人建立的土司（即地方酋长）系统，实施间接统治。蒙古与明的系统两者之间有持续性，为泰族建立的间接统治一直持续到进入二十世纪多年以后。

 

在经由陆路深入东南亚北部地区的同时，明帝国也派遣舰队深入南海，决心建一个让他们满意的海上秩序。本身是云南回教徒的明帝国水师提督郑和，率领远征舰队一连几次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足迹远至东非海岸，并可能去过麦加。为掌控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路线，中国舰队抢在葡萄牙舰队百年以前，已经向马六甲开火。明朝用进贡与贸易手段进一步扩建一个非正式的海上帝国，而这一切作为都有非常先进的造船与火药技术做为后盾。就这样，中国船舰不仅携带商品，还满载数以万计的军队。事实上，在十五世纪，明军拥有精密的大炮、枪械、手枪与榴弹，是亚洲威力最强的军队。欧洲人不是唯一想在东南亚建立「枪炮帝国」的人；首先将新的现代化形式、治国术与暴力带进这个地区的也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最了解这件事的，恐怕莫过于越南人。一四○七至一四二八年间，就在明朝极力将帝国势力向南扩张之际，大越重新纳入中华帝国版图，成为明帝国第十三个郡，以及明帝国进一步海、陆扩张的重要基地。姑且不论影响是好是坏，这是越南现代史的一条分水岭。就一方面来说，明朝以高压军事行动对大越进行再征服，之后的直接政治统治与文化同化也强制执行，毫不容情。明军在控制大越以后，焚烧大越书籍，企图让越南唯中国马首是瞻。中国派出几十名官员治理交趾郡，把地方领导人逐出政府，一方面还嘲笑原有大越体制，说它们是「野蛮人」习俗。这些官员几乎没有人会说越南话，而且他们也认为没有学说越南话的必要。在他们眼中，交趾本来就是、今后也应该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知事录：明帝国暴虐而颟顸的统治，加剧了越人反抗中国的决心与激情。明国政府以为能将统治中国的那套残酷与颟顸手段运用到越南地区，岂不知越人社会还保留着比较丰富的组织性，保障了越人的武德与武力潜力。结果就是明国的暴虐、残酷、高压统治引发越人的激烈反抗，最后明国耗费巨大资源而不能据有越南，反而狼狈、趔趄地退出越南。暴明真是耗费中国资源，损耗中国子弟，不知道多少中国人因为暴明的行径而死于异国它乡。

 

这么做的结果可以预期：抵抗与合作。为反对这种高压统治，也因为不甘权力被夺，以黎利为首的一群人于一四一八年撤入南方、回到他们在今天的清化与义安河境的基地，拿起武器，对抗中国占领。明朝的反应既迅速又凶狠：派出数以万计装备精良的军队镇压反抗军。但由于反抗军掳获明军的现代化武器，抄袭明军的军事科学与火药生产技术（反抗军也通晓汉字），黎利的军官把他们原本由社会贱民组成的杂牌军逐渐转型为一支越来越强的武力。黎利的同伙人也开始运用中国官僚治术，组建与部署数以万计属于本身的武力。经过十年战事，在黎利指挥下，越南人在打了几场规模超过简单「游击战」的战斗之后，于一四二七年将明军逐出国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明帝国在越南实行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就在这短短几年间，他们帮越南人完成一场属于越南本身的现代军事革命，让越南人用来对抗殖民当局，建立新国家。

 

吸引越南人注目的，不仅是中国的火药与武器而已，还包括明朝的官僚模式与文官系统。在这二十年殖民统治期间，中国人在越南建了许多以儒家为主轴的学校与训练学府。到一四〇八年，中国人已经根据中国行政管理做法，建了四十一个府与二百零八个县。明朝官员烧毁越文书籍，但也重新引进儒家经典、印刷科技、纸张，还有中国法典以及安邦治国的概念。某些大越精英于是选择与明朝合作，以便运用明朝的书籍与手段，倡导一种非常越南的进程，包括一场已经在海岸地区推动了几十年的儒家革命。

 

对反殖民主义者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夺回大越、自立称帝之后，黎利与他的继承人根据儒家模式改造大越。大越过去的统治者一直梦想在这块难以管控的土地上建立中央集权，只是始终苦无对策。黎利一伙人现在见到实现这个美梦的大好良机。他与他的后人建立更多专业学堂与学校，推动儒家治术，加速实施文官考试制度，并且颁布以儒家精神为主轴的黎朝法典。新法典将贵族拥有的私有土地减少，以削弱他们的权力，并将村落控制权交到政府手中。根据新财政系统，财税收入直接上缴中央政府。在乡村地区，原本属于土阀的权力逐渐流入省级行政首长手中。黎利等人继续重用许多过去与明朝合作的官员，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人，而且这么做能确保这批人的忠诚。

 

率先发动这场革命的，是黎利最著名后人之一的黎圣宗（约一四六〇至一四九七年）。黎圣宗励精图治，彻底改革儒家考试系统，推出援引自中国的法律与刑法法典。他建立国子院，训练一批忠诚的官僚精英，派遣到全国各地，在地方基层宣扬儒家规范，使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在社会、或在地方官僚结构内部，都能获得民众支持。一四六三年，随着佛教理念在精英政治中逐渐褪色，他推出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为进一步削弱佛教影响力，朝廷钦定神鬼英雄榜，让所有百姓膜拜。这些作为的用意是将国家意识形态注入社会各阶层，不过控制精神世界始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中国人也为他们提供了帝国模式。在成功将中国人赶走以后，黎利等人为建立自己的帝国，向中国人借用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皇帝」名号，包括现代军事学、火药科技、组织领土与人民的官僚模式等等。越南人也因积极加入东亚儒家世界，成为「礼义教化之邦」，而取得强有力的殖民意识形态与阶级民族文化观，并因此自我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明秩序。这种东亚文明使越南人得以与周遭那些非汉人、缺乏教化的「野蛮人」有所区隔，也使越南人认为他们理应征服那些缺乏教化的民族，而将他们自己原也出身野蛮人世界的事实忘得一干二净。越南人希望自己是较优秀的汉文明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以汉文明之名进行征服，原因也就在这里。不过这不表示越南人想「当中国人」。

 

罗马殖民统治结束后，欧洲的法兰克「野蛮人」自称新罗马人，打着宣扬优势罗马文化与历史的旗号而进行征服，藉以强调自己征服有理。基于同理，越南人也以发扬汉文明为名，建立进行殖民统治的法统。但两者的差异，犹如之前一样，就是罗马虽已经在欧洲消逝，但中国仍然在亚洲。独立的越南统治者在扩张帝国版图过程中，自称「汉」与「皇帝」，中国人则对这些不肯加入「真正」中国的越南人恼火不已，想方设法为他们「去文明」，把他们贬为王，有时还说他们是中华帝国的臣民。

 

新兴的越南帝国，虽说迫于红河三角洲人口压力不断增加而向南方扩张版图，但就像蒙古人与中国人一样，大越领导人也很了解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年印度洋贸易重要枢纽、占人的归仁与会安两港，就位在新独立的大越南方不远。占人与越南人多年来一直彼此征战不休，但这一次，越南在打了胜仗以后不再心满意足地撤军。一四七〇年，黎圣宗发表一篇攻击占婆的诏令，以富丽堂皇而且不时还透着尖酸的词句，详述越南何以必须摧毁占婆：不仅为了安全理由，也为完成更大的文明使命，「奉承天命，对这群凶残暴徒进行攻击与杀戮」！黎圣宗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一年以后，黎朝帝国军队在阇盘城大败占军，夺下归仁港，在占人土地（今天的越南中部）上进行殖民。这是越南史上一个重要纪元。越南从这一年起，使用最新型武器积极展开殖民扩张。征服阇盘城的行动显然成果丰硕：征服之后，越南人与占人陶瓷制品的外销大幅增加。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扩张会进行到什么地步，不过很显然的是，他们要沿着海岸线向南方扩张，要向西方与西北方，朝越人发源的周遭山岭地区深入。一四七九年，黎朝帝国军队在今天的寮国与越南西北部长驱直入，闯进泰族聚居地区。他们通过镇宁与奠边府，进抵缅甸，才像之前的明帝国军队一样班师回朝。许多黎军奉命留守，建立屯兵农场与卫戍基地。士兵们一面进行农垦，一面进行守护。税务纪录显示，这些征服地区的越人人口不断增加。过去明帝国殖民当局肆意施暴的统治手段虽曾令越人痛恨不已，但现在大越指挥官们手段之残也不遑多让。越南人也是殖民者。有一次，在征服一个走霉运的「野蛮人」政治实体之后，他们写了如下一份报告：

 

一四七九年：再伐盆蛮。遣将军祈郡公黎念挂将军印，领兵三十万伐盆蛮。以征西营攻破老挝，捷书为盆蛮邀截，脱失故也。师入隘，琴公走死，焚其城，攻哨各城，焚其积聚。初盆蛮众有户九万，饥死殆尽，止存二千余人。乃使人称臣乞降，遂封其种琴冬为宣慰大使，乃置镇守各县官吏以治之。后琴继叛。（编注：载于《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之十三）

越南地形图

 

天主教的越南

 

前文所述的石莲大汕，不是十七世纪末叶唯一在越南传教的人。当时还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也在越南。在葡萄牙人于一五一一年夺取马六甲以后不久，欧洲传教士开始乘坐伊比利亚人的贸易船前来亚洲。第一批欧洲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初抵达越南，这批人大多数是唯恐遭到迫害，而逃出日本的耶稣会教士。（当时德川幕府刚在日本掌权，日本局势仍然混乱，而德川幕府认为耶稣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一六二○年，法国耶稣会教士亚历山大．罗德在红河大越加入一个小教会，宣扬天主教义，直到十年后遭驱逐为止。之后他往南方迁徙，继续传教。

 

为方便基督教传教，欧洲传教士与他们的越南伙伴，研发了一套用罗马字母抄录越南文的书写系统。一六五一年，罗德发行第一本葡萄牙文－拉丁文－越南文字典。这套所谓「国语」的早期罗马拼音系统，就成为二十世纪越南的书写系统。但在这套书写系统问世以前，越南精英与想与精英们接触的传教士，仍然使用中国字（汉字）或所谓「字喃」的本土方块字文字系统。像佛教僧侣一样，天主教传教士也都善于学说低地偏远地区大多数居民使用的越南语，因为这是他们的传教任务成功与否的关键。

 

天主教在越南社会植根的深度有限，但有重大意义。越南统治者一直未能像德川幕府十七世纪在日本那样有效驱逐基督徒。欧洲传教士在这段期间不断在越南进出游走，在乡村各地建教堂与教会。到十八世纪中叶，尽管遭到朝廷敌视，已有约三十万越南天主教徒生活在红河河谷地区。越南南部地区的天主教徒人数少得多，在十八世纪以前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至十九世纪初期，人数也不到十万）。直到十八世纪末，在大约七百五十万越南人口中，越南天主教徒仍是少数。

 

战争、艰困的社会经济条件、饥荒以及疾病，都促成贫苦民众的皈依。基督教号称拥有治病法力，保证信众获得救赎与来生，还倡导世人无分社会地位、生而平等，让许多农民趋之若鹜。离乡背井、远赴南方边陲寻找新生的移民，在往往充满敌意的环境下，能在天主教小区与教会中找到一种让人宽心的团结意识。许多基督教的灵异与奇迹概念，和既已存在的超自然与神秘信念吻合。以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为例，就在沿海地区与东京湾，在古早以来一直崇拜「海之母」的渔民和海员中找到共鸣。对人类学涉猎颇深的耶稣会神父阿立安诺．迪．圣堤拉（Adriano di St. Thecla）写过一本带有迷信色彩、但精彩动人的书，讨论欧洲基督徒与中国和越南土著在宗教崇拜方面的一致与通同。

 

不过，就像越南佛教徒一样，越南基督徒也不全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贫民而已。越南军中有许多天主教军人。越南精英，包括儒家出身的高官，也在基督教强调的道德与正直概念吸引下，皈依基督教。阮朝推动改革最力的高官阮长都就是天主教徒。就像中国的石莲大汕在十八世纪之交飘洋过海，帮着阮福淍推广佛教一样，越南耶稣会奇人菲立普·宾也曾远赴里斯本，停留三十年，为东京湾的天主教与耶稣会运作辩护。最后，大半生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主教百多禄，曾在十八世纪帮着阮福淍那位名气响亮的后裔嘉隆，在下文将谈到的西山战争中复国。虽说百多禄此举最后对大局并无影响，但嘉隆与路易十六能于一七八七年签署条约，百多禄穿针引线，居功厥伟。

 

简言之，就像帝国一样，宗教也是催生全球化的力量。透过亚洲与国际联系，也为呼应在地条件与精神需求，儒家理论、佛教与天主教教义都在越南出现。天主教同时还得与教派、精灵、卜者、宗派、算命师与千禧年派信徒这类更草根的基层互动。但越南天主教未必比儒家思想更「外国」，它也不是「法国」产品或法国殖民的进口物。

 

 

*此文选自克里斯多佛·高夏的《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