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从虹口中学高中毕业，成绩在班里排三四名，面对着家里老式石库门里弄亭子间客堂间简陋肮脏拥挤不堪的住房环境，面对着紧张不和的邻里关系，面对着虽然有把握考入上海师大数学系本科但怕在考研时被淘汰的恐惧而又不甘的心理，面对着当年北大仍然要军训一年上海学生无人报考我如果填报为第一志愿很有可能搏入的诱惑，面对着青春幻想将来能够在北京分房子结婚的欲望与美梦，面对着北大数学系和上海师大数学系的二选一，面对爸爸妈妈的阻拦，我瞒着他们，在学校最后正式递交志愿表时在第一志愿栏填上了北大数学系。
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1992年7月7日、8日上海的夏天：那两天高考的紧张、强刺激、绝望、生死一搏、背水一战、咬牙忍痛、胆战心惊而又在同学、邻里面前和考场上强作镇定的狠熬，和在等待成绩的一个多月里一个人躺在客堂间的躺椅上想得蒙头转向的苦难而深刻的体验······
最后分数揭晓的那天，我在学校班主任办公室里像一旁的同学那样紧张、不安、又急不可耐地打开了装着高考成绩单的信封：471分。还算勉强可以，超过上海地区理科一本线30分。我知道凭这个分数在当时的上海上北大数学系有70%的把握。毕竟当年北大军训一年太冷门了。而且为了上北大为了高考，我在高中毕业前突击加入了共青团：我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自得而庆幸。
又极其紧张不安、孤注一掷地在家里等待了两个多星期以后，1992年8月20日，上海高考第一批本科录取通知书下达到各中学。那天是中午时分，我不觉得有多么热，我只是感到有点盼望、有点激动、有点紧张，还有点略有把握的不安。来到中学母校门口，恰好遇见姓熊的同学，他的高考成绩比我高了30分，他一志愿填的是上海地区最低录取线为475分的上海交大。显然他被录取了。他冲着我笑，我心里升起了一股诡异的感觉：我自己呢？
脚步并不踏实地穿过学校的大礼堂门前的步行道，走进了教学楼，来到了四楼校长办公室，陆副校长正在那里。一眼看见桌上一沓录取通知书，“陆老师，我是舒嵘。我来拿通知书。”“舒嵘啊，哦，北京理工大学！”我的耳膜不由自主地嗡了一下。理性告诉我这绝不可能。北京理工大学只在一本类招生，而我在一本类除了把第一志愿北大作为仅有的外地高校填项以外，并没有勾选同意外地高校调剂。但我还是有点紧张，但接着看到陆副校长一边把用毛笔写着的上海市虹口中学舒嵘收并且抬头印着蓝色的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字样的大白信封递到我手里的同时，还一边念叨着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我不免有些埋怨。原来北京理工大学是高考未能发挥理想的另一个班的男同学的通知书。
“我能不能调成上海的学校啊？”我还凡尔赛似说不清是何种具体复杂的动机心态地自言自语跟陆副校长磨叽。“个哪能好调？不可以的。”戴眼镜的陆副校长不以为然地说。“嘎好的学堂——”站在一旁的学校党支部副书记——那位教过我初中政治课的中年女老师——语气幽幽而又内涵复杂地说着。
拿着装着北大录取通知书（印着的是入学通知书这几个字）的蓝白信封，像做梦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有点欢喜，有点期待，有点紧张，有点轻松，有点大喘气，有点怕，有点对未知的恐惧，还有一点对自己能否承担得起即将来临的一年军训和自己竟然能够成为北大学生的缺乏底气的不安。在1992年，即便是在上海，大学生还是相对比较稀罕的。
但我此生人生的最重大的里程碑式挫折同样是在1992年发生的：我绝对想不到——两个月后，我从北大理科本科新生军训所在地的河南信阳陆军学院被退回了上海，在家里整整呆了11个月。在这段人生空档期里，我隐匿性地而又确凿无疑地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32年后的今天，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当年没有选择留在上海上大学，没有选择英语专业（虽然我未必能考得上上海师大，但也可以一边参加里弄居委会安排的工作一边参加上外的英语专业自考呀！），没有选择在最好的年纪里留在爸爸妈妈身边。
《岁月平安》——这是我多年后想写而又放弃写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题目——
虽然而又显然，我的人生并不像它所喻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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