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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44岁的时候,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受太守徐君猷的照顾,他得以在黄州城南的临皋亭面江而居。第二年,苏轼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便在黄州城外开垦了一块荒地,名为“东坡”,从此开始躬耕农亩,自食其力。
苏轼从此自称“东坡居士”,非常享受这种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他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在当时的苏轼看来,余生就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耕读传家,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也就是在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背景下,苏轼养成了一个嗜好,那就是携酒夜游。
01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02
人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每一个人都在向往着自由。
或许人的痛苦就在于此。
人基本都会有自己的中年危机,苏东坡也不例外。“长恨此身非我有”,这一句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越是人到中年,人就越是活得不像自己。我们需要顾及工作,顾及家庭,唯独无法顾及自己。
生活压力滚滚而来,而我们的自我却无立锥之地。我们多少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只虫子,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便成了一只连自己手脚都控制不了的甲虫。
不幸的是,很多人就此屈服于生活和命运。
但是苏轼没有。
他既有佛道哲学助他完成精神的升华与超脱,又有儒家入世思想印在他心底的牢不可破的责任和担当。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的评述:
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超然的苏轼,他超然地面对生活和人生,能在酒后写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样出世向往。但是这些想法,写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于是第二天的时候,众人又能在他的家中寻到一个酣睡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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