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英VeraLim的博文03月01日
交给先生的作业——《刻意伤春复伤别（杜牧诗）刻意伤春复伤别
——杜牧诗歌选评
【摘要】
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时而“雄姿英发”，时而又“一往情深”，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本文将通过对杜牧三组代表诗歌的分析，深入挖掘杜牧的文学思想和诗歌艺术，探讨其明确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以达到对“刻意伤春复伤别”论证，努力还原一个伟大诗人的本来面貌。
【引子】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以“风流才子”闻名的，除了明代家喻户晓的唐伯虎，恐怕就要算唐代的杜牧了。我们翻开唐宋人的笔记、野史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常常会看见他的大名，说起他不拘绳检的韵事。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杜牧，却不仅仅是一个喜好声色的“清狂之士”那么简单，出身于世家望族的他自小文武双修。在晚唐这个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年代里，杜牧少年及第，虽一生坎坷却始终心怀经邦济世的抱负，无论是在文学、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有着真知灼见。而这些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使他能够以清雄俊逸的笔调，抒写现实广阔的题材，有为而发，寄遥深远。
杜牧现存诗歌四百多首，见于外甥裴延翰编次的《樊川文集》及后人补编的《别集》、《外集》、《集外诗》中，除《文集》之外的补编可靠性不大，“对此，宋以来不断有人加以辨证，但因伪诗较多，至今仍有不少尚未辨明”（胡可先《杜牧研究丛稿》1993年版）。本文因不涉及对杜牧诗文真伪的考证，因此选取的《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赠别二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三组诗，均为争议较小的，公认的杜牧之作。
【正文】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作为一首酬赠友人的诗，若从艺术创作的层面上看，这首诗并不能代表杜牧的诗歌艺术的全部，但若从文学史的层面来看，这首诗无疑是分析杜牧文学思想的一个切入口。
杜牧诗歌中抒情意象的首创性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人常常借用杜牧的诗意、诗句。杨万里在《寄陆务观》一诗中有：“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陆游在《舟中夜赋》中也有：“牧之未及诗人趣，但谓能轻万户侯。”清代朱三锡对这首诗有过完整的评价：“入手劈将有感于中不自由作起，真有一段登高望远，触景兴怀，情不自己之况。楼曰‘夕阳’，声曰‘孤起’，则有感亦不堪言矣。三、四皆写‘不自由’也。人生眼前之物犹未之见，而身外之事偏多所求，利名碌碌终无已时。此皆从烦恼中求生活也。孰有忘名修道，雅情高致如张公子者乎？从后四句皆写寄张祜也。”（朱三锡《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
整首诗纯乎写情，偶尔旁及景物也无非是为了寄托情感。首句逆挽之笔，“角声孤起”的警醒峻拔，将原本旷漠、凄婉的斜阳画角点染出突兀、警耸的艺术效果，满腔感喟的情绪顿时一涌而上，难以抑制。对面青山，是曾经把臂同游的处所，夹道芳草，即将伴随友人远去天涯。“芳草”又是贤者的象征。《楚辞·九章·思美人》云：“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即以芳草比喻有德君子，而本诗的君子自然是张祜，诗人正在以他惯用的多层意蕴词语暗示读者。目不识睫，比喻人之无识，这显然是对某些人的微词。“道非身外”，赞颂张祜诗艺之高，道本在身又何必向外寻求，更不必非要他人赏识。看似极有哲思的两句诗，显然是杜牧故作理趣语，既安慰了友人，又达到了讥讽目的。到此处，本诗的创作初衷完全显露，研究的关键点也出现了，张祜遭受了什么委屈需要杜牧以诗慰藉？杜牧诗中要讥讽的人又是谁？张祜和这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杜牧讥讽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安慰友人呢？
《全唐文》卷七九七载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祜元和中作宫体诗，词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重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讲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此为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凝之操履不见于史，然方干学诗于凝，赠之诗曰：“吟得新诗草里论”，戏反其词，谓朴里老也。方干世所谓简古者，且能讥凝，则凝之朴略椎鲁，从可知矣。乐天方以实行求才，荐凝而抑祜，其在当时，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诗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范摅的《钱塘论》中亦有记载：“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傍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稳，各希首荐焉。……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者矣。”（《杜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除此之外，《唐语林》、《全唐诗话》也记载了这段关于张祜与元稹、白居易的纠葛。史载张祜性情孤傲，狂妄清高，或许在无意中开罪了元稹受到排挤，作为元好友的白居易自然也不可能看好他。我们无从评价徐凝与张祜的才学究竟孰髙孰低，也无从考证白居易的荐徐屈张是全然出于私人恩怨还是有自己的独特见地，无疑的是文采风流又喜谈兵剑的张祜的确深受杜牧推崇。同样胸怀壮志却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二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在池州四处登高畅游以排解心头怀才不遇的愤愤不平和抑郁之情。这首诗的末句“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大开大合，酣畅淋漓，将张祜的清高豁达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境界，又将自己的满腔情绪一泻千里，结响遒劲有如倒卷帘栊，气贯长虹照彻全篇。宋人敖陶孙所谓“铜丸走板，骏马注坡”，王正德所谓“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列窘边幅”，清人谓之“清致豪迈”、“雄奇”、“拗峭”，正指如此。
杜牧任池州期间的诗作不少，与张祜有关的也不只一首，如“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佳句。虽然这些诗篇都是为了慰藉张祜，但是杜牧对于元白诗派一直颇有微词，却不仅仅是为了替张祜打抱不平那么简单。最明显的要数杜牧在好友李戡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提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樊川文集》卷六）虽然是对好友生前观点的引述和肯定，但言语之痛切，可以算得上是元、白元和体诗歌自元和、长庆年间广为流行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胡可先在《杜牧研究丛稿》第158页中已通过考证否定了杜牧是出于“与白公辇下较文”（范摅《云溪友议·钱塘论》）的私人恩怨而攻讦元白，而实际上，元和体诗从刚一出现便是毁誉参半的。“晚唐文人中除皮日休、聂夷中等少数人模仿白居易讽喻乐府外，大都对一代文坛宗主最负盛名的元和体颇有微词，只是不像杜牧一样猛烈攻讦，而是采取冷淡回避的态度。”（邓悦新《杜牧攻讦元白诗歌的批评学意义》）。细察杜牧所论本意，杜牧针对的主要是元、白的艳情诗，并没有贬低元、白讽喻诗的意思。而且，他攻击的并不是元稹、白居易本身，而是元、白诗在晚唐的广泛流传产生的社会弊端。正如皮日休所言：“余尝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全唐文》卷七九七）
后世对杜牧对元、白元和体诗的攻讦看法各有不同，不少人从杜牧自身的创作风格出发对他进行反驳。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诗，‘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说良是。”叶梦得则说：“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不自知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明代的杨慎、清代的贺贻孙的观点都在此类。到这里，我们进入了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杜牧的诗是否真的“纤艳淫媟”？是否仅仅是为了风情而风情？让我们举一首“风情诗”为例进行分析。
《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初，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文学艺术要求不断求新，因陈袭旧是无出息的。即使形容取喻，也贵在独到。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牧的《赠别》，就不能不承认他做诗的“天才”。这种“天才”可以在后人对他的推崇，对他诗句的化用中体现出来。北宋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曾作《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彷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他的词《蓦山溪·赠衡阳妓陈湘》中“娉娉袅袅，恰近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也是对这首《赠别》的化用。陈师道在《席上劝客酒》一诗中有“珠帘十里城南道，肯作当年小杜看。”姜夔《杨州慢》中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就更是脍炙人口。“豆蔻”、“春风十里”“珠帘”“蜡烛”等经过杜牧独特的诠释和寄寓后，都成为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意象。
后世将本诗归入杜牧“风情诗”行列，对此诗的解析也大多停留在“风情”层面，最多在于对“豆蔻”意象的解读，宋朝的姚宽，明代杨慎等均对此有过相似的阐述：“刘孟熙谓《本草》云：‘豆蔻未开者，谓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者也。且牧之诗，本咏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经事人，如豆蔻花之未开耳，此为风情言，非为求嗣言也”（杨慎《升庵诗话》）。蔡正孙在《诗林广记》中道：“此言妓女颜色之丽，容态之娇，如二月豆蔻花初开”（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五）。而周亮工引《桂海虞珩志》则说：“红豆蔻，花丛生，淡红鲜妍,如桃杏花色。不与草豆蔻同种,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词人托兴曰比目、连理云。又引友人说，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鸳鸯花。凡媒妁通信与郎家者,輙赠一枝为信。”据此看来，诗中用豆蔻花，不仅仅为了形容女子的“美而少”，似乎还有进一步的含义，这也就是杜牧“风情诗”中的“一往情深”。
在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中，文人士大夫以女子为题材的作品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这一类优秀的、广为流传的“风情诗”（或者甚至是“艳情诗”）所描写的（或者是赠与的）女性大多是现实存在的，或许她们是被排斥在与文人建立在正常伦理关系之外的女性，但其中的情感往往是真实可靠的，其诗情的意味是纯粹的。文人与女子，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暧昧不明又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作品中的女子，往往是文人的自比。女子的悲苦，往往是文人自己的悲苦。“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种“代言体制”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封建社会“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观念决定的。在封建社会，女子在经济上得不到独立，政治上受排挤忽略，伦理上受束缚，“女人的存在和她的生存价值一直附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边缘。”（李小江《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1997年）。同样的，虽然文人士大夫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但文人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更不能自力更生，他们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阶级，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了说，“臣纲”和“妻纲”一样具有依赖性和寄生性，而这是有悖于知识分子本真的存在的，于是在痛苦的挣扎反抗中，部分文人终于被逐出了政治权利中心，跌落到社会的边缘，也保持了真我。
杜牧正是这样一个处于边缘的文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时代，他怀大志、善论兵，好读书，少年登第却无奈由于上层政治集团牛李两派的党争不休而无法进入政治中心，长期过着清闲空虚的幕僚生活。这首《赠别》写于大和九年，诗人由淮南节度府掌书记升任监察御史，在离开扬州前诗人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幕僚生活，面对未卜的仕途前程，对于眼前即将分别的红颜知己，所发出的感叹，自然不仅仅是“风情”那么简单。
第一首诗着重于赞颂对方的美丽，“娉娉袅袅”、“豆蔻梢头”，看似简单的十四字句，不见一个人称，却能避实就虚空灵入妙，将一个正值芳龄，婀娜美好的少女形象完整生动地赋予了读者。豆蔻花与少女容颜的相互映照，使人似花美，花因人艳。如果说前两句是正面赞美女子，“春风十里”则是开始了对扬州富丽豪华景象的渲染，这里歌台舞榭密集，美人如云，十里扬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帘，所有帘下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是“卷上珠帘总不如”！无论扬州有多少莺歌燕语百媚千娇，她们的风姿都“不如”眼前即将分别的这位可人儿。诗人宁愿压低扬州所有美人来突出眼底人之美，在她身上诗人对扬州的眷恋一并传出。《升庵诗话》云：“书生作文，务强此而弱彼，谓之‘尊题’”。杜牧此处的修辞正是“尊题格”。到了这里实际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诗人赠别的少女年纪轻轻即以绝代芳华艳冠扬州，这不正是诗人自己才华漫溢少年成名的真实写照吗？诗人对少女的极力赞美，实际上不也是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和自信吗？《赠别》诗的意义早已超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写作技巧，它是诗人对自身的深切观照和一份“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无奈。
第二首诗的重点则在于“惜别”。江淹曾将离别的感情概括为“黯然销魂”，自古以来离别诗句千千万万，杜牧此诗未言“愁”“苦”“悲”，却写得真挚，坦率，令读者揪心。明明多情，却偏从“无情”着笔，明明悲苦，却又从“笑”字入手。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态描写，将离别筵席上强颜欢笑，不忍离别又事与愿违的痛苦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此诗“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这是不准确的。从全诗意境来看，前后两句相辅相成，各得其宜。清代黄叔灿《唐诗笺注》云：“曰‘却似’，曰‘唯觉’，形容妙矣。下却借蜡烛拖寄，曰‘有心’，曰‘替人’，更妙。”《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离别让诗人带着极度感伤的心情去看周围的世界，眼中的一切也就染上感伤的色彩。于是在诗人眼里，烛芯成了“惜别之心”。杜牧是深情的，也是真情的。他对于笔下年轻美丽的女子们，不曾以亵渎轻薄的语气，而是给予了她们应得的同情和尊重。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些“风情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感受到诗人释去心中重负的后的畅快，感受到他对情的肯定，对礼的反叛，对世俗的蔑视，对自我的褒扬，诗人由此获得精神的解放。的确，杜牧是一个喜好声色的“清狂之士”，但这种现象也是当时一般士人的通病，这并不代表可以批评他的诗作为“纤艳淫媟”。宋人陈振孙称“牧才高，俊迈不羁，其诗豪而艳，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也。”（陈振孙《直斎书录解题》）“风情诗”在晚唐数量不少，但能像杜牧那样做到“豪而艳”的不多。“庭筠语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无礼，其格至卑，其筋骨浅露，与牧之之诗不可同年而语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温庭筠“恻艳”的诗比杜牧更多，但都流传不广，远不及杜牧几首扬州绝句那么深入人心。我们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杜牧“风情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乐而不淫”，诗人始终怀抱着一颗安邦兴国的赤子之心“一往情深”地写作。让我们回到杜牧对元和体诗的批判，“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实出于元、白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别集类四），正是由于这样的“风骨”，杜牧才会如此痛切地针砭时弊，也才会如此自觉地进行咏古讽今诗的创作。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杜牧无疑是个才思敏捷的诗人，但“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杜牧《樊川文集·献诗启》）。他继承的是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写作态度，怀抱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他对于诗歌创作极为自觉和认真。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的确，在杜牧流传下来的诗篇中，尤其是三十多首咏史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晚唐消沉纤弱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宋人真德秀云：“古今之人吟讽古多矣，断烟平芜，凄风淡月，荒寒萧瑟之状，读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则工矣，而于世道未有云补也。唯杜牧之、王介甫高才远韵，超迈绝出，足以订千古是非。”（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咏古诗序》）。
《过华清宫》组诗描写的是安史之乱前夕宫中醉生梦死，宫外却危机四伏的一段历史。第一首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显示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宋人谢枋得在《注解选唐诗》中载：“明皇天年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形容走传之神速如飞，人不见其为何物也。又见明皇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如之何不亡。”（谢枋得《注解选唐诗》卷三）。元朝释圆至也有“盖讥明皇违时取物，求口体奇巧之奉，以悦妇人，讥口腹劳人也。”（释圆至《唐三体诗》）。第二首：“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原注：“帝使中使辅璆琳探禄山反否，璆琳受禄山金，言禄山不反”。根据《新唐书·安禄山传》的记载：皇太子与宰相进谏安禄山有异心，玄宗乃派中使辅璆琳以赐珍果为名去暗察其变化。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来后盛赞他的忠心。玄宗自此更加高枕无忧，继续在宫中享受他的《霓裳羽衣曲》，紧接着，安史之乱就发生了，朝政动乱山河破碎，盛唐光景也从此不返。“厥后文人往往指《霓裳》为亡国之音。”（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五）。第三首诗则通过鲜明的形象、夸张的笔法将安禄山的欺君媚上勾勒出来。《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请为贵妃养儿:“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除了这组绝句，杜牧另有《华清宫三十韵》，更是借描写华清宫从昔日繁盛到当今荒凉的转变，折射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命运以及大唐王朝的国运。宋人周紫芝谓此诗：“无一字不可人意。其叙开元之事，意直而词隐，哗然有《骚》、《雅》之风。”（周紫芝《竹坡诗话》），许彦周在看罢此诗后更是发出了“如此天下，焉得不乱”的感叹。（许觊《彦周诗话》）。
关于《过华清宫》组诗中记载的史实，宋人王观国曾经考证道：“按明皇每岁十月幸华清宫，至明年三月始还京师。荔枝以夏秋之闲熟，及至驿至，则贵妃不在华清宫矣。”（王观国《诗文疑》）。同朝范正敏也曾谓：“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范正敏《遁斋闲览》）。依照杜牧对诗歌创作严谨的态度来看，这绝对不会是诗人无心之失，而是有意为之。“观此则临事而嗟，先时而讽，皆诗人微旨，安可以故常论也，”（吴景旭《历代诗话》）。杜牧的咏史诗中，像这样反史实，或者反前人之意而用的不在少数，即所谓的“翻案诗”，而这也正是杜牧咏史诗之所以别具一格，为后人所乐道的最大原因。
清代赵翼谓：“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颇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赵翼《瓯北诗话》）。方岳也曾说：“本是好为议论，大概出奇立异”（方岳《深雪偶谈》），其中就举了最为我们所熟悉的《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为例。《赤壁》正是以假设的方式翻案来发起议论，却在后世引起了一番讨论。许觊批评此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许觊《彦周诗话》）。后来即有何文焕、冯集梧等对此批评进行的反驳“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何文焕《历代诗话》），“诗不当如此论，此直村学究读史见识，岂足与语诗人言近指远之故乎”（冯集梧《樊川文集注》卷四）等都很中肯，诗中的“二乔”实际上正是诗人以小见大的写作技巧，而在诗中对天才军事家周瑜的戏谑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兵家抱负，也为了警戒当权者应强军振武，不要存侥幸心理。
杜牧这样优秀的翻案咏史诗还有很多，例如《题乌江亭》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如《题桃花夫人庙》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如《题商山四皓庙一绝》的“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杜秋娘诗》中的：“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等等，都与《过华清宫》类似，或是不根据所记载的史实，或是未循前人的定论，而是别出心裁，由另外甚至相反的角度作出评论。正因为如此，杜牧的翻案咏史诗在后世引发的争论也是最大的，或是批评他考证不实，或是认为他强加附会，或是觉得他观点偏颇，这实际上都是没有弄清楚诗人借咏史所要寄托的抱负而产生的理解偏差。我们一再强调杜牧不仅仅是一个天才诗人，他还是晚唐时期具有远大抱负、忧国爱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面对藩镇叛乱、内廷党争、边地征战，人民疾苦，他提出过许多改善意见。《新唐书·杜牧传》说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像这样的诗国大家，翻案咏史所寄寓的深衷幽意当然需要仔细探究。这部分在吴波等创作的《论杜牧几首诗的创作主旨》（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26卷第3期）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解析，本文不再赘述。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杜牧的咏史翻案诗，是他“诗情豪迈，语率惊人”（《唐才子传·杜牧传》）风格的最好体现。
杜牧，一个“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的“风流才子”，一个“刚直奇节，兵法戎机，平昔尽意”的有识之士，一手写下“倚遍江南寺寺楼”，一手能注《孙子》，感叹“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矛盾体，千载之下对他的评论数不胜数。而我恐怕最贴切，最扣人心肺的，要属与他同时期的李商隐做的一首《杜司勋》吧！——
《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二人所处的晚唐时期，犹如一片风雨凄迷的长安城，混沌迷蒙，岌岌可危。而真正有才识有抱负的人，如“短翼差池”，壮心不遂，空怀余恨。“伤春”“伤别”，并不是为了小儿女的寻常愁思，而是“忧愁风雨”，“可惜流年”。“刻意”二字，道出了两位伤心人别有怀抱。如此的风华才俊，雄姿英发有何用？如此的严肃创作，一往情深又有何用？李商隐是知道杜牧的，他明白“刻意”写作“伤春伤别”之作，寄托深远者，当时唯杜牧一人。他也知杜牧之诗者，唯己可当。一切只因他们同样是怀才不遇，浮沉下僚，可谓穷途知己。相信杜牧有知，一定就不会再发出“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伤心孤独之叹了吧！
瑰哉杜牧！无论是酬赠、风情或是咏史，一切诗篇，一切苦心，在“刻意”二字的诠释中，都能得到最好的称许和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