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简评

《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简评

吴 越

 

卢柟(nán楠)实有其人。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卢柟传》(附《谢榛传》后)。关于卢柟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冯梦龙编辑的《古今谭概》上。字数极少，不足一百字。全文如下：

卢柟为诸生，与邑令善。令尝语柟曰：“吾旦过若饮。”柟归，益市酒牛。会令有他事，日昃不来。柟且望之，斗酒自劳，醉则已卧。报令至，柟称醉不能具宾主。令恚去，曰：“吾乃为伧人子辱。”

这里面没有提到卢柟是哪里人，只说他和“邑令善”，有一次县令对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喝酒。”于是卢柟回家整治了丰盛的宴席，可是县令到了太阳偏西还不来，就自己把酒喝了，还喝了个酩酊大醉，等到县令来了，他已经躺倒，无法招待了。于是县令愤怒地说：“我被粗野的人侮辱了。”下面并没有下文。到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卢太学柟》中，内容可就比较丰富了。全文如下：

柟字少楩(pián骈)，一字子木，浚县人。本富人子，入赀为太学生。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不休。为人跅(tuò拓)弛，好使酒坐骂。尝为具召邑令。令有他事，日昃乃至。柟醉卧，不能具宾主。令心衔之。柟尝醉榜其役夫，旬日，役夫夜压于墙，陨。令禽治柟，当柟抵坐，系狱。里中儿为狱吏，素恨柟，笞之数百，谋以土囊压杀之。他吏觉之，得不死。狱中感奋，益读其所携书，著《幽鞠》、《放招》赋以自广。东郡谢榛，携柟赋游长安，见诸贵人，絮而泣曰：“生有一卢楠，视其死而不救，乃从千古惘惘，哀阮而吊湘乎？”吴人陆光祖为浚令，平反其狱，得免死。走谒榛于邺。榛方客赵康王所，康王立召见，为上客。诸王邸以康王故，争客柟。柟酒酣耳热，骂坐如故，邸中人争掩耳避之，不自得而罢。光祖迁南祠郎，柟访之于金陵。遍走吴会，无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骚赋最为王元美所称，诗律不如茂秦之细，而才气横放，实可于驱驾七子。幸其早死，不与时贤争名，故诸人皆久而惜之。

钱谦益是明代的高官(礼部侍郎)，后来投降清廷的“贰臣”，一向被人看作是“汉奸”的。他的《列朝诗集小传》，是在编《列朝诗集》的时候为集子中所选诗人写的小传。书中所收的一些诗人，据钱谦益自己说，即使在当时也已经“身名俱沉”，很少为人所知了。他之所以选入这些诗人，“间有借诗以存其人者，姑不深论其工拙”，以“使后之观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独论诗而已也”，隐晦地说出了他的“故国之思”。这本书在乾隆时代因为“语涉诽谤”，被毁版，成了禁书。后来钱谦益的族孙陆灿把《列朝诗集》中的小传辑成了一本《列朝诗集小传》。《传》中选录了有明一代二百余年间约两千个诗人的传略，为后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明史》中的《卢柟传》，文字几乎和钱谦益的《卢太学柟》完全相同，可见《明史》所根据的，就是钱谦益的这篇传。

《卢太学传》和《明史》，都出版于清代，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冯梦龙绝不是根据钱谦益的卢柟传进行发挥的。因为钱谦益给卢柟写传的时候，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已经出版，因此倒有可能是钱谦益参考了本卷的文字。不过本卷是小说，钱谦益写的是传，因此二者性质不同，钱谦益不可能把小说中的故事抄进传记中。因此对比二者的不同，倒是可以理出一个卢柟的原型来。

由于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所说的卢柟过于简单，到后来写卢柟的小说的时候，肯定又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笔记。因此也不排斥冯梦龙和钱谦益所根据的，竟是同一种资料。

冯梦龙的小说，第一，把卢柟写得过于富有了。查资料，明代的浚县，全县才五千人口，是一个极小的小县，工农商业都不发达，但是在冯梦龙的笔下，卢柟过的简直就像是王侯的生活。特别是他的那座花园，有四时不谢之花，如果按照书中的描写，可能比北京的中山公园还要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传记和笔记都只说县令“有一次”和卢柟相约而迟到，小说中把这件事情说成是多次爽约，目的只是为了渲染事件的必然性而减少偶然性；但是重复次数过多，就失去了可信性，何况由于渲染，也失去了可行性。例如最后一次县太爷来，卢家所有男人统统都躲藏起来，居然连一个出来挡驾、解释的人都没有，就十二分不可信。

第三，县令究竟用什么借口报复的？传记中说的是卢柟曾经在一次酒醉中打了“役夫”，十天后役夫被墙压死，于是县令以此为借口，把役夫的“被压死”说成是“被打死”，要卢柟抵命，因此被捕入狱；而小说中则说是卢柟家的仆人和仆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引起争斗，发生人命，揞在卢柟身上。不管是哪一种借口，从“法”的角度说，都不是理由，都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为此，传记和小说中都说到要致卢柟于死命，而且所采用的手法，都是先鞭打一顿，然后“用土囊压杀”。这种杀人方法，不但《水浒传》中提到过，在明代锦衣卫监狱中更是经常使用的。但两者的分歧是：小说出于县令授意，而传记说是狱吏“素恨柟”，是狱吏私下进行的。从常情分析，想在监狱里谋杀犯人，没有县太爷的授意，狱吏恐怕没有这样大的胆子。特别是卢柟这样一个著名的士绅。至于“得不死”的原因，两者倒是相同的，都是“他吏觉之”。只不过传记只有这样简单的四个字，而小说则经过发挥，创造了一个“贡士”出身的“巡捕县丞”，把故事写完满了。

第四，关于卢柟的平反。钱谦益虽然是一甲三名进士(探花)，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进入清代也还是“诗坛领袖”，但是写文章却有点儿抓不住重点，含含糊糊。“吴人陆光祖为浚令，平反其狱，得免死”，倒是说得还算明白，但是这一句的前面，又说到了卢柟在监狱里读书、写赋，有个叫谢榛把他的赋带到京城中，在诸贵人面前哭诉。但是诉完了，也就完了，并没有下文。接着说陆光祖，也没说这个陆光祖和这些贵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明史》中的《卢柟传》是附在《谢榛传》后面的，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钱谦益这样的水平，居然能得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也真见鬼了。小说中没提什么谢榛，却在陆光祖身上做了许多文章，又把这个人物写丰满了。

第五，关于汪知县的下场。传记中没提。小说中把他写成革职回乡。这是出于写小说最好“事事有交待”的需要而增加的。也可以说是读者的需要。凡是本卷的读者，当然人人都希望汪知县这个瘟官没有好下场，处理得越重越好。

第六，关于卢柟的性格。传记中说他虽然经过这样重大的打击，家产也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性格不改，只要喝醉了酒就骂人，因此人人远避。小说也写他的性格，不过用的是他到陆知县哪里去道谢，什么礼品也不带，让他“旁坐”还不干，一定要坐“客座”，把卢柟的“傲态”酣畅淋漓地写够了。

第七，关于卢柟的结局。两者都写到了卢柟落魄以后到南京去找陆公，不过传记写他病了三天就死了；小说却把他说成是跟一个赤脚道人“喝酒”去了，从此不知所踪，造成一个“仙去”的假像。这一方面是那个时候写小说的老套，连《红楼梦》都不能免俗；一方面也是作者的理想，当然也可以说是迎合读者的阅读情趣。

总的说来，这是一篇明面上描写“狂士”、而实质上在暴露官场黑暗的小说。

在“三言二拍”中，写到贪官、滑吏、恶仆、刁民的小说很多，但是没有一篇像本卷这样描写得深刻而淋漓尽致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贪官污吏问题十分严重。贪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实质上是一个人性善恶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为谁做官”的问题。儒家的理念，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贪官的理念，读书是为了做官，是“千里为官只为财”，至于老百姓，那只是他们的“子民”和“财源”而已。

所谓地方官，就是地方政府的主管。古代官员少，小小一个知县，就是政权的“基层组织”，但却是一个能生杀予夺的“百里侯”，用汪知县的话来说，是可以“知县破家”的。

这里牵扯到一个老问题：什么叫“政府”？什么叫“政治”？

政治，按照辞典工具书中的解释，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一般来说，“政治”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然而各个时代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最后不得不说“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解释，“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因此，政府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的机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最大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府，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而按照汪县令的所作所为看，他并不把政府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的地方。在他看来，他是“民之父母”，浚县是他作威作福、也就是为所欲为的地方。百里之内我为尊，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逆我，就叫他吃不了的兜着走。“知县破家”嘛！

于是，“绝对的专政，导致绝对的腐败”。贪官和污吏勾结，鱼肉百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烂赃官，偏偏能够得到朝廷的赏识，居然步步高升！

联系到今天，中央已经认识到“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镇压另一个阶级”，而主要的职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管理”，还要管建设。政府主管不是什么“百里侯”，而是人民公仆。但是遗憾的是，如今还有贪官，而且数量不小。打开今天的报纸，就看见海南省文昌市市委书记谢明中贪污受贿两千五百万元被判死缓的报道。可以这样说：凡是贪官，第一，都像汪县令一样，把自己看成是“主子”，是“民之父母”；第二，他们绝不是“儒家子弟”；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第三，下面肯定有谭遵这样的“猾吏”，上面肯定有“理刑”这样的昏官甚至保护伞，以致像董绅这样的正直之士，反而被陷害。

狂士如果仅仅清高，也许还能生存，但如果狂到目中无人的地步，就难于在世上生存了。历史上李白被称为狂士，也因为狂而无法和人相处，终身抑郁不得志。所以本文的结束，也只好写他“得道成仙”。至于陆公，当然是理想中人物，对于作者而言，当然要表示“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实际生活中，被贪官陷害至死的人，绝对比得到申冤昭雪的人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