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丹凤县的一个小村落里，有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注意。她说自己叫王玉兰，但是却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王玉兰的老伴半年前去世了，留下她孤苦伶仃地独自生活。每当工作人员送来米面粮油时，王玉兰都会拉着他们的手，问他们能否给自己办理身份证并且享有低保。
原来王玉兰并不是地道的中国人，她的真名叫做水崎秀子，十三岁的时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一待就是几十年。
水崎秀子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无依无靠，只能化名王玉兰，先后嫁给了五个男人，但前几段婚姻无疾而终，只有最后一场婚姻幸运维持了几十年，最近老伴去世，政府补助断绝，她才向工作人员求助。
最后王玉兰成功地拿到了身份证，并且享受上了低保，她内心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真真正正的中国人，终于不再是那个异国飘荡无依无靠的可怜人。
1929年，水崎秀子出生在一个叫滨崎今津的小渔村，这里地处日本九州岛北方的福冈县，濒临海洋，气候湿润温软。
她从小伴着腥咸的海风和起伏的波涛长大，最喜爱的就是父亲出海时亲手打捞出的三文鱼，把它片成生鱼片，淡橘色肉片上筋络分明，不用施加任何调料，直接轻轻一咬就能体会到海洋深处滋养出的鲜味。
水崎秀子无忧无虑地成长，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度过了她快乐的童年。直到十三岁那年，母亲突然患上了重病，很快撒手人寰，一时间压抑悲痛的情绪沉沉笼罩在这个家庭上方。
那个时候，日本正面临着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一批又一批的工厂倒闭，农民破产，许多城市经济一蹶不振，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水崎秀子的父亲光靠着出海打鱼，并不能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于是他离开这个渔港小村，准备前往福冈市内寻找工作，可没想到是处处碰壁。
遭受危机的企业们不愿意再接纳工人，父亲只得失望地回到了家中。正当他为生计发愁时，他突然想起了远在中国长春经营生意的妹妹。
水崎秀子的父亲萌生了把女儿送到他妹妹那里生活的念头，好让女儿不要再跟着自己吃苦受累。1942年，水崎秀子独自踏上了开往大洋对岸的轮船甲板，这一年她仅十三岁。
对于水崎秀子来说，中国是一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以前她老是能在家里那台破旧的收音机中听见“中国”两个字，收音机里主持人用僵硬冷漠的语调说着有关它的新闻，而且常常是关于战争的消息。
水崎秀子并不关心那些打打杀杀的故事，年幼的小女孩心里只想着海边的贝壳和螃蟹。没想到有一天，她终究离开了这片土地，来到了那个只在收音机里听过很多遍的地方。
她一下轮船就情不自禁地裹紧了和服，那股扑面而来的寒风像掺了刀子一样割得脸上生疼。姑姑跑来接下行李，牵着她穿越人流回到家中。
水崎秀子觉得，这个叫长春的城市冬天太过干冷，而且不能像家乡那样一眼就望到亲切的海洋，那么无边无际的深蓝曾经长久镌刻在她的视野和脑海里，每晚她都伴着海的呼吸声入眠，如今却再无法见到。
在冬天的长春，扑入眼帘的只有稀疏的白桦树干，还有日光照射下四处乱飞的细小烟尘，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会噗出一大股白气，悠悠散在干燥的空气中。
水崎秀子感觉很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丝毫没有来到陌生世界的新鲜感。她每天怏怏地待在家中，听姑姑给她絮絮叨叨。
姑姑总是皱着眉头，守在收音机旁听着播音员用机械的语调说出一个个让人心惊的消息：日本已经不复当年摧枯拉朽之势，正在节节败退，有悲观主义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大家就会不得不撤离回本土。
水崎秀子并不关心这些她眼中离自己很遥远的国家大事，她只觉得自己不喜欢留在这个很难品尝到新鲜三文鱼的地方。如果真的能回到日本，她觉得对自己来说不是坏事，于是开始盼望返回故乡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于向全世界发出了投降宣言，《终战诏书》一字字地敲进每个人的耳膜，有人欢欣鼓舞，有人痛哭流涕，有人茫然无措，同站在一片大地上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情。
这是中国人民举杯同庆的时刻，同时也是遣返日本平民离开的时刻，大批在中国生活的日本平民随着军队一起登上了回日本本土的舰船。
辽阔的东北大地因为最先被日军占领和殖民，所以有些日本迁移来的平头百姓已经在此居住了数十年之久。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经营生活，但遣返时不允许带走资产财物，在中国获得的东西必须留在这里。
这群数量庞大的百姓开始骚乱起来，水崎秀子的姑姑也在这群人之中，他们最后都随着军队直接被驱上了船舰，离开了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但是混乱之中，水崎秀子与姑姑失散，被遗落在了长春。
在这片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后的土地上，一切与日本有关的东西都会受到极度仇视，水崎秀子不敢面对那样滔天的怒火和愤恨，只能默默把自己的日本人身份隐藏起来。
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王玉兰”的新名字，玉兰花硕大饱满，乳白色的花瓣中点缀着一抹淡紫，水崎秀子觉得十分优雅好看，从此她用着王玉兰的名字在中国独自生活。
在中国的三年时光已经让王玉兰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十六岁的她已经懂得把自己身上的日本元素通通隐藏起来，像一滴水汇入海洋那样完全融入中国。
水崎秀子小心翼翼地把和服收藏起来，换上朴素中带点土气的棉布花袄，但青春少女的清丽容颜并不会被衣服遮掩住光华。
十六岁的她还没有经受生活的打磨，肌肤如雪，眉黛青青，下巴玲珑细致，唇色轻红，清丽的气质让人见之难忘。
热心的邻居见王玉兰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又出落的亭亭玉立，便替她介绍了一个叫宗开国的国民党军官。
宗开国一见到王玉兰就被这个女孩吸引住，毫不犹豫求娶了她。将领出生的宗开国气质出众，姿态挺拔轩昂，邻居们都觉得这两人简直天生一对，是难得的佳偶。
王玉兰嫁给宗开国，过上了清闲无忧的生活。这样闲适的日子持续一年之后，宗开国突然接到了上级要求即刻归队的命令。
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王玉兰，连夜骑马离开。从此他便如石沉大海，鸟归山林，再无任何音讯传回。王玉兰苦苦守在家中，等待着有一天能收到一封饱含丈夫怀恋的家书。
然而她终究没能等到家书，宗开国宛如人间蒸发，没有一丝一毫关于他的消息传回来。王玉兰突然明白，那个曾每天在她耳边柔声呼唤“卿卿”的男人，应该已经葬身于某片不为她所知的战场上。
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王玉兰没有办法独自生存，何况在那个混乱的战争年代，一介女子很容易遭受摧残。王玉兰迅速又嫁了人，才不至于饿死在长春冰冷的冬夜中。
但第二任丈夫对于这个轻而易举就娶回家的女孩不甚重视，很快就在外面找到了新情妇，还接二连三地给夜总会舞女打赏大笔财物，每晚在舞池中左拥右抱。
王玉兰忍无可忍，没多久就与这个风流成性的男人离了婚。
此时的王玉兰明白，她既没有家人依靠，又没有一技之长供应生活，可能最后会没办法活下去。
为了生存，王玉兰不得不在熟人介绍下，结识她的第三任丈夫雷国顺，两人不久后结了婚。
奇怪的是，雷国顺总不愿意与王玉兰提起有关自己过去的故事，王玉兰不以为然，直到1949年，她随着丈夫回到陕西商南老家时才发现，原来他在这片乡下老家，还有一个包办婚姻的媳妇。
雷国顺面对着王玉兰的质问，一脸问心无愧。他说一切都是父母之命，自己无法拒绝，何况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无需理会封建社会的糟粕婚姻。
他的童养媳只穿着单层薄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为了照顾雷国顺的父母，她常年辛苦劳作，双手骨节粗大，脸上布满风霜，丝毫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儿该有的精致与娇嫩。
王玉兰看见这个女孩，只觉得心中一阵发堵。她最终拒绝了雷国顺的挽留，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男人。
举目无亲的王玉兰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在这片茫茫荒原中方向难以辨别，她带着干粮随意行走了很久，直到力气用尽。
筋疲力竭的王玉兰最后在一个村落里留下休息，然后就地住了下来，村民们又好心替她介绍了一门新婚事，她嫁给了当地一个叫宋志福的村民。
这一年，27岁的王玉兰与28岁的宋志福喜结连理，这个淳朴憨厚的农村汉子让王玉兰觉得十分熨贴妥当。即使生活不如前两任婚姻时那般富裕闲适，她也感觉内心温暖。
美中不足的是，王玉兰一直没能生育一个孩子。提到这件事时宋志福憨憨地笑着，说如果王玉兰接受的话，可以去抱养一个孤儿。
夫妻俩最后领养了一个孤女，但还没等她长大成人，宋志福就感染上了严重的疾病。在这片医疗水平落后的闭塞小村落里，他没有机会得到及时救治，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留下王玉兰和女儿相依为命。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王玉兰再次成为了寡妇。看着乖巧懂事的女儿，她决定独自把她抚养长大，不要再经受婚姻的折磨。
回想前十年漂泊不定的人生，她总是想着寻找一个强大可靠的丈夫，作为自己心灵的栖身之所。在那段山河动荡的战争年代，自己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只能跟随波涛上下起伏，不由己身。
每次短暂的婚姻才让她有机会登上安全的避风港，即使不得不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换一处港湾。让人欣慰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她不用再经受任何战争之苦，也不用再做依附别人生存的菟丝花。
王玉兰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即使自己一个人，也要凭双手努力劳动，抚养女儿长大成人。
十几年风云变，星霜改，皱纹渐渐爬上了王玉兰的眉头，皮肤也不似从前那般洁白精致。但王玉兰眼中却洋溢着幸福，因为女儿健康快乐地长大，现在已经找到了一门好亲事。
她觉得那个勤劳憨厚的男孩值得女儿托付终身，女儿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却心愿的王玉兰顿时感觉，自己拼命了十几年的身躯都瞬间软化下来，心中绷紧的弦也渐渐松懈。
女儿贴心地为闲下来的母亲物色了一门新婚事。在1976年的时候，王玉兰来到了丹凤县竹林关镇，四十七岁的她嫁给了当地李家湾村的一个农民，李明堂。
经历了半生风霜的王玉兰感觉终于找到了栖身之所，她跟着第五任丈夫安稳生活了近四十年。夫妻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平淡淡的生活里也有着不经意间的温馨和幸福，两人都感觉十分满足。
他们结婚三年后，王玉兰日本人的身份才终于被暴露出来。当时国家要建立新的身份系统，工作人员却查询不到王玉兰的身份信息。
直到王玉兰主动说出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还掏出了一张年幼时在故乡与家族的合影。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位操着一口地道陕西话的老人，居然是大半个世纪之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日本人。
这么多年，王云兰一直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得很好，那片魂牵梦萦的故乡是她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她害怕在这个饱受日军屠戮的土地上，人们会因为她的身份而鄙夷和痛恨她。
那张穿着和服与家人合影的照片，也被锁在了衣箱底部，直到这一天终于重见天日。幸运的是，因为王玉兰待人亲和善良，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好印象，淳朴的农村百姓们也并没有因为王玉兰的身份而对她态度不好。
政府工作人员主动替她收集资料，办理了在华居留证。2006年时，日本方面还派人来陕西提取了王玉兰的DNA信息，与她尚在人世的表姐进行了匹配，并确定王玉兰就是当年的水崎秀子。
这一年，王玉兰以水崎秀子的身份，在丈夫李明堂的陪伴下，回到了阔别78年之久的家乡。时光荏苒，岁月成河，滨崎今津早已不复当年小渔村景象，百丈高楼平地而起，成为了发达的小城镇。
唯一与王玉兰记忆中重叠的，只有那片无边无际的蔚蓝色海洋。王玉兰回到家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表姐，但两位老人已经无法沟通，因为王玉兰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之后，已经完全忘记了怎么讲日文。
中国已经成为了王玉兰的第二故乡，她见过亲人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陕西那片黄土高坡上。
不久之后，她的丈夫李明堂因病去世，养老金和低保也因此停发，没有中国身份的老人王玉兰生活极其艰辛。
她常常独自坐在院子里，杵着拐杖，遥想这跌宕起伏的大半生。政府部门派人来乡下慰问巡查时，看到了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于是主动帮她送来米面粮油。
但王玉兰抓着工作人员的手，期盼地说，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获得一张中国居民身份证，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领取低保，然后安度余生。
政府部门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之后，为王玉兰申领来一张身份证，并且办理了全套医疗保障和低保资助，让王玉兰享受到了中国老年人的福利政策。
在中国大地上生活78年之后，这位耄耋老人在陕西家中闭上了双眼，安然离世。
生命最后的这一刻，王玉兰只觉得内心安稳而又有些疲倦，仿佛前半生积累在骨血里的波折和疲惫都涌了上来，那些年的挣扎、隐忍、奔波都在此刻，被这片熟悉的山水所唤醒。
她忽然便觉得寂寥，觉得需要一场长久的睡眠。在这远离尘嚣的寂静之地，好像又听见了故乡的海波涌起的声音，还有父母对她的声声呼唤。
王玉兰嘴角涌起微笑，脑海中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父亲母亲，马上就能见到你们了！再见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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