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实融合提升我国产业创新能力

编者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日前发布了《“十四五”期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要探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必须深刻认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生产要素及其结构的影响。

报告发现，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分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其中，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直接、明显。

相关学者就数实融合话题发表以下文章，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推进数实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以数实融合提升我国产业创新能力

黄斌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数字经济是全球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达到40%左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并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升我国整个产业体系的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具有“换道超车”特点

有利于后来者加快创新追赶

数字经济主要是以人力资本和数据要素的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短，迭代快，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技术和相关的设备折旧也较快。因此，后来者有可能采取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创造新产品，实现对领先者的“换道超车”。不仅我国在网络社交、电子商务、搜索分发、物流出行、数字文化、金融科技等不少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形成了腾讯、京东等龙头企业。从社交场景切入的微信，也以其连接能力和转型数字化工具，正在助力实体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接以及推动消费者反馈驱动下的产品创新，扩大线上线下消费的同频共振。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特征。以能表现出快速发展的CBInsight独角兽榜单为例，截至2021年8月，除了中美两国高居第一阵营外，印度和巴西分别拥有41家和13家独角兽企业，而英国只有31家，德国和法国分别只有18家和17家，韩国和日本分别只有10家和6家，这与福布斯500强企业榜单显著不同。

数字经济创新性强和有利于“换道超车”的特点，来源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特点。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数据要素在经济活动中是内生且呈指数增长的，边际成本较低、且具有易复制、非排他和可替代的特点；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通用技术，具有迭代快、扩散快、渗透强等特点，这都加大了创新要素供给，有助于创新溢出扩散。同时，数字企业也往往会围绕操作系统、核心软件或技术标准打造生态体系，以分摊前期研发成本，这也加快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

也加快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效率

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上述特点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创新和扩散，显著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深化了社会分工，提高了全社会要素配置效率。这一方面突出表现为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使得研发、金融、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也变得可贸易、可分工，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并提高创新供（高校科研院所）需（产业界）对接效率；另一方面，较快的技术迭代也有助于快速验证创新效果，从而有助于形成“需求牵引创新供给”的新模式，降低了创新投入的风险，吸引社会资本扩大创新投入。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方式仍有较大空间，但相对简单的技术我国已大体掌握，核心技术往往别人不会给，或者学习成本较高、消化周期较长。因此，我国既要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攻克“核心技术”；也要用好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降低学习成本和创新风险，找准创新路径，加快创新追赶。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利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已经在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甚至理论创新五个方面探索了创新发展新路径。

实体经济最早的数字化转型起源于OA办公、财务管理等，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企业微信等工具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更有利于创新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其后，数字平台兴起，市场供需匹配效率提高，消费规模扩大（也就扩大了创新的市场需求），并进一步地推动了消费者反馈驱动下的产品创新新模式，如近期兴起的如完美日记、SHEIN等“新国潮”“新国货”大多是基于网络销售而带来的国产替代和品牌出海。上述产品创新进一步倒逼了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在不少领域实现了从少品类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多品类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的产业组织方式创新。

在供应链数字化中积累的数据要素通过数字技术的迭代，加快提升了我国部分环节的技术能力，既包括树根互联、灵智数科等产业互联网技术集成水平提升，也包括节能降耗、提升良率等工艺优化和制造业“Know How”能力提升，还包括研发、设计、工业软件和SaaS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能力提升。同时，数据要素的投入打破了传统要素（如人力资本）投入的限制瓶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甚至有可能创造新的理论和知识。

以企业微信为例，新近推出的“上下游”功能，可以帮助企业把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等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加到通讯录中。让企业与上下游间的沟通，像寻找同事一样直接高效。一家名为智衣链的小服装厂，拥有上游工厂30家，在使用“上下游”功能后，生产效率极速提升，一个原本需要7-15天周期的订单，可以做到最快24小时出货。

当前我国促进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加快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我国的领先型产业仍然较少，可供数字化的前沿技术和知识较少，因此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创新主要集中于提升技术效率领域，对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二是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创新”对就业市场、资本市场可能带来较大冲击；三是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投入门槛，且只有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转不起、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数字化水平较低，也影响了全社会数字技术网络效应的发挥。此外，数据要素内生且指数增长等特点，以及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也可能会导致“自然垄断”，尽管这种“垄断”往往很快会被新技术、新企业打破，但从整个市场结构看仍然会降低竞争效率，这也是近期我国数字治理的重点。

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推动数字经济更好融入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为促进数字经济融入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必须深化数字治理，针对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创新特点，优化创新政策。

一是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建设。通过新基建，创造新场景，不断扩大数据要素优势，提升数字经济水平，并缩小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根据数据要素的产权特点，通过数据要素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离，或鼓励数据要素产品化、服务化等措施，推动数据要素在不同行业间、企业间有序交易、流动，推动创新扩散。同时也要着力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二是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平台、实体经济龙头和专业服务商三个创新主体，鼓励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着力加快推动产业知识数据化。引导数字经济平台和云服务商发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优势，做好实体经济创新升级的数字助手，构建更加开放的信息平台、分工平台和技术平台，促进数字技术的外溢；支持实体经济龙头企业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应用标杆项目，通过数字化沉淀行业知识，并带动所在行业、产业升级；积极培育数字化专业服务机构，加强对接产学研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着力提升国产工业软件水平并支持其应用，鼓励发展成本低、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小程序和SaaS服务，更好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是完善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相适宜的就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既要注重扩大普通劳动者的就业规模和范围，更要提升人力资本和数字技能，强化劳动者社会保障，帮助劳动者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转移，以克服“鲍莫尔病”。既要发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降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匹配效率的优势，引导资金更多地配置在关键领域、中小企业，也要加强金融和数据监管，避免资本对无序扩张引发风险。

最后，要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变化的新问题。数字治理既要防止“垄断”，也要发挥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和数据要素扩大创新要素投入等优点。应通过加强事前并购审查，监督主要平台的排他性合同（如打击“二选一”行为），加强数据来源监管并不断优化数据的合理使用范围等措施，提高市场的可进入性，加强市场竞争。同时，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既要在“干中学”中通过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也要注意与其他国家政府在博弈中不断优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