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70届知青 吴菊琴口述
老66届高三罗长福执笔）
面前摆着一本厚重的《上海知青在安徽》的大幅相册，翻阅一张张旧照片，我陷入了如烟的往事回忆之中。
56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群活泼天真的小小少年推向了社会。那时，我才13岁，在家门口很近的小学读五到年级。一场动乱扰乱了教育秩序，学校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少先队员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红小兵”，同学们怀着无比热爱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摘下红领巾，换上红袖章，手拿小红书，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奔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我在小学里是“三道杠子”的大队长，转眼又成了红小兵的头。同学们都听我的，可也有的学生逢“头”必反，他们看老师喜欢我，心生嫉妒，便用报纸做了一大一小的高帽子，要批斗学校大队辅导员，要我陪斗。班主任立即出面制止：“小学生不能陪斗！她爸爸是上海市劳模，又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工宣队队长，她根红苗正，你们不能瞎搞胡闹。”一句话，把同学们吓退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我小学毕业了。67年9月，我进了上海市海防中学念初中。开学的前一天，海防中学初一（10）班的班主任亲自上门，到我家家访，要我当排长。我升学了，初到新学校可高兴了。但是，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切照旧：校园里不是开批斗会，就是上政治课。
若是毛主席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就在第一时间敲锣打鼓上街去宣传。记得我这个红卫兵排长，坐在三轮车上打大鼓，同学们簇拥着我，有节奏地敲着小锣小鼓。好风光啊！如此发展下去，初中生想在学校里平平静静地上文化课，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三年里，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没念什么书，于是，社会上称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为70届“知青”。毕业前夕，学校让我们进工厂到郊区学工学农，经过10个月的实际锻炼，我学会了针灸和打针，有了为农民服务的本领了。
在“全国一片红”上山下乡运动中，我这个不甘落后的红卫兵自告奋勇地报名去黑龙江大兴安岭军垦农场插队。可是下去前，兵团要我们在医院体检，合格才能去。我的检查结果不合格，一问才知道我因风湿关节炎被退回，于是我在上海留城养病近一年。在那难熬的日子里，让我整天和历届社会青年呆在一起，终日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
到了72年10月，来自安徽望江的“五七”干部来上海介绍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环境。我一听说华阳是产棉区，干活不用下水田，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患有风湿关节炎的知青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于是，我就瞒着父母报名去望江农村插队落户。没过几天，江宁街道敲锣打鼓给我家送来了插队落户的大红喜报。我听着锣鼓声好像是冲我家门口来的，心中窃喜就连忙开了门。望着门上写有我的名字的大红喜报，我心里自豪极了。可是，母亲却被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才将自己报名去望江插队的实情告诉了她。此后，在那一、二个月的时间里，父母忙着为我准备行装，上街为我买日用品，还叫来木工将家里的梳妆台改成棉被柜。
公元1972年12月19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初冬季节。天刚蒙蒙亮，我就匆匆吃了泡饭，穿了一件花格子的棉袄，身背黄色的军包，在父亲和二姐的护送下，坐上了专车去时代中学校园集合。那天，年过半百的母亲在家门口，一手一个拽着两个三四岁的小外孙往回走，她老人家一步三回头，一边回头看我，一边用手抹眼泪。此情此景，让我好心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将要远离父母和亲人，远离大上海，要在乡下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很远的陌生的穷乡僻壤里去战天斗地。谁知道今后的命运会是怎样？到了军工路码头，只见一个个戴着头盔、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将我们即将远行的几百个知青围在一个狭窄的夹道上。特地请假赶来送我的父亲挤开人群，大声地叮嘱我到了乡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时常写信回家。我“嗷嗷”的应着，见他老泪纵横朝我这个刚满18岁的爱女不停地挥手，我强忍着泪水，不敢多看他一眼，生怕见我流泪他更伤心。这时，船拉位子了，船上的广播响了，“马上要开船了。同学们快回到自己的船仓吧，船倾斜得太厉害了！”专送我们知青下乡的东方红405号轮终于拉响了汽笛，沿着黄浦江向着长江航道进发......
一间土墙做的茅草屋，内有两张大床，一个锅台灶，其余什么也没有。望顶棚，上面没有天花板，空中悬着长长的、乌马漆黑的锅灶烟灰，像一根根挂面一样，在我们眼前一晃一晃的；窗户上不是玻璃，是透明的塑料薄膜。这莫非就是我们要扎根落户的家？
头一天晚上，此处不能住，我们四个知青就凑合着挤在一起，在附近一个叫毛姑的家里和衣而睡。胖子小徐一时睡不着，越想越伤心，突然抽泣了起来。顿时，我们都哇地哭出了声。我强忍了泪水，简单地给父母报了声平安，末尾不忘关照一句：“请家里人放心，当地农民待我们很热情”就草草落笔，“时年1972年12月23日晚”。从大上海来到安徽乡下插队，没想到反差那么大。我作为插队上海知青的一户之长，向公社五七干部反映了问题，过了73年元旦，生产队终于按我们的要求把草屋修缮好，我们这才安家落了户。
既来之，则安之。但老天爷头一年开春就考验我们。连月下雨，到了六七月份，又值长江汛期。洪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华阳、雷港和莲洲等地的同马大堤危在旦夕，为了确保安庆的安全，上级部门要我们顾全大局。内涝和倒灌的江水把我们的棉花地淹没了，我们茅草屋的土墙也被洪水推倒了一个墙角。没法安身，和我一起的三个知青都回上海了，我没有回去。
没窝安身，我就把大棉柜行李放在大队“五七”干部老田家里，只身一人干脆住到毛姑家。倒灌的江水吞没了土地，门外一片汪洋，不能干活了，我就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帮忙烧饭做菜。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尽自己所能，到人家里踩缝纫机，做针线活。当地常有不注意口腔卫生的社员找到我，说牙疼，连吞咽都有问题，我就将上海带来的银针给他们扎针灸；棉球干了，我就将白酒当酒精，给银针消毒。你帮我，我帮你，我和乡亲们就像一家人。
我在插队的知青中，身体最差，社员们都叫我“小瘦子”。社员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认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经过一年时间的锻炼，我学会了怎么换肩挑担子，怎么补苗、怎么锄草、怎么打药，怎么采摘棉花。除了种棉花，我们生产队还有几亩水稻田，那是我们生产队30多户社员（自给自足）的口粮田。说起去边远稻田干活，我倒想起一件有惊无险，躲过一劫的事。
那是下乡的第二年的初冬时节，天上飘着着蒙蒙细雨，路上很滑。我和20多个男女社员去稻田挖土挑担。队长领男人持锹走在前头，我们妇女挑着空畚箕跟在后头。走到一条小河边，妇女们纵身一跳就越过了一米见宽的壕沟，可我这个上海小姑娘见脚下湍急的河水，又穿着深筒靴子，心一慌，脚一滑，“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我“哇——”的一声惊叫，惊动了走在前面的李队长。队长大声呼叫：“你们快去救小吴，不救上来我要去坐牢的”！此时，河水已淹到我胸前，我不会水，见水就怕，在慌乱中挣扎，呛了好几口水，手里仍紧紧抓住扁担绳钩不放。不一会，我被河水冲到河中央，毛姑哥发觉后冲到岸边，他急中生智，用扁担钩子钩住了我的畚箕，用力拉。天啊，我终于被救上了岸。
在农村我扎根三年，没有一次回上海过个年。全队30多户社员，家家都有我给他们织的毛衣，我和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情。青春无悔，岁月如歌，下乡插队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如今，我退休回到了上海，安享晚年。这得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上山下乡知青的关怀，感谢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让我叶落归根，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注：吴菊琴是罗长福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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