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景贤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笔者从事对苏联、俄罗斯方面工作将近40年，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有关的内部材料，又看到过苏联、俄罗斯的解密档案，还听到重要当事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历次会谈、交谈的两位主要翻译——师哲（中方）和费德林（苏方）的讲述，还有中苏双方一些知情人的口述或书面描述。下面就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中选出某些侧面，据此进行简略梳理。
斯大林比毛泽东大15岁。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斯大林就开始关注毛泽东，感到他与王明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之中；在遵义会议后，默认他在中国党内、军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地位。西安事变爆发后第六天，斯大林在回复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时，要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可杀”，宜与他加固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是”，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与之周旋，争得宝贵的时间。以上四点归纳，笔者称之为斯大林在四大关键节点上对于中国革命的决策。
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视中共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支部，斯大林、毛泽东二人，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在上述四大关键节点上的重大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诚然，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作为，都首先为了本民族（斯大林从民族属性来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从社会属性来说，他自认为是个“俄罗斯人”）、本国的利益，斯大林也不可能例外。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双十协定》，引爆了中国内战。在斯大林设定的中国战略棋局中，中国战场分为关外、关内两大块。据他估计，中共夺取关外的东北，尚不至于引起美国干预，但中共军队如入关作战，就会招致美国军事干预，这势必威胁苏联东部的安全。于是，斯大林决定调处国共内战。1948年初，克格勃高官、苏联驻华使馆原武官罗申，被斯大林选为新任驻华大使，斯大林让他向美方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游说，以便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来个新“南北朝”。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广州。在美国等国大使拒绝“跟退”的情况下，苏联大使罗申却受斯大林之命，令人惊讶地也撤到广州。由此可见，即使到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没放弃在中国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泽东感到斯大林对他不信任，这显然是一大缘由。
早在1945年8月，当毛泽东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电报时，就怀疑其搞“南北朝”的图谋，遂复电称，蒋介石邀他赴渝相谈，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和平骗局”。但为了国内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也并非空穴来风。他通过多种“内线”得悉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毛泽东在外蒙古、苏联在“中国东北固有利益”两大要害问题上，均持不利于苏联的立场；二是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要同美国拉关系。
毛泽东与斯大林交谈、会谈的苏方主要翻译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上述“南北朝”问题。他说，毛泽东访苏时，两位领导人绝对没有谈过此事，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个猜想。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苏联本土的东、西、南三部，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部，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派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1949年春，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笔者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
1949年9月底，在新中国诞生前几天，齐赫文斯基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入北平城的周恩来。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复：毛泽东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在毛泽东心目中，王稼祥是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两人都信得过。王稼祥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泾县，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刚满19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奔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余，王稼祥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国民党政府原驻苏联大使馆察看，准备做接收工作。此前，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离。
应当指出，有个情况尤为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谓的“国际派”（即在苏联留过学的人）领导中共。实践证明，这三人都不是合格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这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最终只好选择了毛泽东。
1938年秋，斯大林派人从莫斯科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此外，斯大林还曾当面对王明厉声斥道：“今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对斯大林此举，毛泽东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受命传达斯大林指示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联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原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作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唯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驻新中国首任大使罗申的活动，王稼祥一行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
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第一位由毛泽东主席点将、第一位手持共和国元首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赴任的大使。
王稼祥大使离京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临别时，周恩来有力地握着新中国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次日，即在王稼祥大使启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社论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大使这次赴任，带去了国书和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这份国书相当独特，在外表形状、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与当今的中国国书有很大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毛泽东签署和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写得半文半白，与当今的颂词也不大相同，有“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等语。
除了国书、颂词外，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在他启程当天亲笔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王家（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王稼祥时任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还在30年前，当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感到很惊讶：一个驻苏联大使，竟然还以中国副外长的名义，兼管对一系列非驻在国的事务！但又一转念，在特殊情况下，可对事情进行特殊处理，此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地请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场上随时对他（指王稼祥）给以指导”。笔者觉得此话并非虚言。中苏两党、两国当时关系之特殊，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后任的各位总理，都没有为其他大使送过行；《人民日报》及中国其他报刊，再也没有为使节赴任发表过社论或撰文壮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请赴任大使，带去致驻在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信。有位“苏联通”诙谐地说：王稼祥是60多年来中国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双重代表，直接与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
1949年12月16日中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77天，毛泽东就乘坐斯大林特意派来的列车，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实现了期盼已久的访苏愿望。
还在1947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前往莫斯科，就战事及战后国内安排等重大问题，当面向他“请教”，斯大林表示同意。过后不久，战况变化之快，令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便决定留在国内指挥全国战事。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他转达了斯大林支持中国革命的意见。毛泽东感到，革命胜利后，除依靠苏联外，别无他选，便于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6月至8月，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密访莫斯科。访问期间，刘少奇分别同米高扬、斯大林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准备与苏方签个条约，但并未露底。斯大林表示，要与毛泽东当面深谈。
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说这次是为斯大林祝寿而来的。
12月21日，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大会在大剧院举行。毛泽东被安排在斯大林身旁。大会后，毛泽东又陪同斯大林在中央包厢观看文艺演出。演出一结束，2000多名观众立即全体起立，面向中央包厢，有节奏地高呼“斯大林、毛泽东”，经久不息。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不时地探身于包厢之外，向观众频频挥手致意。
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三火车皮寿礼：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象牙雕刻的花瓶、宝塔、龙船等共10种22件；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胶东和济南产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省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大元帅丝绣像一帧和大元帅陶瓷像一对，以及毛泽东手书“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的寿联。
这些寿礼陈列在大剧院的几个大厅里，向公众展出数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对山东大白菜、北京大鸭梨等土特产以及精美的中国工艺品交口称赞。凡此种种，都形象地表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对此访的真意藏而不露，只说希望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对这六个汉字的含义，苏方主要翻译费德林根本吃不透；斯大林听到直译出来的俄语，感到毛泽东城府很深。费德林向中方主要翻译师哲探听毛泽东“六字箴言”的实意，也一无所获。斯大林自然也就不会露出真意，便将毛泽东“晒”在郊外别墅里。对此，有史家称，“斯、毛上演一出新版《三岔口》”。
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尤金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赌气地天天在别墅里睡大觉。”西方媒体遂发消息称：毛泽东到莫斯科都10多天了，一直毫无动静，因为“遭斯大林软禁”。于是，斯大林便请毛泽东向塔斯社发表谈话辟谣。毛泽东在谈话中，宣布他这次来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商签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次日，苏共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受斯大林派遣，到别墅看望毛泽东，并郑重表示：“斯大林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苏双方可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从随访的汪东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天“主席的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从苏、俄已经解密的档案可以看出，斯大林决定与毛泽东签订新的苏中同盟条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莫洛托夫拜访毛泽东后第二天，苏联外交部便向斯大林呈上苏中同盟条约草案第一稿，又过了四天，即上报第二稿。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签约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一起或者各自，与斯大林多次就中苏同盟条约的内容交换意见。一开始，以苏方草案为基础，后来改以周恩来草拟的文本为基础商谈。2月14日，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在斯大林、毛泽东见证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远东的战略格局。而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苏领导人就签约一事的谈判进行得极为艰难，耗费的时间很长，达25天之久。谈判的过程无需详述，下面只谈点印象与感受。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最为关注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或特权，二是外蒙古的地位问题。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又集中表现在“两港一线”上。“两港”指两个不冻港：大连港与旅顺港；“一线”指中长铁路。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和两个不冻港出入太平洋的，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君主都极为关注国家的出海问题。想当年，彼得一世同瑞典人打了一仗，建造出一个彼得堡，获得从北部通过波罗的海出海的通道。若干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打败土耳其，夺得黑海北边的克里米亚，由此打通从南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此外，俄国的君主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与英国人之所以长期争夺阿富汗，也是为了获取出入暖洋的通道。
对于外蒙古问题，笔者想极为简略地说几句。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政时期，俄国就觊觎外蒙古这块宝地，甚至对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也垂涎欲滴。90多年前，在苏俄政权支持下，外蒙古实际上就逐渐从民国政府独立出去。在1945年苏、美、英三巨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1945年8月14日，在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布外蒙古人如投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当承认”之。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去苏谈判的宋子文因怕担“卖国”罪名，不愿签约，蒋介石遂命外长王世杰签约。从此，中国版图从“秋海棠”变成了“雄鸡”，丧失了156万平方公里土地。
通过艰苦谈判，就大连和旅顺两港、中长铁路的临时安排，中苏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让苏方继续享有其原有利益。在这次访问中，还签订了苏方提供大量经援的协定。一个同盟条约，一大批援助协定，便是毛泽东所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两样东西。
写到这里，笔者还要讲句并非题外的话。斯大林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毛泽东，日后不会同意上述“两港一线”临时安排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固有利益”将会丧失殆尽。除中国东北外，斯大林在远东地区还选定另外的战略支点：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两港。正是为了获取出入太平洋另两个不冻港，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斯大林才下出一步险棋，为金日成通过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开了绿灯。
未完待续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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