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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黎明，长期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已在《书屋》《文学自由谈》《九江学院学报》《红楼》等报刊上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论文、随笔与杂谈多篇，出版红学研究随笔集《万千滋味品红楼》一书。
作者
张黎明
第五回有关黛玉和宝钗的判词，分别概括地表现出俩人最突出的特点：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作者一方面将黛玉设定为“才”的典型，另一方面又将宝钗设定为“德”的模范，俩人各领风骚、相映成趣，反映了女性美的两种极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并不要求女子读书识字，具备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才能，只要求她们尊崇“三从四德”，甚至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有德”。第四十二回，宝钗给黛玉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其中便有她对于读书、德行的理解：
“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第六十四回，当听到宝玉表示要把姊妹们的诗写在扇面上时，宝钗便说：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有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宝钗本身有诗才，并且也常常在诗社活动中写诗，但她受封建礼教浸润实在太深，认为赋诗填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因而她才会有这样一番见解。
但黛玉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内心并没有宝钗恪守的那些陈腐的戒律，相反，她倒是具有与宝钗完全不同的读书观。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帮助香菱这样的女子去学诗。香菱与宝钗是一家人，按说求宝钗教她写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宝钗是不主张女子读书学诗的，还讥讽香菱学诗是“得陇望蜀”“定要疯了”，“越发弄成个呆子了”。于是香菱只好舍近求远，去拜黛玉为师。黛玉不愧是一位好老师，她不仅不厌其烦地教香菱如何写诗，还引导她去揣摩王维、李白等大家的诗作，完全算得上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人师。
由于具有杰出的艺术禀赋，又由于对人生具有诗意的追求，因而在黛玉的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绝不是宝钗所说的“针黹纺织事”，而是充分展现诗歌的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性灵。因而黛玉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作诗，她最喜爱的活动是与姐妹们起诗社吟诗，每次赋诗应对她都是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活动中她才会个性舒展、大放光彩。而且，与别人作诗常常苦思冥想、文笔生涩不同，她才华横溢、文思泉涌，艺术禀赋出类拔萃，作起诗来总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非常富有潇洒飘逸的诗人气质。她不仅会作诗，还会论诗、评诗，其感悟和见解往往要比别人高出一筹。她教香菱学诗时曾经说过：
“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可见黛玉对作诗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她的创作水平总体上高过其他人。
黛玉同宝钗的人生观、价值观明显不同，这从她们的创作态度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黛玉将写诗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她参加诗社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展其才，即使诗社不活动，她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写诗，作诗几乎成为她每天的功课。她把写诗当成抒发情感、宣泄苦闷的一种手段，因而她的诗词里不仅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命运的叩问，诗词与她的生命似乎融为一体。而宝钗只是把诗词作为生活的点缀，她平时并没有专门的创作，只在诗社活动时才按既定要求去写诗，写诗只是她融入群体的方式而已，与她的精神追求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黛玉把作诗看为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她是书中写诗最积极、最勤奋的人。有研究者曾经做过统计，黛玉是书中作诗数量最多的人，共作过25首诗，256句，1659个字；同时也是采用诗歌体裁最多的人，共用了8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在多次竞赛评比中胜出，可以说是大观园名副其实的“著名诗人”。而宝钗呢，只作过9首诗，444个字，所用体裁只有4种，数量、体裁都远远逊于黛玉。从质量上来讲，宝钗个别的作品如《螃蟹诗》，应该写得很不错，但从整体上看，还是黛玉的佳作比较多，《秋窗风雨夕》《葬花词》《桃花行》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正是由于把作诗以及诗意人生作为最重要的追求，因而黛玉从来没有追求过吃穿用度上的奢侈，却常常把在作诗竞赛中拔得头筹作为目标。第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命姊妹们题咏，众姊妹的诗呈上去，贵妃对黛玉、宝钗的诗大加赞赏：
“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
按说黛玉得到了表扬，也就大喜过望了，谁知她早已“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料元春只让姑娘们每人作一首，而宝玉“独作四律”，于是“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正郁闷时，忽然看到宝玉正在为四首诗“大费神思”，于是突发奇想，迅速代宝玉作了一首，结果又得到了元妃的赞赏。可以说，黛玉在这次活动中，以诗才不仅取得了贵妃的赞扬，同时也得到了自我肯定。
黛玉具有出类拔萃的诗才，但在传统与习俗所要求的那些方面有较大欠缺，势必为封建礼教以及贾府的家长们所不容。但《红楼梦》的作者无疑是肯定和赞美黛玉的才气的，认为这也是他心中女性美的一种极致，所以才会将以“才”著称的黛玉，与以“德”显耀的宝钗并列设计为女性美的代表。
宝钗虽然也很有诗才，并且才气与黛玉不相上下，但宝钗信奉的是“女子无才便有德”的古训，因而她把“德”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黛玉和宝钗都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但俩人的目的却有所不同。黛玉读书是为了满足文学艺术方面的兴趣，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于是她醉心于《西厢记》《牡丹亭》这样浪漫的传奇故事。宝钗虽然是大观园女子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但她读书时严格遵守礼教的约束，对读书、写诗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像黛玉读书是为了陶冶性情，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和愉悦。第四回写道：
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她之所以博学多才，并非是由于刻苦读书，而是因为自小天分很高，不经意间就掌握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学问。她后来之所以不再以读书为要，“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除了“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的实际考虑之外，其实也是自觉地践行礼教的规定，将立“德”当成了人生最高的目标。
按照儒家的观点，“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很多时候，人们把“德”看得比“才”更重要，甚至还认为，一个人宁可无“才”，但千万不能无“德”。有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宝钗轻“才”重“德”，将“德”当作自己人生最大的追求，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而在大观园诸闺阁中，她由于知书识礼、时时谦让，为人和善、举止得体，特别是善于替人着想、帮人解困，因而便十分招人怜爱，是贾府中最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人。
由于将践行传统美德作为人生的方向，宝钗也就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过高的欲望，一心追求清心寡欲、质朴恬淡的生活情趣。按说出身于富商之家，有条件穿金戴银或讲究享受，但她却不仅常常穿着半旧的衣服，而且住的房子也是“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衾褥也十分朴素”，其素朴节俭的心迹可见一斑。
宝钗的“德”表现在多个方面，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这五种传统美德，应该说宝钗都能占得住，并且在她身上均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这里只就“孝”的方面略作评述。
大观园的姑娘们，大多数都是不参与家务的，黛玉专注于作诗和谈恋爱，迎春几乎什么心也不操，探春虽然临时管过家，湘云也还要做许多针线活，但是以上数人所做的工作或肩负的责任，加起来也没有宝钗所承担的多。宝钗父亲早逝，哥哥又不成器，于是家里的大事、难事都要靠母亲张罗，但薛姨妈又缺乏统筹的能力，因而作为女儿的宝钗，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方面，比作为男儿的哥哥还要强。
但宝钗对母亲的“孝”，不仅仅体现在为薛姨妈分忧解愁，还突出体现在对待自己的婚姻这一事上。一些评论家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批评宝钗不像黛玉那样敢于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孰不知，黛玉这样的女子在当时是作为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封建大家庭中的贵族女子，普遍的做法都是顺应“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而宝钗虽然内心对母亲安排的婚姻并不满意，但是她从封建孝道观念出发，却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们尽可以批评宝钗甘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她在“孝”的问题上却是无可挑剔的。
就是这样一个颇通人情世故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无不符合大家的心意，任何事情都处理得有条有理，有时宁可受点委屈也要把事情考虑周全，上至贾母、下至丫鬟都能交口称赞，这样的女子难道不是世所罕见吗？因而作者将她塑造成一个与黛玉相映成趣的人物，同样值得读者为之倾倒。宝钗不仅严格地遵从了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非常符合世俗礼仪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完美地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因而她才能够成为女性美的另一种极致，与黛玉并蒂花开、各领风骚。
常常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指责宝钗德行上有很大缺陷的事例，主要有下列两件。
第一件是第二十七回，宝钗在滴翠亭，无意间听到小红与坠儿关于贾芸的私房话之后，喊出了黛玉的外号。
不少红学家认为，宝钗在此陷害黛玉，反映出她阴险奸诈、包藏祸心。比如，李希凡先生认为：
（宝钗）明知觉察了别人的隐私，会招人嫉恨，不啻“惹祸上身”，却用“金蝉脱壳”之计嫁“祸”给了林黛玉。像她这等平时心思细密、行为稳妥之人，总是难逃损人利己之嫌吧！而且，果然惹得小红犯了疑忌，宝姑娘却因施了这急中生智的巧计，洋洋自得“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只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 李希凡，《“可叹停机德”——薛宝钗论》，《红楼梦学刊》，2005年02期，第215页。
马瑞芳先生大致也是持这种看法，她在《马瑞芳趣话〈红楼梦〉》一书中说，当小红、坠儿发现谈话被人听到时：
（宝钗）本能地选择林黛玉做替罪羊……薛宝钗下意识中，对林黛玉有对立情绪，需要伤害什么人时，林黛玉成了首选。 马瑞芳，《马瑞芳趣话〈红楼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宝钗究竟是不是嫁祸于人呢？我们还是从文本出发作以分析。宝钗为什么会在滴翠亭听到小红与坠儿的谈话？原来她是与姊妹们在园中玩耍，发现其中少了黛玉，于是自告奋勇地去找黛玉，半道上看到宝玉进了潇湘馆，她觉得不方便而退回来，又让两只大如团扇的蝴蝶给引到滴翠亭的。当时小红和坠儿在亭子里说话，她无意中听到她们说的是男女交往的事，“心中吃惊”，想着如此隐秘的事自然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如果小红知道自己的秘密泄露了：
“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
于是那一瞬间宝钗能想到的，便是立即“金蝉脱壳”。于是她嘴里喊着黛玉的外号，装作与黛玉捉迷藏的样子，为了装得像一些，还故意到亭子里看了看。宝钗之前就是来找黛玉去玩的，所以她在此喊出黛玉的外号，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喊别人的名字反而与情理相悖。她是一个恪守封建道德的人，岂有随意陷害别人之意，况且当时情况十分突然，如何能容她去精心谋划害人之事。再说了，这事也怨不得宝钗，她是无意中听到的，发现自己听了不该听的悄悄话之后，采用“金蝉脱壳”的计策，不过是为了避免双方的尴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件是第三十二回，金钏投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劝慰。
不少研究者认为，宝钗安慰王夫人的话，反映出她对小丫鬟的生命十分漠视，明明是王夫人害死了金钏，她还为其所犯的罪责掩饰，可见宝钗是多么冷酷无情。
其实，我们从文本出发，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宝钗去劝解王夫人，她当时是并不知道金钏的真实死因的，当她询问金钏投井的原因时，王夫人的回答是：
“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
王夫人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宝钗自然是不能去怀疑的，她来王夫人处的目的不是判案子，也不是要为金钏主持公道，而是为了安慰姨娘，减轻她对自己的自责。所以她才会以推测的口气说，金钏大约是自己“失了脚掉下去的”。
但这段话不仅仅是安慰王夫人，同时也表明了宝钗对金钏投井一事的看法。想想看，金钏投井难道只是王夫人的过错吗？金钏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呢？就算王夫人无情无义，决心要撵金钏出去，金钏也不应该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啊！宝钗评价金钏是个“糊涂人”，也并没有全说错。
宝钗是否真的就对金钏冷酷无情呢？也不是。她对王夫人所说的“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不但不应该看为是对死者的漠视，反而可以理解为，她其实是在为金钏争取利益。人死不可复活，宝钗唯一能给金钏的一点补救，也只能是建议王夫人多给点丧葬费。后面王夫人提出想给金钏做妆裹衣服，但没有现成的，宝钗不怕忌讳，主动拿出自己的两件新衣服，这说明她对金钏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总之，如果要在《红楼梦》众多的人物当中评出一名道德模范，那这份殊荣肯定非宝钗莫属，还有谁能在待人接物方面比她做得更好呢！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红楼夺目红》中这样评价宝钗：
她为人处世，样样令人钦服，和平厚道，大方正派，关爱别人，体贴尊长，还加上学识过人，才貌兼美。综而计之，大观园中，难以伦比。……她善于做人，处事讨人喜欢，博人好评。她喜欢“规劝”别人，怜惜别人。她机警，避嫌自保，她不怨天尤人，没有什么牢骚恼恨。……世上这样的人不多。焉能再作苛求，更责其“备”？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
不光贾府中的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完美的人，《红楼梦》的作者自然也是将她作为一种女性美的代表来全力塑造的，她的“德”之美与黛玉的“才”之美，交相辉映，构成《红楼梦》一书中青春女性之美的两种极致。当然，说宝钗在“德”的方面十分突出耀眼，也只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她的所有言行就都符合“德”的规范，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挑剔，她其实也是有不少缺点的，只不过我们不必对她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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