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的一席话顷刻间把我的思绪推到了五十三年前，那悠悠往事刻骨铭心，我岂敢忘怀，这可是我脆弱的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啊。
聚会结束与大家热情道别后，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躺在床上我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那初到北大荒农场时的一幕幕情景就像倒叙式的电影，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的眼帘，仿佛带着我穿越了时光隧道，来到了五十三年前北大荒那艰苦难熬、度日如年的岁月里。
一九七0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午，我们这批年仅十七八岁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来到了地处上海北郊的彭浦车站，即将踏上远赴北大荒的征途。虽然我们被称为初中毕业生，其实只能算是小学毕业，初中的课程几乎没有接触过。天真幼稚的我们对北大荒的概念仅仅定格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一派田园风光里，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也没有资料好查阅。
运送知青的大客车前往上海彭浦火车站（货运站）
运送我们知青的大客车穿越市区的商业街西藏路时我的心情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上海，我的大上海啊，此番离别还不知何时能回来。中国商业最繁华的大都市，怎么就不能提供给我一个糊口的职业呢？此刻，沿途匆匆行走的路人都成了我羡慕的对象，不管是馄饨店的营业员，还是老虎灶的大妈，抑或扫大街的大叔，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令人向往的好工作、好职业。
前来火车站送知青的家长及亲朋好友挤滿站台
大客车缓缓地驶入彭浦车站。车站里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大喇叭里不停地播送着雄壮的革命歌曲。彭浦站其实是个设备简陋的货运站，平时并没有客车停靠，有关部门之所以把我们安排在彭浦车站上车是为了避开对上海火车站正常旅客出行的影响。毕竟知青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被送到东北边陲开荒种地，父母们自然也是担惊受怕、忧心忡忡。因此不用说大家也会想象到，当列车鸣笛即将启动时，其悲切的哭嚎声是何等的凄凉，声音之巨响甚至要盖过列车的鸣笛声。这种场景自然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送知青们下乡的专列就被安排到的地处北郊的货运站。
运送知青的专列（所谓专列其实是破旧不堪的硬座火车）经过整整三天三夜的行驶，终于在六月三日上午抵达龙镇车站。知青们带着憧憬遐想从车厢出来，举目四处张望，顿时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个透心凉。这龙镇车站一片凄凉，到处是荒无人烟之地。
农场安排了十多辆嘎司车前来接我们，载重四吨的噶司卡车是前苏联造的军用货车，马力大，越野性好，据说规定载重4吨，实际可拉到十几吨。卡车驶出龙镇后一路颠簸，尘土飞扬。那时从龙镇到尾山农场的公路全部是砂土路，知青们蹲坐在敞蓬卡车上个个灰头土脸，一路无语。噶司车开了近两个小时，途径引龙河农场，尾山六分场，尾山场部，终于来到了我们下乡的目的地——黑龙江省北安县尾山农场五分场。
尾山农场场部耸立的工农兵雕塑纪念碑
稍稍安顿后，初来乍到的我们被领到食堂用午餐。走进知青食堂，招待我们的第一顿饭是免费的，有炒菜和馒头。由于我们刚刚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在加上一路卡车的颠簸，个个神情恍惚，疲惫不堪，知青们都吃不下。
知青食堂
食堂内放置了一些桌子，但没有凳子，知青们在买饭窗口打来饭就围在桌子边上用餐，令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是那漫天飞舞的苍蝇。这种苍蝇个大体壮，飞舞时还发出嗡嗡的声音，赶之不走，驱之不去。明明买的是白面馒头，端到桌子上顷刻会变成了黑面馒头了，因为馒头上已经叮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黑压压一片，连空隙也不留。
知青集体宿舍旧址
当时我们知青住的大院子里有七八栋房子，食堂、水房、厕所都在大院子里。厕所都是旱厕，在泥地里挖一长条深坑，坑上铺几块木板，坑有一米多深，蹲在上面如厕战战兢兢的令人害怕。厕所也是苍蝇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离食堂又不远，于是食堂——厕所——宿舍，成了苍蝇来回飞舞的三点一线。
知青的生活用水都靠这口井来提供
另外在农场也没有条件煮开水，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喝得是生水。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发生在1970年夏季的这场菌痢疫情大流行的前提条件。因此疾病来势凶猛迅速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医学资料介绍：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痢疾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冷、发热、腹痛、腹泻、里急后重、排粘液脓血样大便。中毒型菌痢则起病急骤、突然高热、反复惊厥、嗜睡、昏迷、迅速发生回圈衰竭和呼吸衰竭，病情凶险。菌痢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痢疾桿菌污染的水和食物经口进入人体感染，引起结肠化脓性炎症，并发生全身中毒症状。
这场当时波及北大荒各农场的菌痢来势凶猛，我下乡没几天就被感染了。首先的症状就是 肚疼难忍，不断地往返于寝室与茅房，几次下来，人已筋疲力尽，高烧不退。到卫生所找大夫看了，但当时因疾病骤然暴发，卫生所黄莲素、氯霉素药物断档，只配了些矽炭银。生病了自然不能出工，我只能躺在宿舍里昏昏沉沉的睡觉。因为患病的人多，也就没有引起领导重视，连病号饭（面片汤）也没有。食堂里的伙食实在咽不下去，喝的水又是生井水，加上我的体质本身又较弱，这种种因素导致我的疾病迅速向中毒性菌痢发展，到下午已经神志不清昏迷过去了。
后来知青们告诉我，当时我躺在炕上浑身颤抖，正巧被一位知青进屋的知青发现了，看到我在颤抖且呼叫不醒，遂感到问题严重，并迅速向连队指导员报告。
卫生所大夫来看后说病情严重，指导员当即决定将我送到十几里之外的场部卫生院去。迷迷糊糊中我感到有人把我抬上了牛车。此时我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感觉人在天空中游荡，仿佛在鬼门关游荡了一番。
到场部如何送进卫生院的经过我全部不知晓了，因为后来我彻底昏迷过去了。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卫生院的病床上，一位女大夫走了过来，面容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什么事了，休息几天就会恢复的。”边上人悄悄告诉我说这位女大夫是农场大名鼎鼎的牛大夫。我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当然离不开医术精湛的好大夫，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治疗菌痢的特效药氯霉素及时调配到农场来了。据说是当时全省抗菌素药物告急，后通过紧急调配从外地空运到省里，及时缓解了疫情。我是不幸中之大幸，而与我同批来的另一位上海知青却没能度过难关，下乡不到半月就被疫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白山黑水之中。
当时这场菌痢疫情有多少知青失去生命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篇北京知青的回忆录，提到一位也是刚来到黑龙江军垦农场下乡就被菌痢夺去生命的女知青。这位女知青的父亲是一位驻外的外交使节。当他匆匆从国外赶来农场处理了女儿后事，返京前农场领导询问他有什么要求，这位外交官父亲想了想后对农场领导说：如果可能的话给知青们盖个干净些的厕所吧，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