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平平淡淡的一天，接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电话，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电话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让我有了一个穿越了时空的感觉，我的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豁然打开，从现实嗖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青春岁月。
电话的那一头“你是刘婉贵吗？”“是。我是刘婉贵。你是……”没等对方回话，我立即凭借我记忆中的熟悉的声音马上反应出来“你是贾爱玲！”“对！是我。”我兴奋起来了。四十四年前一同下乡插队的知青战友——贾爱玲。俩人来往的话语立时就像连珠炮响起来，彼此的一句又一句，一语打断一语，问候的话语或问询的话语。四十多年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事，道不完的情放放吧，于是相约找一个彼此闲暇的日子坐一块再侃。
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把当时一同下乡的，同是白音宝力格队(张勇队》的，近些年经常有联系的几个知友请到家里来，她们来我家都轻车熟路，贾爱玲则是第一次路不熟。我一边跟大家说着话一边倒水、点烟、拿水果，心里边想着她到哪啦。
七十年代的贾爱玲
布特哈旗的知友、我的夫君大汗淋漓地忙碌着丰盛的饭食，我只能和知友边说话边帮忙，还有点心不在焉。电话响了，我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紧穿鞋换衣服，“贾爱玲的电话，你们先坐着，我去接接她”就快步流星地往车站跑。远远地从一位胖胖地中老年女人走路的姿势看出来是她，就是她，朝思暮想的贾爱玲，旁边跟随着搀扶的就是李志。我忙不迭跑过去跟她紧紧地拥抱一起，眼眶里的泪水也一起流下来，伤痛的感觉，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无助无奈苦行支撑的感觉也一同流了出来。真的，真想知道她近十年的草原生活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但无法问出口。只是说着闲话拥着她走进家门。
我和贾爱玲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那是1965年，我俩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天津市四十二中就学。她家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只要路过他家门口喊上一声，我们便就一路同行。她白白的皮肤，一口洁白的牙齿一笑一脸的灿烂，学习好，人也稳重，是我们的班长。那时的她给我的印象是：性格有些内向，外表有些骄傲，看上去有点娇气，但对学习和老师交给的任务绝对一丝不苟。在班里我俩是要好的朋友，一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同跳皮筋儿、跳房子、砍沙袋，一同出板报.做卫生、排练节目，一同写作业、看图书、上影院，真个是整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天真烂漫地度时光。
愉悦的时间不长，1966年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号称“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了，乐逍遥的日子随之开始：学生停课闹革命，教师歇课大批判，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抢，大串联，到处都是轰轰烈烈传单满天飞，大字报贴满墙，处处热闹非凡。到了68年我们“完成”了学业，成了“老三届”中的一员，命名为实实在在的老初一——知识断裂，初中一级水平。就这，还被纳人“知识青年”的行列，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可以说是“知识青年”里的被劫持的畸形儿。当时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区“一颗红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离家越远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越是这样越是锻炼心志，“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按照68届学生一个都不留的政策，我们权衡了呼伦贝尔盟农区阿荣旗或新巴尔右旗牧区两个地方插队落户，经商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充满神秘和浪漫的新巴尔虎右旗，虽然知道这理生活条件会更艰苦。
1969年4月25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班八个女生，五个男生踏上了离乡插队的征程。
到公社以后，我们58名知青分到两个生产大队，张勇、周萍、贾爱玲、刘桂珍第一批下包了。我们被暂时分到农业点种菜，条件略微好一点。从那以后我们虽说在一个生产队，但见面的机会也很少了。没有到过草原的人你不会知道大地的辽阔，在那天与地相接的地方，放眼望去能看到天边的地方，蓝蓝的天，白云好像是挂在天地之间，雨后的彩虹是从地平线的这边挂到地平线的那边。草原像望不到边的绿色地毯，夏天草地上开遍了五颜六色的称呼不上名字的花。风景是浪漫的，条件也是艰苦的——民族不同，语言不通，习俗有别。就在这个异地他乡，一群十六七的青年历练着单薄的身体，纯洁着稚嫩的灵魂，奉献着柔弱的青春。
张勇是全国1700多万知青最杰出的代表。她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地走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积极地团结所有的知青，从生活上更多地关心别人，把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贫下中牧当成自己的亲人。她更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典范。1970年6月3日下午，张勇因抢救落水的羊只献出了自己只有19岁的年青生命，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热爱的草原，永远留在了那个让她为之奉献的第二故乡，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19岁的青春年华，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她，以她为榜样，继续走她没有走完的路。
1972年返城风暴袭来，又听说上面有个精神——牧区不适合安置知识青年。从那时开始人心动摇了，符合病退条件的回津了，够条件的到大庆当了石油工人，其余的大部分去农场当了农业工人，少数回津上学。
额尔顿乌拉公社(黄花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张勇队)名存实亡，知青队伍解体了。从此大家天各一方，各奔东西，有的至今都没有联系上，想想心中还真真切切地有那样的一种无奈的牵挂。
此时的草原显得更加寂静了，牧羊人也愈发孤独了。就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贾爱玲丝毫没有动摇，仍然作为一名牧羊女，坚守在牧羊“岗位”上。她没有发出豪言和壮语，没有表情灼灼的警语，没有游说绰绰的踪迹，有的只是坚定的信念。听说上海复旦大学点名要她去上学(不是现在的名人效应)，她没有去，因为她淡定，她执着，她要默默地走张勇没有走完的路，完成张勇没有完成的事业。
在夏日烈日炎炎狂风暴雨下，冬日无情的暴风雪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下，席地而睡的条件下，她坚撑着，尽心地坚撑着，让自己放牧的羊群成为队里最好的最肥的。坚撑着，等待着几年后上学的知青毕业了，有的当了教师，有的留在大专院校，有的更是在仕途发展有望的岗位上当了领导……然而，贾爱玲仍然在那个原始的人迹罕至的草原上，日夜无隙地、轮回着骑着马、执着套马杆放羊，早出晚归做她那个地地道道的牧羊人，看不出她原来是个大城市里来的知青，一口流利的蒙语，十足的一个蒙汉语翻译……这个时候有谁会想到她呢！？就这样，她在草原上生活了10年，10年只探过一次亲，后来当选了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像她这样的第二第三个知青或许还有。如果放到现在，她一定是一个感动中国的年度新闻人物。
人们可以用尽美好的语言描绘草原的美丽，形容牧羊人浪漫生活的魅力，畅想出羊群滚滚地张力，却无法描摹出牧羊人的那份孤独，那份艰辛，那份无助，那份思念，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绝对没有触及魂灵的感念。
1976年又一批知青到张勇队插队，贾爱玲以义不容辞的姿态带领他们在接受再教育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以低调的心态推荐新知青作为盟里省里的积代会代表参加大会。我不赞她高风，也不叹她亮节，但确确实实感到她：人生苦短，把金子般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草原，完成了张勇未完成的事业，做了张勇未做完的事情，以自己的高境界弘扬了张勇精神。我想九泉之下的张勇为有这样的战友会含笑的。
暑酷寒荡自苦来，沥念磨制坦淡注，英雄自古多少年，杰才定当时代出。自诌这几句只想说出心里话：一个英雄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在他牺牲的那一刻才成为英雄，而是在他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境界的提炼精神的累积，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冲上去，舍生忘已，贾爱玲不正是在微不足道，无可挂齿的事情上做着“英雄”的事嘛，这不也是英雄的榜样嘛。
1978年贾爱玲在宕旦不息的草原生活中感染了“布氏杆菌”，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被抬着回到了天津，时值知青办的领导流着泪看望她说：“闺女回来吧。那不是咱呆的地方。”爱玲听了这话以后，只是说了句令人感佩的话语：我回来可以，首先要把张勇队的新知青安排回津，否则我不会放心的。
时已过境已迁，情已误机已失。她没有任何光环，没有得到应得的地位和名誉，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十年的草原经历。她带着病痛回到天津，过着普普通通回津知青的生活，下岗、待岗、自谋职岗，我们可不能忘了她每年还要从西旗寄药来服用。
她自强不息，为孩子的英语，自己首先进修英语。为了家庭的和美，她苦中作乐，难中求怡，坚贞不渝，构筑天伦之乐，正因为她有一位陪伴草原生活十年的铁杆粉丝，并肩战斗的张勇队队长，患难与共的贤内哥——李志。
我问她，你后悔吗？她淡淡地一笑：“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我拥着她走进家门。知友们看到以后起身异口同声地喊：“贾——爱——玲——”女知友们一通拥抱、热吻、问询、抚慰，大家共祝她晚年健康，幸福，快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