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忆聂耳
昆明这栋小楼里，走出一位人民音乐家
聂耳死因成谜，在日本的最后九十天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歌词，无疑在每个国人脑海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每当雄壮的国歌奏响，它的作曲者聂耳，也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聂耳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只活了不到24岁，却创作出一批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除了《义勇军进行曲》，还有脍炙人口的《卖报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等。这些歌曲都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高昂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聂耳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面光辉的旗帜。
1931年春的某一天，我在上海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里，会见了一位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聂紫艺。
那是一个弦歌满耳、衣鬓相接的环境。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房间，做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这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来自辽远的西南边疆――云南省，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有一位勤劳贤慧的寡母，他自己从小爱好音乐。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在湖南、广东当过一阵子大兵。在广东还考进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住过很短的日予。两年前，他同一位云南商人来到上海，后来考取了明月歌舞团，当小提琴手，恢复了他对音乐艺术的追求。
少年聂耳
他像许多贫苦学生一样追求革命。由一位进步的同乡学生的介绍，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西区一带做过群众工作。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形势。他爱音乐。他迫切想掌握音乐技术、小提琴和作曲；他想知道通过这些音乐武器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
青年聂耳
在谈话的最后，他说，他也爱明月歌舞团，这里的艺术青年们还是有生气的，但他不满意黎锦晖的领导。他认为黎的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毒害了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使他们失去了对封建事物的冲击力。
之后，我们的联系频繁了。我介绍他参加了另一进步的文化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这个组人数不多而阵容甚强，有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他们也有一些政治学习；也参加保卫苏联、保卫中国苏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人权的政治活动；他们还出色地展开了反对当时黄色音乐和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现点的斗争；他们通过理论和作品，给敌人和反对者以有力的回答。
聂耳
作曲家任光这时刚从法国回来．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他的寓所里有架很好的钢琴，所以音乐组多在他家开会。他们也在这儿互相推敲作品。为了帮助作曲者改正缺点，他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达到共同承认的结论后，又心平气和，毫无芥蒂。正因为这样，在一次年终音乐赛唱会上，这些进步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战胜了流行的“靡靡之音”和一些封建法西斯的可耻的叫嚣，赢得听众的赞赏。随着《毕业歌》（1934年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大路歌》（影片《大路》主题歌》）等的迅速流行，聂耳的名字放出了惊人的光彩。到《扬子江的暴风雨》和《义勇军进行曲》出世，聂耳就成了民族歌手和新音乐的奠基人了。
聂紫艺是1932年秋进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以后才改名聂耳的。我跟他的第一次合作是《母性之光》影片里的《开矿歌》：
开矿，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在流血汗，
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
人家在餍膏粱。
我们大家的心，
要结成一板樯我们大家的手，
要联成百炼钢；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
我们大家来享。
这支歌通过南洋荷兰资本家对当地旷工的严重剥削，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初步发出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呐喊。聂耳自己扮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
《母性之光》剧照
另一次聂耳显出作为歌剧演员才能的是1934年演出的《扬子江暴风雨》。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新歌剧中，他扮演了码头工人老王。当帝国主义者向码头工人开枪、打死了他的孙儿小栓子的时候，老王抱起他的小孙孙向码头工人高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他唱得抑郁慷慨，激起了观众激昂无比的反帝情绪。
当时，在进步的音乐界中，作词、作曲，演出的工作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当我们还比较自由的时候，还可以当面对作曲者提出要求，听了试唱之后，我也常常提一些修改的意见。及至白色恐怖严重化，我们完全转入地下，直接联系困难了，但通过间接联系也还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1934年我写了三幕剧《回春之曲》的一些歌词，全是通过间接联系交给聂耳的，但他还是处理得那样合乎要求。其中的《告别南洋》写得有些像中国旧体诗的七言古风，我怕作曲者很难处理，有有心改写，但聂耳还是无难地谱好了，而且谱得那么有力，这给我很大鼓励。
我和聂耳合作的歌曲不少，绝大部分是电影、戏剧中的主题歌或插曲，都在演出中采用了，只有《打长江》是例外。这是一部描写旧社会里江南农民抗旱故事的影片的主题歌之一，原是聂耳作曲的，但可能由于聂耳对这家影片公司不满，把曲子撤回了，改由任光作曲，曲调不如聂耳所作的感情激越、节拍铿锵。尽管影片中没有采用，聂耳所谱的曲子也仍然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聂耳与田汉
《扬子江暴风雨》的演出我没有看到，《回春之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时，我忍不住想去看一下，便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做一位女同志的老父，扶着她的肩头走进剧场。不久，我被捕入狱。这一套“行头”后来也成了我在国民党狱中的打扮。
我入狱后不久，敌人的魔爪伸向聂耳。这时他已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党为了爱惜这位天才富赡、忠勇备发的艺术斗士，并想进一步发展他的才能，批准了他到日本去。到日本后，聂耳一面按照计划进行学习，一面还负责完成在国内承担的工作。我在1934年写了一部描写知识青年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就是他从东京寄回来的。《风云儿女》拍摄时我已入狱，聂耳以高度责任感和同志情谊争取这主题歌的作曲。他在国内写成初稿，又带到日本加工。这个歌曲后来很快为全国人民所传唱，有力地鼓舞了当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人们对于他的突然牺牲无不感到意外，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他有无限期待的缘故。
聂耳在日本海边演奏
日本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岸的聂耳纪念广场及郭沫若手书“聂耳终焉之地”
这一年7月，我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出来的那天，听到聂耳去世的消息，真是无比震悼。党失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音乐干部，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这痛惜是双重的。当时我曾写了一首诗寄给在上海举行的聂耳追悼会：
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令沦巨浸，
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
重与吾民诉不平！
聂耳墓碑上镌刻着田汉的这首诗
郭沫若同志听到聂耳溺死也曾写过一首悼诗，把他的夭折和英国诗人雪莱的不幸相比。实在的，中国新音乐界一些天才战士所遭遇的不幸，又远在雪莱之上：聂耳被迫流亡，死于非命，在政治上、艺术上给聂耳影响很大的作曲家张曙两度在上海入狱，受尽折磨，抗日战争中在桂林于敌机轰炸中牺牲；跟聂耳同在“苏联之友社”音乐组的作曲家任光，在抗战后期由重庆远赴江南，参加党所领导的新四军，1941年在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进袭的一次突围战斗中倒下了。
1944年我到了云南省会昆明，由聂耳的哥哥聂守先导引，在昆明湖附近的一所庄子里，拜见了聂耳的母亲，还采了些山花野卉，献在我这年轻战友的坟上。那是一个风景胜处，五百里浩渺的湖波拥抱着灵秀的山峰。·对一个革命的音乐家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合宜的长眠之处了。
聂耳之墓及雕像
关于聂耳在音乐上的成就，很难用几句话去概括它。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他的第一个音乐先生是他家乡的一个劳动人民。云南和各地的戏曲音乐也给了他一定的影响，尽管他后来向西洋音乐刻苦钻研，但他从没有放松过对民族音乐的注意，这不止使他对处理祖国语言，即在把祖国语言音乐化上发挥了才能，也使他的全部作曲带有民族色彩。
其次，聂耳的明快刚健、豪迈慷慨的旋律是别的作曲家所难于企及的。这种旋律突出地表现在《扬子江暴风雨》和《义勇军进行曲》一类的战歌，也表现在《打长江》、《开路先锋》等劳动歌。也有一些作曲家写同样题材，有的听起来空虚苍白，没有真正的感情和气力，因而音乐形象树立不起来，聂耳的作品就能使你闻其声如见其人，你不能不在他的旋律下感奋兴起。聂耳的创作盛期是1932年到1935年之间。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觉醒，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再三向江西苏区和革命人民进攻。聂耳的伟大是他通过音乐语言表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敌人无比的忿怒。他的这种民族感情又是通过阶级感情表现出来的。由《开矿歌》、《码头工人歌》等，聂耳第二次刻划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他的劳动歌苍凉抑郁中充满着战斗情绪，没有哀伤消沉的调子。这就说明他的成功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聂耳不是普通的音乐工作者，而是有着火热的政治感情的革命音乐家。
聂耳的作曲不止有悲壮慷慨的一面，也有轻快幽婉的一面。他的《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及一些情歌、民歌便是好例。那是因为聂耳是一个愉快活泼、多情多感的二十二三岁的知识青年，他具有这种感情。这些是被当时知识青年欢迎的健康的歌曲。聂耳通过音乐鼓舞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而不是把他们从革命的道路引向颓废，这是他受过某些前辈音乐家的健康影响，而断然摈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这正是聂耳成功的地方。
中国有句古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聂耳正是这样。他不过活了24岁，他的创作旺盛的日子也不过3年，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出色的、影响巨大的作品。聂耳的乐曲不止代表了当时中国痛苦中的人民的嗟伤和吼叫，也正确有力地回答了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疑问，抵抗侵略者还是屈服？而他坚决发出战斗的号角，这是他的作品何以那样迅速传唱的最大原因。他解决了艺术和政治的正确关系问题。他用他的全部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但他并不轻视技术。他没有一天放弃技术锻炼。他曾在“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同志的帮助下不断改进他的作曲技术。他尽量借鉴西洋音乐，也勤慎地学习传统。他当过兵，在上海时不断接近劳动人民，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养料。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难于企及的健康豪迈的气概和准确有力地处理中国语言的技巧。他不止善于处理现代语言，也能把中国的旧体诗词安排得生动易懂，有情有致。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恶意地攻击抗战歌曲，挑它们技术上的毛病。当然，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没有受过较长时期正规音乐训练的青年音乐家，他的作品不可能没有毛病。聂耳也并不爱惜那些毛病，倘使真是毛病的话。再加，聂耳对自己期望甚大，他从不以现有成就为满足，他想要更好地为党的音乐事业工作。演出《扬子江暴风雨》以后，增加了他创造民族斯歌剧的信心，但也增加了他的音乐技术上的苦闷。他迫切地需要学习、学习。这也就是他何以那样高兴地暂时离开上海火热的斗争到日本去的缘故。谁也没有想到，竟会让意外的不幸夺去了它的宝贵生命。
如一般年轻人常有的情形，聂耳是尚气的。他曾以反对资本家老板市侩主义的经营方法而辞去百代公司音乐部副主任的职位。他这种不要协的脾气在是非混淆的旧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他这种为着崇高理想，不顾一切甚至生活的保障，坚决与腐朽事物决裂的青年面目，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
电影《聂耳》（1959）海报
来源 | 1959年《文艺报》
昆明这栋小楼里，
走出一位人民音乐家
1912年2月15日，在高悬“成春堂”木匾的昆明甬道街72号小楼上，一个乳名叫“嘉祥”的婴儿诞生了。19年后，他为自己改名聂耳。
这是一栋传统的昆明“一颗印”式房屋，早些年用于开商铺。聂耳就在这里诞生，接受艺术熏陶，并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溺水遇难。在他23年多的短暂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30多首不朽的歌篇。其中，《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从小显出极高音乐天赋
聂耳的祖籍玉溪，父亲聂鸿仪是名中医，清光绪末年来昆明行医，并租了甬道街72号，开了一个小中药铺坐诊。聂耳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彭寂宽继其父业，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并以一个妇女的身份经过考试取得了医生资格，这在当时的昆明是绝无仅有的。
童年时代的聂耳
实际上，聂耳的出生地，在当时却不算是很好的居所。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中回忆：“甬道街72号坐东向西的一个双开间的铺面里，住着我们一家。前层是临街的铺面，后层是卧室，楼和底层之间搭出一个腰厦，铺上瓦片。楼层很矮，个子高一点的人，举起手来就可以摸到屋顶。”
然而，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一间小屋里，一位人民音乐家出生、成长。或许也就是这样的环境和他生命中重要的人，才有了日后那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巨匠。
如果说，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有一首最深情的歌，那一定是送给母亲的。母亲不仅给了他生命，给了他爱，还在他的童年时期用质朴的民间歌谣唤醒了他的音乐梦想。
聂耳能成为人民音乐家绝不是偶然，除了他的天赋外，他是在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熏陶与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最早的音乐启蒙来自她的母亲——其母彭寂宽是傣族，喜欢音乐，不仅能唱各种民歌，还会唱昆明地区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扬琴调。尚在襁褓中的聂耳，就经常在母亲吟唱的民歌中入睡。
幼年的聂耳常到茶楼去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就去看花灯表演，还常到郊外听“对歌”。邻居和挚友张庾侯回忆：“少年时代的聂耳便显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不论见了什么乐器，只要一学便会。他还喜欢收集民间歌曲，各地的山歌、秧歌对唱记住不少，时常用树叶子吹给我们听……”
聂叙伦也这样描述过聂耳的音乐天赋：“聂耳从小就很善于模仿别人的动作，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很强。大人讲话时，他常常坐在旁边静听，离开之后就模仿着表演，学得很像。我家经常有玉溪的亲友来串门，说家乡话。他就抓住了家乡口音的特点，学讲玉溪话，一点不走样，经常引得我们捧腹大笑……”
聂耳
在求实小学音乐团，聂耳不仅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聂耳在中小学学会了吹笛子、吹箫，还学会了二胡、三弦，到省立师范时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弹钢琴。在中小学与省立师范，他是学校音乐活动和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奠定了基础。
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聂耳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学习主义马克思著作。1925年，正是全国“五卅”大罢工的时候。聂耳在联合中学就读时所写的作文中说：“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日记中，经常记述自己学习马克思著作的心得。他还将马克思的生平抄录在笔记本上。
走出昆明成长为红色战士
1930年7月，聂耳从省立师范毕业后，他加入共青团并参加革命的事被人告密，受到国民党监视并准备逮捕。聂叙伦决定让聂耳代替自己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以躲避追捕。1931年4月，聂耳考入上海“明月歌剧社”任小提琴手，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日记中使用“聂耳”一名。
如果说聂耳在离开昆明去上海之前，已加入共青团的他还只是踏进了红色的大门，那么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的他，真正成了一名红色战士。
1932年7月，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抨击“明月歌剧社”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仍然为歌舞而歌舞。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明月歌剧社”老板的不满，聂耳被迫退出“明月歌剧社”。
这一段时间的聂耳思想进步、朝气蓬勃，与夏衍、田汉等党内同志一同磋商发展大众化音乐的问题，接受党的教育。1933年初，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斗争最尖锐的时刻，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左翼“剧联”负责人田汉和赵铭彝介绍、“左联”负责人夏衍监誓下，聂耳面对党旗宣誓，正式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在入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聂耳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刻苦自学，不断为一些进步影片与歌剧写主题歌与插曲，并在一些电影中担任角色。他还和“剧联”音乐小组的成员共同筹备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创作了《饥寒交迫之歌》和《开矿歌》，成了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活跃分子。
不幸遇难归葬昆明西山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丁玲、田汉等左翼文艺家相继被捕，聂耳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党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或苏联学习深造。
当年2月，刚到日本的聂耳就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昆明老乡张天虚。他们一起拜访朋友、听音乐演奏会、看歌剧表演。聂耳在东京住下后，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并将定稿用挂号信寄回上海。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唱遍了全国，鼓舞在抗战炮火中的中国人民“前进！前进！前进！进！”
不幸的是，当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无情的海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好友张天虚与郑子平将他的骨灰护送回了上海。1936年，聂叙伦专程到上海，把他的骨灰接回了昆明。
昆明滇池畔的西山，那是聂耳经常邀朋友游玩的胜景，也是他独自练琴的胜地。在他的《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曾表达了西山是他日后“隐逸的首选之地”。在1930年奔赴上海前夕，聂耳和母亲到西山散步时就曾对母亲说：“如果我遭遇不测，一定要把我葬在西山。”按照聂耳的心愿，家人决定让聂耳安息在他心爱的西山上。
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自此，这位人民音乐家一直在这五百里滇池之畔，静静注视着沧海桑田。
聂耳从未进过音乐院校，但是凭着他过人的天赋与勤奋，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创作了30多首大众化的、为群众所喜爱又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和鲜明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其中，涉及抗日救亡题材的有10首，反映被压迫劳动群众生活的有20多首，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因此，聂耳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聂耳死因成谜，
在日本的最后九十天
7月31日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帆板比赛中，中国选手卢秀云夺得了金牌，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岸升起了五星红旗，奏响了国歌。
聂耳（1912－1935）
殊不知，86年前，《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在这里不幸遇难。中国体育健儿们用最好的方式，告慰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制定系列“三月计划”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33年初，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中共得到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为了保护他，上级党组织批准聂耳先到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为此，聂耳制订了一个经由日本转道法国巴黎最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考察和创作的计划。
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4月17日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为了在异国能够顺利地进行学习、考察、创作以及开展革命音乐活动，聂耳制订了第一个“三月计划”，其中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做准备。
聂耳制定的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努力提高读书能力，加紧音乐技术修养；第三个“三月计划”则是在坚持第二个“三月计划”的同时，开始练习翻译和创作实践；第四个“三月计划”则是学习俄文，整理已有的作品，作欧游的准备。
聂耳在出国前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英文，他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结尾都要加上几句英语。聂耳在7月14日的日记中曾写道：“第一'三月计划’算是在目前实现了。按照目前说日本语的程度，已是超过预料之外，自己同自己喝一杯吧。第二'三月计划’是'培养读书能力’同时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直到离日的时候。从明天起，是第二计划的开始，虽然是在暑假旅行中，读书的时间有的是！提琴的练习也绝不会发生任何阻碍，尤其是到房州海边时，'以多练习提琴少说话为要！’温习Knylser and Mazas。”
值得一提的是，在聂耳来日本前的1935年初，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和主题曲歌词刚刚完稿，田汉不幸被捕，仓促间田汉把主题曲歌词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上。不久后，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发现了剧本中夹着的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包装纸。听说此事后，聂耳找到夏衍，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看到纸片上的歌词后，聂耳产生了共鸣，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一时间涌到了他的脑海里，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他仅仅用两天时间就谱出来了初稿。
到了东京后，聂耳受到了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这一切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东京的他，迅速将歌曲的曲谱定稿寄回国内。
此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内外景即将全部完成，进入了后期录音工作，导演和制片人都在盼望着聂耳的主题歌。聂耳不负众望，及时从东京寄来主题歌的曲谱定稿。经配器演唱录制后，很快地唱遍了全中国，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此外，在日本期间，勤奋的聂耳还通过书信和吕骥共同推敲、斟酌，而后定稿的电影《新女性》主题歌《新的女性》，影响也很大。
每天坚持学日语学音乐
聂耳是1935年7月9日离开东京去湘南相模湾海滨，其间在东京住了八十多天。这些日子，他每天坚持学习日语、音乐理论，练琴。其余的时间，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一大批左翼留日学生，有张天虚、杨士谷、杜宣、蒲风、黄风等人，他多次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星期聚餐会、中国留日诗人诗歌座谈会以及中国留日戏剧同仁戏剧座谈会等。6月2日，聂耳出席了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留日艺术界聚餐会，他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给予了与会者很大的震动和鼓舞。杜宣、蒲风等人都听了这次演讲。杜宣曾写道：“当聂耳以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来检讨中国乐坛以后，我们立刻觉得，他不但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大演说家，一个社会活动家。”
蒲风也曾写道：“他边讲边唱，每一曲都在热烈的掌声下完结，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中工人做工的铿锵音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耳还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聂耳观看他们的排练和演出，了解他们所在剧场的设施，剧团的创作经验，这让聂耳收获颇丰。
聂耳是1935年4月18日到达东京的，在他4月21日和22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他已经看了几场音乐会了。从著名的新日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到宝冢少女歌剧团的歌舞晚会，甚至儿童舞蹈晚会，他都去观看。他在新桥演舞场观看古典歌剧《蝴蝶夫人》；在筑地剧场观看左翼新剧《坂本龙马》；在日比谷公会堂观看美籍波兰钢琴家阿尔图尔·鲁宾斯坦的演奏。每次观看后，他都要记日记、写评论。
5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到此将近一个月，每天大部分时间总是在音乐会中，日本乐坛之活跃，真是有些惊人（当然是比较中国而言）。尤其是在春天，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演奏会，有时每日都有两三场以上。”
聂耳还非常重视日本的音乐教育。当时日本四大报纸之一的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全日本新人演奏会”，日本高等音乐学校、日大艺术科音乐部、东京音乐学校、武藏野音乐学校、大阪音乐学校等十所院校的优秀学生参加演出，节目共演了两天，聂耳从头至尾细心地观看。
除此之外，留日学生排演的中国话剧《雷雨》，聂耳也前去观看，还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
为留日学生演奏乐曲
聂耳在日本的九十天，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和战斗的九十天。他和张天虚、杨士谷两位云南同乡住在一个日本平民家里。房东的妹妹是一位小学教师，她是聂耳到日本后的第一位日语教员，聂耳的语感很强，学习日语很快，得到了房东妹妹的高度评价。对于聂耳这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位小学教师说：我们日本人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而聂耳先生的生活节奏比我们更快，这使我感到惊讶！
当时，聂耳的生活很困难，月底经常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只能借钱度日。他住的屋子里只有一个木头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行李箱，最珍贵的财产要算他手中的那把小提琴和厚厚的一堆乐谱。
他的屋子里几乎每天都能传来琴声，开始他经常拉的是练习曲，有时也练习流行歌曲，他拉的最多的是舒曼的《梦》和德尔德拉的《回忆》，那饱含深情的琴声，常常唤起人们的思乡之苦。一到星期天，聂耳的屋子里常有客人，有时多至一二十人，这些大都是来自国内的学生，大家把他围在中间，听他拉小提琴、弹吉他。有一次，听到高兴处，大家还把自己编织的花环，戴在他的脖子上，表示对他的敬仰。
同年七月，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他应邀参加新协剧团到大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按计划，他到藤泽市的鹄沼海岸先休息几天。7月17日，他与友人来到鹄沼海滨浴场，在这里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
1949年，藤泽市民志愿者发起修建聂耳纪念碑活动。1954年11月1日，聂耳纪念碑正式落成，但不幸于4年后毁于一场强台风。1965年9月，聂耳纪念碑在各方努力下重新建成，此后，藤泽市每年都在此举办纪念活动。
补白
聂耳死因成谜
在聂耳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尸检报告，只有日方的报道，一直以来，对当年日本警方鉴定为“溺水而死”的结论，人们不大相信。
关于聂耳遇害，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杀害的。由于聂耳以创作抗战歌曲成名，而且在遇难后从鹄沼海里打捞上来的遗体发现，他的口里流过少许血，头上也有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聂耳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谋害而死。
根据记载，这种说法来源于巴西人诗人安德拉德，他在散文《杰出的音乐家》中揣测，聂耳可能死于日本人暗杀，而且名字曾经出现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
另一种说法是，溺水身亡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音乐史学家向延生，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聂耳全集》。为了全面了解聂耳生平，他曾专门针对聂耳的死因进行调查。通过向延生的了解，聂耳非常喜欢游泳，在上海读书时，就经常跟好友孙瑜、赵丹等人一起去游泳。但聂耳的泳技并不好，因为不会换气身子总往水下沉，还因之在朋友间得了个“潜水艇”的绰号。
而且关于聂耳被特务暗杀这一点，没有明显的证据。聂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以及给家人、亲友寄出7封信件里，都未曾提到过他受国民党或日本特务跟踪的信息。
中国左翼作家张大虚（张鹤）是聂耳在昆明时最好的朋友，他比聂耳去日本早。聂耳遇难时，他第一个赶到现场，认领遗体进行火化，又参加日本的追悼会。在他主编的《聂耳纪念集》一书和本人写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看到日本特务害死聂耳的说法。
与聂耳一起到海边游泳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房东滨田实弘当时所写的证明材料及别人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有人跟踪的说法。
对于聂耳的死因，日本人也有种种推测。日本作者崎松在《聂耳在藤泽遇难的死因探析》一文中，通过众多史实为佐证，判断聂耳死于意外事故。日本国内还有一种分析认为，聂耳死于心脏病突发，因行动失控致溺水猝亡。
不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聂耳的死的确有几分“扑朔迷离”。1954年，郭沫若在给聂耳写的墓志铭中就写道：“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这段话也说明了郭沫若内心的质疑。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聂耳的死因猜测纷纷。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发现，此事或将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来源：凤凰卫视、光明网、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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