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票证 ——当之无愧的吉尼斯纪录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调节供需的手段，购买粮食的凭证。正式使用始于1955年，1992年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放开后，粮票的用途逐步淡化，并以藏品的身份进入收藏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的粮票约有2441个地方，品种约30万，有全国粮票、各省市粮票、城镇粮票、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另外，大米、小米、粗粮、喜粮、标粉、精粉，甚至饼干、点心也有票。
票证时代，人们的钱包里必须装有粮票。出远门需出具证明，把省级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粮票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
中国的票证文化在世界独一无二。计划供应年代除肉票、鱼票、粮票、还有油票、糖票、盐票、豆制品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布票、棉花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和手表票等。各种五花八门的票证让人闻所未闻。在此，展示一下各种票据，目的是让没经历过那年代的人了解一下，过来人不要忘记那个年代，重温旧时光。
物资匮乏年代，人们为了搞到东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个中酸苦，匪夷所思，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统购统销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极为有限。当时的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块点心……农民进城，只能背上干粮。若要出省，全国粮票更为金贵；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带上“油票”去粮食管理部门申领。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要进城里大医院看病，农民最需要粮票，没有粮票的患者根本住不进医院，陪护者也无法在城市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在城市有亲友的，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粮票，将是天大的恩惠。
粮票出现开始，标志着物资短缺的开始；此后，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表示经济越来越困难。“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地方连票证供应的东西都无法保证。
有人决定结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证每周可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当时武汉市有专门的“结婚购物证”，规定结婚才能买到暖瓶、被面、脸盆之类.
有人家里小孩出生才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只暖瓶打破了，极不方便。而买一只暖瓶需要一年所发的全部“工业券”，他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暂借，以度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心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打破，夜里睡觉经常做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大喜，就是梦见又打破了暖瓶，大惊大悲。
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弄假成真，自此染上烟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
作家张贤亮时在农场当农工，发明了“眼药瓶滴油法”，由于当时食油极其紧张，竟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已成为奢侈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市民每人二两。
家里有人要买被面或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的布票。为了省布票，有些人只好在春天将棉衣中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
作家殷慧芬的妹妹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由于殷家一时未能还上，造成亲人反目，两家人5年不来往，形同陌路。
当然，票证中最宝贵的是粮票。饿得眼睛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事时有所闻。在太原有人潜入一个糕点门市部，下班人走后，他拼命吃了一个饱，第二天清晨，人们开门时，他已“撑”得不能动了，只要喝水，结果立刻胃部涨裂而死去。事后，人们一检查，竟少了七斤糕点。
作家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街道的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梁晓声家比别人吃到更多的豆腐，确实是恩重如山了。
当然，这些城里人的“票证的故事”，读来令人心酸；如果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写“没有票证的故事”，读之更将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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