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实行布票配给制度，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比全国通用粮票发行的时间还要早一年。
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就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破了。
1963年秋天，国家发明了一种叫做“人造棉”的化工产品，代替棉花纺织布，据说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但人造棉产量很小，国家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从南方来的刘建国同学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想买又没钱，终因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刘建国同学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许多年以后，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同时发行使用的还有1963年中国纺织品公司辽宁省旅大市公司发行的学生人造棉布购买票，限购人造棉布五市尺，1963年1月30日前有效。该票目前仅发现一枚，票面的上方手写有“票样”两字，中间加盖“中国纺织品公司辽宁省旅大市公司票证专用章”，下方加盖有“作废”两字。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维持到70年代。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一系列的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进口。
用完后的尿素袋子就成了宝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条裤子，但“日本”、“尿素”、“净重”这几个汉字任凭怎样染，总是染不掉。就是这种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受到，穿着这种裤子。这样的情形下，民众原创了大量的讽刺干部穿“尿素裤”的民谣,譬如：
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裤裆里净重25——所谓净重25，是指包装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个是干部？先看穿啥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不是干部也干部！
社队干部有特权，能穿上“尿素裤”，群众意见很大，就向上面反映。为此，县里领导开会作出决议：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选集》里忆及尿素裤：“公社革委会孙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发亮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女人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透过那轻轻淡淡的青蓝裤色，先是在孙主任的膝盖上方的裤脸上认出了'日本’二字，继之又在后臀下隐约看到'尿素’两个黑体字。很快就证实，这条卓尔不群的'超丝绸’夏裤，是用两只进口的四十公斤装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拆洗、染缝而成。孙主任的少夫人在县供销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里描述：“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通哥看见阳秋萍新做了条尿素袋子的裤子，问是哪里来的，阳秋萍讲是幸福给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东平阴县的董宪云，70年代是当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个身份让她有幸获得了一条“尿素裤”：宣传队的领导非常体谅我们的心情和难处，也想让我们穿得体面些，他们脸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领导，走的什么关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龙袋子，到济南印染厂染成浅灰色，在县被服厂一人拼接了一条裤子。由于尼龙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盖不住黑色，平阴县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宣传队不害羞，穿着尼龙袋子满街溜，后边是日本产，前边是尿素，裤裆里还夹着含氮26%。今天每当想起这个顺口溜，心里就酸酸的。
最后，让我们再欣赏一些早期布票吧，当初可是老百姓的心头肉，如今是票友的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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