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 “我(家)的岁月故事”征文作品
作品编号：027
小时候，请医生看病是我最头疼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村里两三百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一个村医，大人孩子有个感冒发烧头痛肚子庝什么的，就上门请村医出诊。那时我患上了一种叫荨麻诊的皮肤病，隔三岔五，一冷一热，身上就会长起一片片红疙瘩，浑身瘙痒，难受之极。首先是小范围的，然后扩散全身。每当这时，母亲就带着我去找刘医生看病。如果是晚上，刘医生的家人就说刘医生看一天病实在太累了，在休息，只有等到明天再看。第二天，风泡扩散到我的脖子上和脸上，呼吸有些困难，焦灼的母亲天蒙蒙亮就去找刘医生，一直要等到太阳有竹竿高，刘医生才慢慢吞吞地起床，洗漱完毕，裹上一杆叶子烟咂完后，才背着药箱来家里给我看病。看完病后，还要倾其所有招待刘医生。那时家里弟兄多，生活困难，连油都吃不上，刘医生嗜酒，再穷也得打两斤酒割斤把肉炒上几个下酒菜……
那时，村里不通公路，到区委所在地落别要走10多公里，到县城六枝要走8公里，而且是崎岖的山路，村里的刘医生只能处理一些小病小痛，碰上突发性疾病，只得请一班气饱力壮的年轻人用担架把病人抬到县医院。有些人家没钱看病，生了病就拖，或者到山上找些中草药“熬药罐罐”，甚至还有人请先生道士神汉在家里“跳神驱鬼”， 因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而导致死亡。
我有个姐姐叫小翠，大我三岁。10岁那年秋天拉肚子，恰赶上稻子成熟的季节，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就指望那几天的收成。父母忙于秋收，在刘医生那里开了点药给姐姐吃后不管用，又在山上挖刺梨根熬水喝还是止不住，虚脱得眼睛落眍眍，母亲把她背到县城看病，见街上有人卖地萝卜，她想吃，母亲买了一斤，剥一个给姐姐，姐姐看着白生生的地萝卜，张开口，连咬的力气都没有，还没有走到医院门口，就死在母亲的背上，母亲抱着姐姐哭得死去活来。这成了母亲一生的痛。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叔父患上了尿毒症，每次住院都要花一笔不少的钱，家牛也卖了，马也卖了也不够叔父住几回院。叔父的儿子那年考上中专，由于家徒四壁没钱供他上学，只得在家务农。那时候，中专毕业国家是要统一安排工作的。在没钱住院的情况下，叔父借遍了亲戚朋友才得80块钱，于是就索性在家里拖一天算一天。不到一年叔父就死了，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是自己的病毀了儿子的前途。
我永远忘不了1992年。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皓月皎皎，田野里稻花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凉爽的夜风挟着稻花香味让人心旷神怡，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穿着塑料凉鞋的我，左脚突然被毒蛇蛟了脚背一口，钻心地疼。脚渐渐地肿大，母亲见状，急忙找些头发搓成细绳子捆住大腿，避免蛇毒往上窜，然后请了几个年轻的族人十万火急地小跑8公里山路到县城的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小命。医生说，如果迟送来半个小时，就没命了。那次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卖了两头大肥猪的钱准备给大哥娶媳妇的钱就花了个精光。为此，大哥出去打了两年的工，才凑够了结婚的钱。
1996年，我的家乡凉水井村修通了公路。突发性疾病患者只要拔打120，20分钟以内救护车就开到了村里，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就医。
2010年后，村里实施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年只需缴几十元钱，上医院看病就可以按比例报销。只需花不多的钱就可进医院看病。这对于多年来怕生病、怕医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
2016年，我的家乡六枝特区实施了“医共体”，助推医疗健康精准扶贫。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医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推出了先入院后付费、先入院后报销等多项利民惠民政策，贫困户、低保户的报销比例接近百分之百。
2017年初，我的妻子患上了尿道结石和胸腔积水，住院时交了1.2万元，由于进行手术，在县医院住了10多天的院，因我是计划生育户，由政府代交新农合，出院时结账报销了1.1万。生一场大病自已只付了不到1000元钱。
如今，村里缺医少药的状况一去不复返，村里建好了卫生室，功能由治病向防病转变。60岁以上的老人由政府每年体检一次体检，村民们都有自已的签约医生，村民有什么疾病或身体有什么不适，只需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签约医生就会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并根据病情建议你下一步要注意的事项……
40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40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改革开放带给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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