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是我们房族大伯的爱人，我是应该叫她“大妈”的，只是家族中伯伯多，大妈也多，其中她年纪最大，为了区分，长辈们就要我和弟弟妹妹叫她“老妈”——自然是年长的大妈的意思了。其实我们开始叫她“老妈”时她一点儿也不老，才三十出头。她倒也没意见，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们是长音怪调还是猴急短促地喊她一声“老妈”，她都乐呵呵地望着我们，拖着长长的尾音应一声“唉——”有时调子还拐着弯儿，显得亲热极了。
老妈虽然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有好几个孩子叫她“妈妈”。听长辈说，老妈和大伯结婚后好几年没生孩子，大伯的几个弟弟敬重嫂子，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开始说话时就把老妈叫“妈妈”，倒把他们自己的亲生母亲叫“孃孃”——小时候愚钝的我真没想通他们为什么这么称呼。后来大伯和老妈从邻村接回大姐做养女，一家子和乐融融。
几位大伯和叔叔绕着一块坡地居住，每家相距不远，门前有一个公用的大堰塘，组成了一个半环形的王家湾。七八十年代，湾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不少，淘气的也多，但在老妈面前都成了温顺的小绵羊。谁与自己爸妈闹别扭了，谁与小伙伴发生矛盾了，只要老妈摸摸他的头，捏捏他的小脸，再塞上几粒蚕豆两颗糖，不急不缓三言两语，准能让他破涕为笑。湾子不大，老妈喊上一嗓子，很快就能聚起一小队人马。很多个清晨，老妈都会快乐地吆喝着，带着这支队伍骑在牛背上浩浩荡荡地向村外的山里进发。我家在湾外，离他们家有一两里远，是他们放牛出行的必经之地。于是，那些个清晨，唤醒我的除了屋后树林里的啾啾鸟鸣，还有老妈带着一帮半大孩子的吆喝声、说笑声，以及牛的哞叫声——或长鸣，或低咽，一应一和，余音悠长，仔细听着，别有趣味。
后来，我们和湾子里的孩子陆陆续续外出求学、工作，老妈也渐渐老了。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大姐和姐夫卖了耕牛，到镇上买了地建了房做起了五金生意。老妈和大伯故土难舍，仍留在老屋里居住。二老闲不住，自己种地养鸡喂猪，还在村道旁边开了一家小卖部卖日常用品。大伯年轻时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木匠，教过不少徒弟，年纪大了也没丢下手艺。在小卖部里，不用进货也没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总是埋头在一条长长的宽木板凳上忙活着，或砍，或刨，或磨，不亦乐乎，帮左邻右舍做些小桌小凳小农具之类的。偶有熟人路过，大伯会暂停手中的活，直起身递上一支烟，和别人唠唠天气、庄稼之类的，说话的间隙顺手扫扫刨花、锯末。嗤嗤拉拉中，一天就到黑了。
没了一帮孩子在跟前吵闹，老妈耳朵清净了，人却不清闲，几亩旱地和菜地的活儿不少，还有一帮不会说话的猪鸡猫狗要吃喝拉撒。老妈是个能干的人，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常抽空到我家陪奶奶聊天。老妈嗓音清脆，往往人未到声先行，老远就喊着“婶子在家啵？”等奶奶循声过来，她也正好到门前，掐好了点似的。于是婆媳俩或坐或站拉起家常来。聊归聊，手里也不闲着，择菜也好，剁猪草也罢，奶奶做啥老妈就帮着做啥。有时两人说着说着就丢下活儿，奶奶进屋一阵忙碌，出来时拉两把椅子和老妈一高一低对面坐着，然后老妈小心翼翼拨开奶奶的眼皮——奶奶眼睛倒睫严重，需要定期拔掉倒下的睫毛，老妈视力好动作又轻，几乎成了奶奶的御用拔睫师，几天不见就得念叨念叨。老妈也知道奶奶依赖她，来往小卖部经过我家屋后时都会绕进来看看奶奶，有时也专门过来帮奶奶拔睫毛——奶奶倒长的睫毛什么时候需要拔她比我们记得还清楚。有时我们回家遇见了老妈，她总是拉着我们的手，从头看到脚，眼里是藏不住的高兴，问家里孩子听话不，问工作累不累，问没有回家的弟弟妹妹好不好，叮嘱我们在外照顾好自己……满满的关切让人心里暖暖的。
日子如水，流得无声无息。多年前，奶奶走了，大伯也走了。大姐不放心老妈独居，把她也接到了镇上，偶尔陪她回老屋住上一阵子。以后我们再见到老妈的日子不多，但总能从爸妈那里知道她的近况。过完八十大寿后，老妈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胸闷难受。去年秋，大姐突然眼黑摔倒骨折，架上了双拐，老妈心疼、着急，更加难受。她可能知道自己剩下的时日不多，坚持要回到老屋。大姐拄着双拐陪她回来，爸妈和周围的邻居过去看她、陪她，她气色好了不少。年前，姐夫把她接回了镇上，她有时住在家里，有时住在医院。
老妈终究没有熬过去。这个春节一直阴雨连绵，出奇地冷。天刚放晴的那天中午，老妈撒手西去。第二天送行前，太阳出奇地大，看哪里都晃得眼花。很久没见太阳的人们在街边谈笑着晒被子、晒太阳、快意行走，老妈躺在那里无声无息。灵前的照片上，她双眼含笑，与我们深情辞行。湾子里在外的孩子们能回来的都赶回来了，围坐在灵前默默无语。阳光下，大家头上的几丝白发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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