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红薯糖
文｜梁永刚
在我小时候，熬制红薯糖是腊月里的一项重要习俗。一般人都会在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吃又甜又粘的麻糖，而我祖父祖母熬制出的红薯糖既能充当“灶糖”，还能让小孩早点吃到打打牙祭。直到多年后的今天，那绵软的甜仍在我的舌尖上挥之不去。
昔日物质匮乏，经济拮据，那些包裹着五颜六色糖纸的精美糖果，对于农家娃来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别说平时很少问津，就连逢年过节也难以吃到。
贪嘴是孩童们的天性，尤其对糖果等甜食更是喜爱有加。农人们生活艰难，囊中羞涩，但对孩子们的疼爱却是不含糊的，由此迸发的智慧也是无穷尽的。
过年时候，大人们没有闲钱给孩子们买花花绿绿的糖果，但总得给孩子们一点甜头吧，于是脑瓜一转打起了一窖红薯的主意，全家上下齐动员，经过清洗、水煮、挤压、熬制、凉糖等数道工艺，香甜可口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红薯糖就做成了。
在童年的记忆中，吃过腊八饭，忙碌了一年的人们便开始盘算过年的事儿，浓浓的年味挟裹着食物的香味氤氲在村庄的上空，就连家家户户灶房上升腾起的炊烟也比平时粗壮了许多。
而熬制红薯糖，正是腊月里的一项重要习俗。制作出来的红薯糖既可以充当灶糖祭灶，也能让孩子们打打牙祭，还不耽误过年期间招待走亲戚的来客。民间熬制红薯糖的传统工艺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不知道经历了几百年，绵延了多少载，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经久不衰。
乡谚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熬制红薯糖亦是如此，必须用大麦芽做催化剂，红薯里的淀粉才会转化为糖分。过去，大麦是牛马骡驴的料粮，各家各户或多或少都要种上一些，且多和豌豆套种，比小麦早熟半个月。
记忆中，过完腊八，祖母便会从针线笸箩里翻找出一块细纱布，包上一些大麦籽，放到瓦盆里，每天往里面洒上一些水。由于天寒地冻，为了让大麦籽早点生出芽儿，祖母总是把瓦盆紧挨煤火炉子放置，好增加一些温度。几天后，大麦生出了纤细的嫩芽儿，宛如丝丝缕缕的头发。又过上几天，长势喜人的大麦芽粗壮了不少，挤挤扛扛争先恐后地往上伸展，灰暗的瓦盆里呈现出盎然的绿意。
看到瓦盆里的大麦芽长到时候了，熬制红薯糖的各项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祖父一进入腊月就把烧锅的劈柴劈好了，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院子一角，上面还用玉米秆遮盖得严严实实，以防雨雪淋湿返潮；一大早祖父把我从被窝里喊起来，用结实的麻绳系着我送入了红薯窖，很快几箩筐沾着泥土的红薯提溜上来了；吃罢清早饭，祖母将红薯放入盛满水的大木盆里掐头去尾，清洗干净，此时祖父也把灶膛里的柴火生起来了。端起一筛子挑选出来的红薯丢入大铁锅，添上水盖上盖，有时候怕盖不严实，锅盖上还要压上几块砖头，然后就开始急烧猛火煮。
等一大锅红薯煮熟，揭开锅盖便有浓郁甜腻的香味直扑鼻孔，祖母顾不上烫手，从锅里捞出两块红薯，笑吟吟地递到我手里说，等凉了再吃，别烧住嘴了。趁红薯热乎松软之时，祖父则用大擀杖在铁锅里一圈圈快速来回搅拌，直到把热乎乎的红薯搅拌成糊状的红薯泥。这时候事先生好的大麦芽该派上用场了，由于瓦盆里空间狭小，大麦芽长着长着根须就纠缠到一起，到最后浑然一体成为了麦芽饼。用菜刀将麦芽饼细细切碎，撒到红薯泥上，然后再用大擀杖搅拌均匀。说来也怪，稠糊糊的红薯泥一遇到了大麦芽，便发生了奇妙变化，顷刻间就渗出了泛着青黄色的糖水。
挤压红薯泥里的汁液俗称“洗糖水”，这道工序是个不折不扣的力气活，主要靠手腕的力量。祖父把排缸搬到了灶房门口，将案板放在缸口之上，祖母拿来了早就缝制好的棉布口袋，浸水拧干后，舀进袋里几勺冒着热气的红薯泥。祖父接过布口袋放到案板上，微微躬着身子，一手攥住袋口，一手用力挤压，随着口袋由圆变扁，红薯的糖水从布袋里一点一滴地渗出来了，积少成多后顺势流到了下面的排缸里。挤完了一袋，祖父直了直腰小憩片刻，顺便将袋中的红薯残渣倒入旁边的瓦盆里，祖母接过空袋子转身又舀了一袋，祖父埋下头继续挤压。此道工序费时费力，一次次循环反复，直至把一大锅红薯泥的糖水全部挤压出来。祖父站在排缸旁忙活着挤红薯泥，祖母一刻也没有闲着，坐在锅台旁随时掌控着火势大小，如果锅里的红薯泥温度过高，手不敢挨住滚烫的布袋，也就无法进行挤压；温度太低，红薯泥里的糖水不能充分地挤出来。
接下来，到了制作红薯糖最关键的熬制环节。熬红薯糖是个技术活，时间长短，火候把握，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祖母用葫芦瓢将排缸里的糖水舀入锅里，开始往灶膛里填柴火，先用猛火急烧，只有把水分蒸发掉才能熬出糖来。待锅里的水分蒸发得差不多了，再釜底抽薪改用小火慢慢熬制，边熬边用勺子不停搅动，此举既可加快水分蒸发，亦可防止粘锅坐底。低矮窄小的灶房内一片灰暗，烟雾缭绕，弥漫着一股子刺鼻的烟熏味儿，却别有一番暖意融融的感觉。
幼时的我像一根木桩子戳在锅台旁，手里紧紧攥着几根高粱莛儿，等待着熬成后把糖稀缠在高粱莛儿上吃。随着锅里滋滋往外冒蒸汽，水分越来越少，糖水变成了汁液，汁液又变成了糊糊，而且越来越粘稠，红薯糖稀独有的甜香越来越浓，直到最后用筷子一挑，棕红透亮的糖稀扯成接连不断的长丝，才算大功告成熬制完毕，该出锅了。
此时，祖母从我手中接过高粱莛儿，一根根在上面缠满了散发着温热气息的糖稀，我高高举过头顶，心里乐开了花。随后，祖母在簸箕的底部撒上厚厚一层小麦面，一勺一勺地把熬好的糖稀舀到面上，可别小瞧了这一道工序，看似稀松平常，却直接关乎着糖块的形状。随着祖母掌勺的手上下抖动转圈旋转，粘稠的糖稀很听话似的变成了一坨一坨。等放上一段时间，趁糖坨半软不硬之时，祖母从上面像揪面块一样揪下来几块，用手掌对搓成长条形，撒上一些在鏊子上焙熟的芝麻，变凉后就成了一根根香脆可口的芝麻糖了。
簸箕里剩余的糖坨经过半天的变凉冷却，凝固成了晶莹透亮的糖块，硬邦邦的，石头一般。有时候趁大人不在家，那些馋嘴的孩童们想偷吃一块红薯糖都难，筷子捣不烂，牙齿咬不掉，菜刀切不动，总不能直接抱住糖疙瘩用嘴啃吧，况且个头太大，也无从下口，只能眼巴巴地望糖兴叹。想吃之时，孩童们只好央求大人，让其用菜刀的刀背或者刀把儿砸掉几块，填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嗍着，顿时便有一种红薯原汁原味的香甜在肺腑之中弥漫开来，那真叫一个透心甜。
有时候，过完年红薯糖块还有略有剩余，祖母就将其放入面缸里保存起来。在昔日的乡间，麦子快熟时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新麦，或者直接拽掉麦穗，手掌对搓揉出麦籽，或者将麦穗埋入尚有余温的灰烬烧熟后揉出麦籽。将熟未熟的麦籽吃起来劲道耐嚼，口齿生香，但有一点就是稍不留心麦芒会卡到喉咙里。遇到此种情况，过年时没有吃完的红薯糖可就派上大用场了，从面缸里取出来，砸掉一小块咽下去，据说可以把卡住的麦芒带进肚子里。当然，除了红薯糖，农人们对付麦芒卡喉还吃另外一种食物，那就是春日里煮熟晒干并用棉线串起来的绵枣，二者有着同样的功效。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疼爱我的祖父祖母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许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农家自制、纯粹原味的红薯糖。几年前我曾在一个景区门口，遇到过一个叫卖红薯饴糖的小贩，出于怀旧，我兴冲冲地买了一大袋，打开一尝，可能是里面掺入了过多的添加剂和辅料，吃起来粘牙不说，口感也不好，有一种酸酸怪怪的味道，口味远没有我幼时吃过的红薯糖纯正地道。如今想来，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腊月时光里，年迈的祖父祖母为了让宝贝孙子吃上一块期盼已久的红薯糖，祖母裂如树皮的手伸进刺骨的凉水里一遍遍清洗着红薯，祖父佝偻着身子站在寒风中一次次挤压着红薯泥，那些凝聚着祖父祖母辛苦付出精心熬制出来的红薯糖，如今看来或许稀松平常，但是却香甜了我过年的时光，以至于许多年后年近不惑的我仍沉浸在乡村红薯糖的甜蜜味道里不能自拔，那种绵软的甜不仅停留在舌尖上挥之不去，还伴随着深深的怀念渗透到了我的人生记忆里，时至今日，祖父祖母当年熬制红薯糖时的一幕幕温馨场景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醒来只是梦，不胜悲。
作者简介：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人，散文《风吹过村庄》2016年4月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爱到深处情自浓》，现任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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