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
唐朝，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中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一座高峰，国力强盛，包容开放。其中，在文学创作领域，更是前无古人，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流传至今的唐代诗歌全集《全唐诗》，一共收录了唐朝2500多位诗人的4万多首诗作，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灿烂的明珠。
到了唐代中期之后，虽然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国力衰退，但中唐，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涌现出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文学家，也诞生了许多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趣的是，许多我们熟悉的，与祖国各地山川地理、人文景观相联系的经典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代，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或者李贺的《梦天》，白居易的《酬东南行》等等，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原因何在呢？本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博士，美国卫斯廉大学东亚学院副教授王敖给出了一个独到的解释。在他看来，中唐时期文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和地理学的大发展密不可分。
更有趣的是，中唐时期负责绘制编辑地图资料的行政官员，和中唐时期进行文学创作的，都是同一群人，也就是以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
在绘制地图，收集各地地理资料的过程中，这些杰出的文学天才，把这些原本枯燥刻板的信息，变成了文学创作的素材，激发出无穷的想象力，让中唐的文学创作，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角度和描写对象。反过来，这些杰出的作品，又激励了后世诗人探索祖国大好河山，进行地理研究的热情。
今天，我们能够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人名家共情，欣赏诗文中瑰丽雄奇的想象力和修辞技巧，正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观察和体验作品中描绘的对象，来进行情感代入。只要这些描写对象存在，这种情感代入就能顺利进行。而在这些描写对象中，最常见、最壮观，也是最永恒的，就是我们祖国版图上，多姿多彩的山川江河。
只有了解中唐时期地理学大发展这个背景，我们才能了解，为何在中唐诞生了如此之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在这些名篇中，这些伟大的文学巨擘，通过对山水的吟咏描绘，要表达哪些曲折而复杂的情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份无形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何在。
接下来，我就为你分三个部分介绍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地图绘制，开启了中唐文学创作的全新视角与叙述方式；
第二部分：作为地理资料的唐代“图经”，如何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第三部分：颠沛流离，天各一方的诗人，如何通过地理山水主题文学创作，来进行交流和共情。
第一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中唐时代，绘制地图和编辑各个地方的地理资料，成了唐王朝急于完成的工作。
这是因为，唐王朝还没有彻底从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割据的藩镇依旧在混战，来自周边的少数民族，吐蕃和回纥，也失去了往日对唐王朝的尊敬，不断派兵入侵。为了终结这种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局面。绘制整个唐王朝疆域和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搜集地理信息，帮助唐王朝对各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吕温就曾经说，绘制地图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帮助朝廷掌握各地的信息，还能帮助皇帝建立大局观，激励他励精图治，收复失地。吕温还举了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做案例，说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尤其爱钻研地图。由于熟悉全国地理，所以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不满足于割据一方，还能制定正确的大战略，最终统一了全国，实现了中兴。
这种想法，基本是中唐时期历代皇帝，和朝廷大臣的共识。中唐著名诗人李贺就有名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里的五十州就是安史之乱后，长期被安禄山、史思明部下军阀割据的河北地区。如果看看执行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单，你就会发现，它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唐时期的文学大家：韩愈，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等等，他们同时也是地理学与地图制作专家，中唐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中流砥柱。
作者王敖首先举了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作为例子。公元811年，韩愈被任命为兵部的职方员外郎，这是一个专门掌管全国地图档案、军事重镇资料的职位，虽然品级不高，但十分重要。817年，军阀吴元济想当淮西节度使未果，于是起兵作乱，唐王朝委派名将李愬起兵平叛。熟悉地理的韩愈，就当上随军参谋，他为李愬制定了一条直插吴元济老巢蔡州的便捷行军路线，使得李愬率领一支骑兵，在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下，成功奇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
同样因为精通地理知识而平步青云的，还有著名文学家元稹。公元821年，身为翰林学士的元稹，曾向唐穆宗进献了自己制作的《京西京北图经》。这份地图有什么用呢？因为当时唐王朝为了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回鹘搞好关系，决定把太和公主嫁给回鹘的崇德可汗。由于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已经失去了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实际已经断绝，所以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勘测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公主远嫁回鹘，选择一条相对好走的路线，了解沿途能够有哪些地方能让和亲使团休息，对于朝廷来说已经是一件有难度的工作。所以元稹的这份地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唐穆宗非常满意，第二年就封元稹当了宰相。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801年，著名地理学家，政治家贾耽就完成了唐朝疆域全地图——《华夷图》的绘制。根据现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拓片来估算，这张地图囊括了整个唐王朝的地理疆域和周边地区，标注地名超过500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说，《华夷图》甚至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亚洲全地图。
那么，这场“地理学知识大爆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作者王敖拿出了中唐著名诗人李贺的《梦天》，来作解释。
这首诗歌的前半段，描绘了诗人神游太空，来到清冷寂静的月宫后的所见所闻。然而到了后半段，李贺并没有继续描述月宫的美景，而是以一种来自宇宙制高点的视角，俯身遥望人间，感叹千年的漫长时光，如同走马灯一样，转瞬即逝。广阔的九州仿佛几点渺小的烟尘，浩瀚的大海，也看起来像茶杯中的些许清水。
王敖总结说，这种中唐诗歌里出现的俯瞰观察视角，直接来自于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具体来说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华夷图》。
华夷图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过大比例缩放，让整个已知世界能够聚集在方寸之中，观看者能够通过方向、位置对世界产生一种宏观性的了解，并形成一种统一性的大格局。由此，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宏观格局，就能够让创作者，从具体的景物描写中抽离出来，进行一种全新的反思。
“华夷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贾耽在地图上标记地名的时候，同时把它现在的名字和曾经的称谓，分别用红色和黑色同时写出。这在当时，可算是一项创举。文人士大夫就感叹，这个发明了不得，小小一张地图，不但能够让人对各地地形一目了然，还能同时感觉到每一个地方的古今变迁。所以作者王敖说，曾经见过“华夷图”的李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所营造的氛围，其实和“华夷图”呈现的景象非常相似：诗人把读者一起带到了天空的高处，在飞速流逝的时间里，遥望整个世界；巨大的山川和大海，变得何等渺小。当然，我们今天看多了各种从太空船俯瞰地球的纪录片，对这种震撼，感觉没那么强烈。但是对唐代的古人来说，这已经是想象力的极致了。
当然，在贾耽制作《华夷图》之前，一些中唐时期的文学名家，已经尝试用这种俯瞰式的地图视角来进行文学创作。公元762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即将结束的前一年，在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大宴宾客，顺便展示了一幅四川地区的大幅地图。宾主尽兴之际，严武要求在座的各位文人雅士，以这张地图为主题，即兴写诗。著名的诗圣杜甫，当时是严武手下的幕僚，当场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首名作《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
这首诗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这宏伟的地图，让参加的宾客惊叹不已，广阔的宴会厅上因此悄然无声。险峻的剑阁，在古老的七星桥以北；而遥远的松州，也能感到西岭雪山的寒冷。连绵不绝的山脉，连接着华夏和外邦，浩荡的长江，沟通了遥远的江南和四川。最终，因为杯中的美酒，诗人的灵魂从这种俯瞰世界的游荡中，被唤回了现实。
作者王敖分析说，4年前，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被唐肃宗贬官，前往华州担任司功参军。这份枯燥，繁琐的低级行政工作，和杜甫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宏图大志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仅过了1年，杜甫就辞官，举家前往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再辗转来到成都。
不过，在华州官署中的工作经历，让杜甫得以接触到了许多地图档案。这些宝贵的地图资料，帮助仕途失意的杜甫跋山涉水，没有在旅途中迷失方向。我们可以想象，历尽千辛，辗转来到成都的杜甫，在这场宴会上看到地图时，肯定百感交集：从长安到成都的艰辛之路，在地图上一目了然，遥远的故乡似乎也触手可及，近在咫尺。然而，纷飞的战火，已经将原本的世界撕扯得面目全飞，从而让杜甫，只能通过诗作来想象一种国家重归统一、盛世再现的美好图景。
第二部分
除了地图之外，中唐时代另外一种备受重视的地理学档案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叫“图经”。说白了，就是各个地区的知识百科全书加地图集。有人要问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呢？你想，一个新上任的地方官，初来乍到，对本地的情况肯定是两眼一摸黑。这个时候，下属就会递上一卷图经，老爷一看，本地大概人口多少，地理环境如何，面积多大，有什么风景名胜、土特产品，老百姓过什么节日，庙里供的什么神仙，一清二楚。
中唐时期，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区的行政控制，开辟各种财源，所以开始重视图经的编辑工作，使得各地图经的内容丰富性，都有明显的增长。
“图经”由谁来写呢？当然是地方行政官员的下属，不过许多地方官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会亲自带人，把自己的管辖区域走个遍。在这个实地探访过程中呢，看到秀丽壮观的景致，或者听到什么奇闻异事，地方官不仅要详细记录，还会用文学写作的手法描绘咏叹一番。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担任永州司马期间，为了丰富完善《永州图经》而撰写的景观游记。所以，唐代各地图经中的很多材料，就会被后世文人直接拿来，作为诗词歌赋、小说野史的灵感来源。
例如，宋代《太平广记》里记载的很多传奇逸闻，就直接来自唐代的图经。比如说原籍安徽黄龙的南齐高僧法度，据说在栖霞寺里点化过妖怪，让妖怪皈依了佛门。杭州桐庐的鸡笼山上有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面据说有一条能兴风作浪，化身为人的蛟。诸如此类。这两段传说，就分别来自唐代的《歙州图经》和《婺州图经》。
用作者王敖的话说，一方面，图经，成为了诗人观察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另一方面，诗人的文采和想象力，又让图经里原本抽象的山川地貌，风物特产，经过夸张和变形，成为了极富审美感染力，栩栩如生的视觉场景。
比如说，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公元824年从广东连州调往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就任刺史。抵达之后，他就写了一首长诗《历阳书事七十韵》，历数自己这一路上所目睹的山川景色和历代遗迹。在序言里，刘禹锡很明确地提出，连州、和州两个地方的图经，给自己这一路的旅程指明了路线，以及不能错过的风景名胜。作者王敖评论说，图经中的丰富记载，给了这首诗歌以厚重的历史沧桑感，提到了不少曾经在和州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比如在这里炼丹讲道的老子、修仙升天的彭祖、迷途自刎的楚霸王项羽、大破曹军的孙权，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涛涛东去的乌江、战国时代楚国的章华台等景观一起，被诗人用大开大合的手法，融汇在富丽堂皇的诗句之中。
刘禹锡如此大费周章，不惜笔墨地描写，当然不是为了简单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是婉转地通过诗歌展示一个信息：作为地方官，自己对管辖区内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是个能够担起更大责任的人才。所以，他希望能够早日回到长安，更好地为朝廷效力。
第三部分
讲到这里，你肯定要问，除了地图和图经编辑的需要，还有什么原因，让中唐时期的文人写了那么多关于各地山川地理的文学作品？作者王敖就说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唐时代，唐王朝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加剧。大批士大夫官僚在斗争中遭到清洗，被逐 出首都长安，被迫到遥远的南方荒凉之地去做地方官。
贬斥出京，去偏远蛮荒之地担任地方官，对于唐代文人士大夫来说，是一种双重侮辱：不但意味着政治生命可能终结，还意味着被踢出了长安这个文学创作的核心圈子。
所以，对于这些被迫远离长安的诗人来说，沿途和目的地的山水风光，几乎就是他们孤独心灵的唯一安慰。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山水风光逐渐成为安抚作者心灵的世外桃源，更变成了诗人们自身美德的化身。其次，诗人为了维系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也必须发布作品和留在长安、洛阳的同行、亲友互动。类似我们今天频繁发朋友圈，来刷存在感。
中唐知名文学家当中，命运最不济的，估计是柳宗元。唐顺宗在位时期，柳宗元因为积极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官到了湖南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来，柳宗元又被贬官到环境更恶劣的广西柳州，最终在柳州去世。在柳州，他曾写了一首《柳州寄京中亲故》，开头两句就以简练的笔法，描写了柳州环境的恶劣：秋天的林邑山上，有毒瘴气弥漫，牂牁[zng k]江的流水滔滔奔流，注入大海。光听到这一山一水的名字，就能让远在长安的亲友，感到一种陌生和疏离的感觉。接下来，柳宗元笔锋一转，以地理制图专家的口吻，来叙述柳州距离京城的遥远，说柳州距离唐代的锦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麻阳县有多远呢？一路向北，要走三千里。
作者王敖指出，这一句“正北三千到锦州”，是中唐时期地理图册里，对于地方位置的标准描述。在唐代官方编辑的综合性地理图册《元和郡县图志》里，唐朝疆域内的所有主要城市、政治区划都会被标明，它距离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有多远，长安和洛阳在它的什么方位。这一套数据，被称为“四至八到”。之所以柳宗元要用锦州，而不是长安作为地理参照点，就是想带着读者，在唐代帝国疆域上来一场马拉松一样的旅行，让读者切身感觉到，距离繁荣的长安渐行渐远，过了偏僻的锦州，柳州依旧遥不可及，这是一种多么绝望的感觉。
这里，作者王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柳宗元熟悉地图，又去过湖南，他肯定知道，从广西北上湖南，路程不过是一千里左右。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写错呢？作者说，三千里，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是一个约定俗成，用来表示路途遥远的虚词。柳宗元为了表达自己的孤独和愤懑，故意避实就虚，用了这样一个夸张的手法。
你看，柳宗元在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里，把严谨的地理知识和文学修辞手法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人在天涯的孤绝感。这种孤绝感，因为柳州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和长安在地图上的漫长距离，而显得分外真切、有感染力。
除此之外，这些对于所在地地理山水的见闻和知识，也成为了诗人之间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情感寄托。如同今天的网络空间，为身在不同地方的我们搭建了一个能够同步交流的平台一样。中唐时期这些颠沛流离的诗人，也在文学交流中，通过描写同一片山水，实现了某种心灵上的共振和互通。
元稹和白居易之间的文学交流，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被当作古代诗人“知音”关系的模范，元稹的《梦梁州》和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这两首彼此唱和的名篇，就是中唐诗人“山水共情”现象的最好例证。
元稹和白居易这两首诗，其实讲的都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春天，元稹出京公干，前往四川。思念好友的白居易，和兄弟白行简来到长安郊区的曲江出游。在诗歌中，白居易描述自己已经饮酒微醺，坐在盛开的繁花之下，折下花枝作为计算工具，反复推算离京的元稹此刻到了哪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老朋友估计已经到了梁州，也就是陕西汉中。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白居易出游赏花的同时，刚刚抵达梁州的元稹，在驿站休息时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正是自己回到了长安，和白居易等友人前往曲江和附近的慈恩寺游玩。然而，团聚的美梦，却被驿站官吏催促上路的喊声打断。梦醒后无比感慨的元稹，写下一首《梦梁州》。
作者王敖在这里总结说，曲江和梁州在两位诗人的诗歌中同时出现，并不是巧合。曲江，是唐朝长安郊区著名的景观，郊游胜地，更是长安文学家士大夫喜爱的聚会之地和社交中心。两人不约而同地把这个地方，看作自己精神的故乡。
那么，白居易如何能够精确计算出，元稹离开长安后，抵达梁州的时间？这是因为，唐代官方要编辑地理资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指导帝国境内的各大水陆交通线和驿站的建设，然后精确规划官员出差的行程：比如你从长安出发，去某地出差，那路程是多远，每天要以什么样的速度走多少路，必须在多少天之内到达，诸如此类。所以，做过相关行政工作的白居易，能够对老朋友的旅途动向了如指掌。
后来，白居易和元稹先后政坛失意，被贬官到四川达州和江西九江，但他们依旧通过友人来传递诗文，互相唱和。通过在各自的诗作中，分别对四川和江西的地理风物、人文环境进行描述和对比，两位诗人之间的友情和情感，也冲破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连接在了一起。
结语
好了，这本《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说到这里就快要讲完了。作者王敖最后总结说，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中唐文学大家，把地理学内涵引入了文学创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唐文学家感知世界和描绘世界的方式。而中唐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又成为了文学家利用创作来抒发心中政治抱负和苦闷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为唐王朝加强统治而服务的实用地理资料编辑，和文人们出于审美交流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一起达到了全新的高峰。
同时，作者王敖这种基于地理研究角度来探讨中唐文学创作的手法，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唐文学创作的价值。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汤姆·康利所说：“诗人就如同地图学家，通过意象和富于视觉特征的语言来描述世界”；而中国传统地理研究，恰恰是由科学严谨的绘图和文人优美详细的文字，来构建一种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转自知识服务平台“得到”栏目“每天听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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