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末，功德林战俘管理所内，即将被第3批特赦的“改造先进分子”廖耀湘（原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找到文强（原军统中将）谈心。

“文强啊，你名字中这个'强'，能不能改一改呢?”

文强脑袋一歪，嘴一撇，执拗地说：“我没错，改什么？”

“圣贤都不敢自称完人，难道你说的、做的，都是对的？”

“不能这样说！但在这方面，我没有错，就是不能认！”犹豫了一下，文强低下头接着说：“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走过错路，但要我写认罪书，杀了我也不写……”

1925年8月，文强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是同班同学。不久，在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入狱，经受酷刑、几经波折被党内同志营救出狱，却遭到上级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一气之下，他决定与妻子周敦琬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可当他们赶到上海时，却发现老师（周恩来）已经联系不上了。

那时，党内出了叛徒，周恩来已经撤离了上海去了中央苏区。就这样，还未找到党中央，却收到了四川省委开除他们夫妻党籍的消息。

于是，一次激进的上访行为，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心灰意冷的文强，只能返回湖南老家隐居。

1936年秋，文强在国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引荐下，到国军参谋本部任职，专门负责收集国内外情报。

正因为有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灵敏的嗅觉，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

文强立即整理好资料并上报国防部，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的惊天之谋确认后，引起国军高层一片哗然。

文强出色的谍报能力，引起了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注意，立即委以重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在抗战期间，立了无数功绩。

解放战争时期，文强与杜聿明一起战败被俘，最终被押送到北京功德林战俘管理所改造。

1959年12月，他的老上司杜聿明因表现优秀，被第一批释放。1960年11月，第二次特赦的战犯里也没有他。

到了第三批战犯释放前夕，和他关系不错的廖耀湘见他顽固不化，抵制改造，想在出去前劝劝他，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但毫无效果。

廖耀湘被释放后，政府接连又释放3批战犯，都没有文强的名字。

当战俘所干部找他谈话时，他死硬地回呛道：“你算什么东西？论资历，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论关系，毛泽东是我表哥（毛泽东母亲文七妹是他姑母），朱德是我直接领导，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曾经是我部下……是他们没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来写，我宁死不写。”

文强是南宋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第23世孙，又跟新中国许多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关系，面对这个“臭石头”管理干部没办法，只能一直关押他。

1975年3月1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从功德林转入）的小礼堂内，金源所长庄严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从今往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这个消息宣布后，现场立即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身处其中的文强仰天长叹，在失去26年的自由后，他终于可以走出了战犯管理所了。

其实，他从内心深处早已醒悟，只不过由于执拗的性格，拉不下脸来认错，才导致他自作自受。

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师生见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总理说：“你应该早点出来的……”文强听后，拉着总理的手，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得泪流满面。

事后，他还做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1983年，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和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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