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悦一个影子（摘录）
约瑟夫·布罗茨基
1．如果一位诗人对社会有任何义务，那就是写好诗。他属于少数人，别无选择。如果他完成不了这个职责，则他就会坠入遗忘。另一方面，社会对诗人没有义务。社会按定义是大多数，它认为自己有读诗以外的其他选择，不管诗写得多好。做不到这点，将导致它坠入那样一种语言风格的水平，在那水平上，社会很容易沦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或独裁者的猎物。
2．诗歌句子总有一个癖好，就是会偏离上下文，跑进了普遍意义，因此，每当我开始在纸上写点什么的时候，“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所包含的吓人的荒诞感就会开始在我的下意识里回荡。
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响，除了那种荒诞感不是诗人的发明而是现实的反映；发明是很少看得出来的。我可在这行诗中受益于这位诗人的，不是其情绪本身而是其处理方式：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
3．但基于纯粹的巧合，诗选一打开，正是奥登的《悼叶芝》。我那时还年轻，特别热衷于作为一种体裁的哀歌，尤其是自己周围没人死，没机会写。所以我怀着也许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大的热情来读哀歌，而我常常想，该体裁最有趣的特征，乃是作者们都不经意地试图画自画像——几乎每一首“悼诗”都充满（或沾满）这种自画像成分。虽然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却常常把诗变成作者对死亡这个题材的沉思，我们从中了解更多的是作者而不是死者。奥登这首诗没有这类东西；更有甚者，我很快就发现，就连它的结构设计，也是为了向死去的诗人致敬，也即用倾倒过来的次序模仿这位爱尔兰大诗人自己的风格发展模式，一直模仿到他最早期作品——诗中第三部分也即最后部分的四音步诗行。
4．奥登确实说，时间（而不是时代）崇拜语言，这个说法当时在我脑中启动的联想列车至今依然在轰隆隆奔驰着。因为“崇拜”是较渺小者对伟大者的态度。如果时间崇拜语言，那意味着语言比时间更伟大，或更古老，而时间又比空间更古老和更伟大。这就是我的理解，而我确实也觉得是这样。这样说来，如果时间——它与神祇同义，不，它把神祇也包含在内——崇拜语言，那么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礼物总是小于礼物给予者。再者，难道语言不是时间的仓库吗？难道这不正是时间崇拜语言的原因吗？还有，难道一首歌，或一首诗，实际上还有一篇讲话本身，连同其音顿、停顿、扬扬格等，不是语言为了重构时间而玩的游戏吗？此外，难道那些语言赖以生存的人，不也是时间赖以生存的人吗？而如果时间“原谅”他们，它是出于慷慨还是出于必要而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难道慷慨不是一种必要吗？
5．批评家，尤其是传记作者，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或传主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有时候达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
6．我最喜欢的还是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奥斯卡·威廉斯的选本——因为他们的选本中都有诗人的照片，这些照片激发你想象力的程度，一点不亚于那些诗行本身。我会长时间坐在那里细看某个黑白框里这个或那个诗人的面貌，试图揣摸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试图激活他，使他的面孔与他那些我只懂得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诗行相匹配。后来，与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们会交流我们胡乱的猜测，以及偶尔冒出来的闲言碎语，然后在形成一定共识之后，作出我们的裁决。再次，以后见之明衡量，我必须说，我们的占卜常常相去不是太远。
7．在我的心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的想象中——那是语言扩张或加速，被表达语言的必要性扩张或加速的爱。而语言——这方面我倒是很清楚的——有自己的动力，特别是在诗歌中，语言倾向于使用其自我生成的工具：韵律和诗节，它们把诗人带往远离其初衷的地方。我们在阅读诗歌时获得的有关爱的另一个真理是，一个作家的情绪总是不可避免地屈从于艺术那线性的和绝不退缩的进展。在艺术中，这类事情确保一种更高程度的抒情；在生活中，则确保同等程度的孤立状态。
8．这依然是爱，被语言维持，不分——因为这语言是英语——性（既指性别，又指词语的阴性，阳性），并由一种深度的痛苦所强化，因为痛苦最终或许也必须说出来。毕竟，语言按定义来说，乃是自我意识的，它想了解每一个新处境。
9．诗人的面孔真是奇怪。在理论上，作者的外表对读者而言应是微不足道的：阅读不是一种自恋活动，写作也不是，然而当我们对某位诗人的诗歌作品了解到相当程度时，我们便开始想象作者的外表。这大概与我们的一个猜测有关，也即我们觉得喜欢一件艺术作品即是认识艺术所表达的真理，或某一程度的真理。基于天生的不安全感，再加上我们把艺术家与他的作品视为一体，于是我们想看到艺术家，希望也许下次我们有机会知道真相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只有远古才能逃避这种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被视为经典，而他们点缀于图书馆壁龛里的那些普遍化的大理石面孔，则与他们全部著作包含的绝对原型性意义有着直接关系。
10．奥登作为一位诗人的悲剧性成就，恰恰是他使他的诗歌脱去任何欺骗的水分，不管是雄辩家的水分还是诗人的水分。
11．在热闹与智慧之间，公众总会选择前者（不仅因为这样的选择反映了其人口构成或因为诗人们都有英年早逝的“浪漫”习惯，而且因为人类天生不愿意想到老年，更别说老年的后果了）。对不成熟的依恋的可悲之处是，这种情况远远谈不上是永久的。啊，如果它是永久的就好了！如此一来，一切就都可以用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来解释。如此一来，众多诗人的所有那些“诗选”就会像基希施泰滕居民为他们的“欣特霍尔茨”改名一样无害。如果仅仅是恐惧死亡，读者尤其是有鉴赏力的批评家就大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结束自己，紧跟他们喜爱的年轻作者的榜样。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12．人类对不成熟的依恋，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要可悲得多。这与人不愿意了解死亡无关，而与人不想了解生命有关。然而，天真是最不可能自然地持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诗人
——尤其是那些长寿的诗人——必须被整体地阅读，而不是只读选集。必须有一个终结，开始才会有意义。因为与小说家不同，诗人给我们讲的是整个故事：不仅是就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情绪而言，而且——这才是与我们最有关的——是就语言本身而言，就他们最后选择的词语而言。
13．一个老龄人，如果他仍握着笔，有一个选择：写回忆录或写日记。按他们技艺的本质来说，诗人都是日记作者。
14．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句话唯一错的地方，是它的时态，因为语言本质始终是把一个人在语言范围内的成就放置于现在），而我觉得自己有机会结识他，实属万幸。但是即使我未见过他，他的著作的现实也已摆在那里。
15．如果诗歌对他来说曾经是一件关乎野心的事情，那么可以说，他活得够长，使诗歌变成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才有了他的自主、清醒、平衡、反讽、超脱——简言之，智慧。不管怎样，阅读他者是使人感到正派的极少数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方式）。不过，我怀疑这是不是他的初衷。
16．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73年7月份，在斯蒂芬·斯彭德位于伦敦的家中的晚宴上。威斯坦坐在桌前，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酒杯，大谈冷熏三文鱼。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便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词典》让他垫着。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那部词典当坐垫的人。
（节选自《小于一》之《取悦一个影子》，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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