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韩国统计厅3月15日发布的《2021国民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去年韩国社会孤立程度为34.1%，创下200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其中， 60岁以上人群的孤立程度更是高达41.6%。
所谓社会孤立程度，是指19周岁以上成年人中回答“发生紧急情况时没有可求助的人”的比例。
与此同时，韩国社会对他人的信任度从2015年至2019年的65%左右锐减至50.3%，创下历史新低。
我该相信谁？我能相信谁？
一高一低，正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病态的缩影。
0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独立，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南北对峙。三年后，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任首任总统。
早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将重工业放在半岛北部，而把轻工业放在南部，各财阀的创始人在这个时期就靠着日本人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像李秉喆的三星、郑周永的现代和金钟喜的韩华在立国之前就已经经营了十年，赵重熏于1945年在仁川创办了韩进集团前身韩进商社，具仁会在1947年创办了LG的前身乐喜化学，辛格浩在1948年于日本创办了乐天的前身日本制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俗话讲，战争是生产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这场战争对韩国各路财阀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李承晚担任总统期间，韩国几乎没有出口，工业方面主要是为驻韩美军提供建设服务，以及进行战后恢复性建设。
虽然韩国没像日本那样大发战争横财，但是作为抵抗北方的前沿，美国每年上亿美元援助还是没少拿，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韩国有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美国的援助。
而这些援助都被李承晚丢给了跟他关系不错的这些财阀创始人，想通过扶持他们来促进国家经济崛起。
富二代李秉喆先是在1951年创办了三星物产，1953年又在釜山创办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第一制糖是韩国首家制造业企业。
郑周永从1950年开始在釜山经营物资运输，停战后，基于建设方面的经验，大量承接驻韩美军工程和战后重建工程，完成了洛东江高灵桥修复及汉江第一大桥重建等工作。
火药爱好者金钟喜在1952年收购了朝鲜火药共贩股份公司，喜提了韩国火药的垄断权，使韩国在1958年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自主生产工业火药技术的国家。
卡车老司机赵重熏，靠着给美军运送物资，大发横财，后来把韩进商社办成了庞大的韩进集团。
紧随朝鲜战争后开始的越南战争，更是让这些财阀集团的财富暴涨，比如李秉喆就靠着越战这条线倒卖军用物资和美元，使得三星公司的资产一年暴增了20倍。
李承晚想得很简单，先把国内资本家养肥，再带动整个国家致富，可是越战养肥一大票企业后，韩国的经济却没起色。
1961年，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ZB上台后，美国总统直属的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提交了关于韩国兵变问题的综合报告书，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用经济手段对韩国政府施加影响，从此直接影响了美国此后对韩国的政策走向。
朴正熙明白李承晚时代为什么搞不好国家经济的核心原因，就是韩国本土市场太小，靠着内循环压根富不起来，靠美元援助吧，那美国一撤军，韩国经济就完蛋。
于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他在任期间强力干预经济，主推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两项政策。
为了发展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韩元继续贬值、产业保护、直接补贴特定行业等一系列政策，通过金融压制和高利率把资源集中于少数生产企业，创造出高负债率的大企业。
有了政府兜底，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几个大集团纷纷往海外扩张，反正没钱了国内银行就给，这种躺着赚钱的模式谁不喜欢呢？
像三星就在纽约建立了办公室，向尼日利亚出口缝纫制品，向埃塞俄比亚出口军用织物；现代完成了泰国帕塔尼纳拉西瓦高速、关岛住宅区和越南一个港口的建设；韩华则成立了太平洋贸易公司。
这一时期，韩国重化工业及造船、航运业迅速发展壮大走向国际化，在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中，也为韩国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电视、冰箱、洗衣机开始普及，小轿车也开始出现在普通人家。
客观来讲，这时的韩国企业家进取心和创业精神都很强，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韩国政府、财阀和普通民众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朴正熙原本打的算盘是，等把猪养肥了再杀，区区几个财阀集团不过是工具而已，用完自然可以扔掉。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财阀体制一旦形成，哪怕是他这个亲手缔造财阀的人也搞不定。
02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韩国企业经历出口危机，作为信用担保方的政府为了不丧失国际信誉，不得不出手救助韩国企业。
这个时候，三星和大宇趁机给政府“善意”地建议，说政府应该向日本学习搞综合商社，让财阀集团来担任出口业务的代理人，这样才能让经济赶紧回血。
搞了半天，原来这些财阀哪里是政府缔造的赚钱工具，他们是想当韩国的主人啊，可是经济又不能垮，不然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谁能扛得住啊？
于是，朴正熙最终在国运、经济、自己的执政生涯跟掀桌子重新来之间选择了顺从财阀们的意志，这一选不要紧，也就奠定了以后流水的总统、铁打的财阀的局面。
1975年4月30日，韩国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综合商社的规定，要求企业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10亿韩元，年度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等等，说白了就是小企业别掺和，这游戏只有财阀才能玩。
1975年5月19日，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5月27日，大宇、双龙登记，随后，晓星物产、半岛商事、鲜京、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综合商事和栗山实业均逐一登记。
由于有资格登记成为综合商社的只能是少数大企业，加上出口导向政策下企业本来就高度依赖国外市场，于是在政府给予综合商社高度优惠的加持下，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大量中小企业被财阀吃掉。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资源向少数财阀高度集中，财阀又在扩张中担负的高额外债，导致通胀率居高不下，政府很难摆脱对少数财阀的依赖。
尽管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是由于当时的政府过度依赖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环境去完善法治，导致政府内部与财阀之间关系复杂，利益交换严重。
财阀依靠政客的慷慨庇护下崛起，政客们依靠财阀的资源来竞选，财阀再反过来对政客施加影响，政客和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在朴正熙之后，无论是全斗焕、卢泰愚还是金泳三，只要向财阀开战，无不碰的头破血流、铩羽而归，反倒是财阀一路下来却愈战愈强，不但吞并了钢铁、造船、原油贸易这样的国家支柱性企业，而且牢牢把持了金融控制权和舆论权。
在不断地强取豪夺中，韩国财阀已经与国民经济深度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垮了韩国财阀，就等于摧毁了韩国经济。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站在韩国财阀背后的并不是韩国政府，而是另有其人。
由于韩国财阀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外资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所以大多数企业的负债率都居高不下。
这种高负债发展模式使得他们在支撑韩国经济的同时，也绑架了韩国经济，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1997年7月初，随着泰国取消固定汇率，泰铢一夜之间贬值17%，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风暴便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1997年10月初，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10%以上，为历史最高点，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韩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00亿美元，但却背着高达110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需要马上偿还的短期外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本就因东南亚金融风暴摇摇欲坠的韩国，遭遇了美国金融巨鳄索罗斯的致命一击。
他先是把提前融来的大量股票，一次性全部抛空，然后等到股价跌无可跌后，再大量买回，还给证券公司，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经索罗斯一顿骚操作后，韩国包括韩太、起亚集团等大量企业相继爆雷，幸存的资本加速外逃，股市暴跌70%，韩元贬值率达到了60%，国民失业率上涨到6.8%，自杀率节节攀升，国家几乎破产。
1997年末，走投无路的韩国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向美国实施经济霸权主义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低了头，正中美国下怀。
于是美国就带着IMF开始跟韩国谈判，最终美国答应拿出570亿美元援助韩国，当然，钱不能白拿，后面还有一堆附加条件呢。
首先就是持续保证货币发行量在通胀率5%以内，加息回购市场上的货币，正常情况下这样干没问题，但是在金融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会造成大量的外资涌入韩国国内。
这样的话，韩国就必须放宽外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持股比例从26%涨到50%，再到1998年底的55%。
然后，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加税，虽然加税能增加财政收入，但会增加企业负担，这样的话韩国企业就必须寻求外资下场帮忙。
美国还要求韩国政府兑现贸易自由化，取消补贴和进口配额，而且砍掉资不抵债的本国银行，允许外资自由进入金融领域，允许外资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并购韩国企业。
这么苛刻的条件，就是相当于把韩国改姓美，但当时的韩国经济面临崩溃，压根就没得选，只好全盘接受。
于是，一时间大量外来资本如潮水般涌入韩国，控制了韩国大量核心企业的经济命脉，韩国资本就这么被华尔街割了韭菜。
1999年，美国新桥资本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2003年美国孤星基金收购了韩国外汇银行，韩国八大银行的外资股份，均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
韩国最引以为豪的三星集团，大部分股份也都掌握在华尔街资本手中，像三星电子的外资就占了53%的普通股和73%的优先股。
在加尔通的《美帝国的崩溃》书中是这样分析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殖民地：
韩国公司老板就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员工就是奴才，奴才一生都逃不出资本企业给他们画上的囚笼。因为当这个囚笼是全国各行各业的垄断资本联手打造时，奴才们短暂的一生中就在各种囚笼中度过，这些囚笼虽然大小不一，但本质上并无区别。
韩国民众的一生离不开国内财阀，而这些财阀又受制于华尔街资本，这也就意味着韩国民众终其一生都在为美国打工，一条多么完美的经济殖民链啊。
03
也许有人会说，反正都是打工，只要钱到手，给谁打不是打呢，韩国的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确也依赖于韩国的财阀们，但韩国财阀的存在也锁死了韩国发展的上限。
据统计，韩国财阀的市值在所有韩国企业市值中的占比高达77%，但是包括财阀在内的韩国大型企业只贡献了该国12%的就业，大部分就业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这是因为仅占韩国企业数量0.2%的财阀企业，大部分营收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也就是说财阀的钱包虽然越来越鼓，但是根本带不动就业。
在资本的贪婪本性驱使下，韩国财阀集团的手伸得越来越长。
他们除了在纵向上把控主营业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产，还在横向上扩张到毫无关联的业务，借助雄厚的资金形成垄断。
像韩国最大的财团三星，包揽了韩国人从出生起，奶粉、营养品、服装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及用电器，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韩国才会一直流传着这句话：“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样的财阀企业简直就是灾难，因为中小企业一旦有了创新，财阀企业往往会直接复制或者收购，而不是费劲巴拉地自己搞研发。
这就导致提供了韩国大部分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毫无立锥之地，要么被财阀企业掐死在摇篮里，要么得变成财阀企业的转包企业。
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还能诞生华为、大疆之类的科技新星，但韩国再没有出现过当代创业成功的神话，因为财阀们不要创新，只需要你加入。
当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生意都被财阀们垄断的时候，韩国人除了为财阀们打工还是帮财阀们打工，所以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笑话：
当你是一个韩国人，读书读到初中可以去乐天的商场当营业员，读到高中可以去LG的生产车间当操作工，读到大学可以去三星电子去当工程师，读到博士可以去SK的研究机构当研究员，就算不读书，也可以去帮现代汽车发传单。
财阀们用垄断的方式为韩国人打造了一座固化阶级囚笼，锁死了当下韩国人的奋斗意志，韩国年轻人想翻身，那只有加入财阀，但财阀企业又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每年韩国大学毕业生中，只有3%能进入大企业工作，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而剩下97%的人只能面对现实、举步维艰。
为了成为那3%，他们必须拼命考名牌大学，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们的人生就像上了发条，一边羡慕着财阀们的奢华生活，一边疯狂学习，都想赢在起跑线上，那就只能疯狂内卷。
当他们踏入社会，不幸成为那97%，大概率得面对买不起房、生不起娃的冰冷现实，而对于寒窗苦读十余载换来的这个结果，年轻人会怎么想？
于是，民众在目睹了政商勾结、特权横行以及社会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市场不公现象后，越来越多的人深陷绝望、愤怒和欲望交织的大网中，戾气在社会中迅速蔓延开来。
04
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这段话放在韩国社会其实也是恰如其分，当绝大部分人无力与财阀对抗时，怨气却必须要发泄，于是他们选择向更弱的人开刀，而最快捷高效又低门槛的方法就是搞性别对立。
早些年的韩国压根儿不存在性别对立的问题，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历史糟粕，都被他们盘出包浆来了。
有多离谱呢？
韩国法律不把强奸视为伤害女性的身体，而是伤害了贞洁，也就是侵犯了配偶的初次占有权。这种文物级的法律条文直到1994年才废除。
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的女权运动兴起，女权大V韩明淑在1997年发起了“父母姓氏共用运动”，提倡为子女起名时共用父母的姓氏。
2005年，韩国才改变施行了几百年的“户主制”，女性在法律上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子女在母亲改嫁后可以改姓了，女性也有了家庭财产继承权等等。
后来，又在韩明淑的努力下，韩国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男女平等宪章》、《妇女发展基本法》、《男女平等雇用法》等一系列保护女性权利的法律法规。
看起来韩国女权运动也算有一定成效，但是画风却越来越诡异。
2015年开始，韩国兴起一个极端女权组织Megalia，她们的口号是“完全灭绝韩国男性”。
她们在自己的论坛里随意张贴PS过的侮辱男性照片，用刀架在睡梦中男子脖子上自拍，甚至跑到街上用刀子威胁要捅陌生男性。
有些男性被他们骚扰得寝食难安，甚至出现自杀案件，更离谱的是，这个组织里有些人还要消灭所有雄性生物，在网上发布阉割公猫公狗的照片。
终于，韩国男人们看不下去了，激进的反女权运动开始了。
他们认为韩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都是女权打压男性的阴谋，压根就不存在，女权主义搞过头了，必须要纠正。
他们通过社交网络抱团，互相传递“女权是邪教”“韩国女人恨男人已经疯了”之类的信息，越来越激烈地厌女，而性别斗争问题，随着韩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率降低，进一步激化。
他们把自己遇到的困境，都甩锅到女性身上，找不到对象，是女人厌男，找不到工作，是女人抢工作岗位，工资低，是因为女人工资更低恶性竞争，反正都是女人的错。
而且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让人们只听到自己赞同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且极端，让性别之间越来越撕裂、对立，极端言论和行为越来越多。
当韩国年轻人在性别问题上已经不再共享同一个现实，男女之间就不会再为实现平等而努力，社会的撕裂只会愈演愈烈。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面对不能再团结起来与之对抗的人们时，财阀们恐怕都能笑醒。
如果说性别对立是在财阀编织的囚笼中的底层互害，那么画风更加诡异的邪教就算是献祭的人血馒头了。
1987年，企业老板朴顺子和31名五花大绑的族人、信众，在自家工厂屋顶自杀，这就是震惊韩国的五大洋集体自杀案。
2007年在中国被捕的摄理教教主郑明析曾淫辱上千名女教徒，他自称是“重新降临人间的真正的基督耶稣”，声称“上帝允许我和世界上所有女性发生关系，因为这种爱的教育是罪人自我救赎的捷径”。
在他管理的“常青树”组织里，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年轻女教徒，都以跟郑明析发生性关系为荣，甚至在郑明析服刑期间，都还有女信徒不远万里去探监。
2020年2月，韩国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期间，排查感染人员。 “新天地教”主李万熙紧急下达指令：继续聚会、拒戴口罩、隐匿行踪，不要告诉疾控调查人员。
一位61岁的大妈严格遵守教主指示，发热不去医院，先后两次前往“新天地”大邱教会做礼拜，最终以一人之力，导致感染两千多人，占韩国全国确诊病例的59.9%。
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人信这种大忽悠的神教，难道信教的人都是傻子吗？
其实，在因恐惧和贫穷而绝望丛生的社会中，人们会疯狂地寻找精神寄托，没精力投向民粹的，就信了教。
韩国的基督新教有个宗旨，只要你能对《圣经》提出自己的独有的见解，哪怕只有一个人，就可以自立门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离谱的事，总会有人信，尤其是现实中过得一地鸡毛，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底层人。
像前几年爆火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底层的普通人寄居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室，一分钱掰两半花，斤斤计较每度电、每吨水的价钱，稍有一个疏忽就得忍饥挨饿。
对底层生活的绝望和恐惧，以及不愿向底层继续跌入的期望，融进了他们的血液，甚至传到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甚至以死明示自己的诚心，想要获得人生质的改变，而这正是诞生韩国XJ绝佳的温床。
于是，各路野生救世主几乎每天都在“现世”，谦虚点的，说自己是耶稣弟弟、耶稣学生，胆大点的说自己是“耶稣再生”。
四处碰壁的年轻人、失业的中年人、遭受家暴的妇女、为情所困的女孩、家有身患重病亲人的苦主，都是XJ眼里的“韭菜”。
如果说穷人信教是把希望寄予信仰，那为什么不少高学历的中产阶级，也会成为XJ一员呢？
像80年代首尔一个不大的教会里，14个长老中就有1个大学院长、1个将军和3个医学博士。
韩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不但社会地位高，钱也是拿到手软，他们靠搜刮信徒的钱财，投资各类产业。
他们一方面靠着从其他中产和底层“吸血”的方式，跻身上流社会，给底层人画饼收割“韭菜”，毕竟，当成功人士向你传教，鬼扯也能让人信以为真。
另一方面，他们不但利用宗教拉拢人心，还利用信众人数众多的优势和自身的影响力，与财阀集团媾和，甚至渗透政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神教更像是一颗颗棋子，你以为是疯子忽悠傻子，其实背后却都是利益。
所以说，社会撕裂也好，XJ横行也罢，韩国民众何曾逃脱过被他们玩弄于股掌的命运呢？
此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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