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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这几代中国人，有很多绕不过的坎，鲁迅先生即为其一。做个假设，鲁迅如果活在今天，如果他也有微信朋友圈，他会怎么影响今天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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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蔡元培、章太炎、林语堂、郁达夫、陈寅恪、陈独秀、瞿秋白、钱玄同、茅盾、梁实秋、许寿裳、刘半农、萧红、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这些响亮的名字，构成了鲁迅的朋友圈。他们是鲁迅的亲人同乡、他所关心的学生、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暧昧的女性，也有后来成了他的政敌。
鲁迅的朋友圈，让我们看到大师的不同侧面，这些不同的侧面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复杂而独特的鲁迅。因此，我们有了这个专题，在鲁迅的众多朋友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1位，试图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鲁迅，也一窥当时民国的政治风云、文坛争斗和社会生活。民国的丰富性，某种程度，构成了鲁迅朋友圈的丰富性。
“国母”友情
鲁迅与庆龄
宋庆龄：她的特殊身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她在孙中山病逝、国共分手、北伐面临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同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新中国而奋斗。她被称颂为“国之瑰宝”、“20世纪的伟大女性”。
友情时长：这两位中国20世纪的伟人的认识有点晚，在1933年。鲁迅已经51岁，而宋庆龄也快40岁了。但有时候友谊不在于时间长短。
那是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邀鲁迅参加。鲁迅允诺，并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从而结识了宋庆龄。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在漫游世界途中经过上海，由于宋庆龄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所以接待工作由宋庆龄出面安排，鲁迅应邀在她的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与萧会晤，主要作陪者大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编辑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
此后，鲁迅和宋庆龄多次一起商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策略。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宋庆龄与鲁迅、杨杏佛等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鲁迅还专门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署名儒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据宋庆龄回忆，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11月苏联大使勃加洛夫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会”上，宋庆龄、鲁迅等20余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后，苏联大使问鲁迅观感，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在鲁迅病况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宋庆龄正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并告诉她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马上要去看鲁迅，但由于伤口未愈，朋友和医生都劝说她不能出院。只好由世交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宋庆龄的意思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这信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病逝。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赶到鲁迅家里。
许广平悲伤过度，早已不知如何办理丧事，一应费用与杂务，全是宋庆龄牵头来办。她和蔡元培、冯雪峰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出了一大笔钱，用于葬礼。胡风曾以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写道：“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画：‘周同志’三个字，下面当有‘丧礼’之类的吧。”
墓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也是宋庆龄亲选。这是上海的一流公墓，初名薤露园，后改名为万国公墓，意思是中外亡者皆可长眠此地。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葬过总督、尚书、邮政大臣、上海道台，包括宋庆龄的父母。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
选好墓地，宋庆龄还订了个楠木馆材，上半身为玻璃，下半身为薄板。这种半透明式的馆材，便于民众瞻仰，自然价格也高昂。据1936年10月22日《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值价五百八十元。”
送葬的路线也是宋庆龄定的，从胶州路出发，沿北京路，途经美丽园到达虹桥万国公墓，整个送葬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如果不是宋庆龄，这条线路肯定会被当局拦截。但他们拿这个国母、蒋介石的大姨子毫无办法。因为路径漫长，又是途经闹市，所以送葬的队伍不断壮大，由最初的几千人，增加到两万多人，如同滚雪球一样。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一起唱着挽歌，呼着口号，昂首踏步，行走在大上海的繁华街道上。
出殡那天，宋庆龄主持了葬礼。
相期无负平生
鲁迅与许寿裳
许寿裳：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
友情时长：许寿裳和鲁迅的友谊，贯穿了他的一生。“鲁迅先生逝世之后，10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事，始终给我安慰，鼓励，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至于说到许寿裳和鲁迅先生的友谊，许广平则说：“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许寿裳和鲁迅是老乡，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秋，许寿裳考取了浙江省官费名额去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
1903年4月，鲁迅把自己剪发的小照赠给了同学许寿裳，后来又补题旧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此之前，许寿裳就因不喜欢辫子，索性剪掉，图个清爽。
留日期间，许寿裳曾主编《浙江潮》，与鲁迅等筹办文艺杂志《新生》。1908年，许寿裳与鲁迅、钱玄同等人共同授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门下。
许寿裳为人纯朴，忠厚老实。根据鲁迅回忆，留学日本时，他跟许寿裳一起吃面包，许寿裳有些绅士派，爱把面包皮撕掉。而鲁迅则平民化，舍不得，就把许寿裳撕掉的面包皮拣起来塞进嘴里吃掉，并托词说：“我喜欢吃这个。”许寿裳信以为真，此后，凡是在一起吃面包的时候，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1909年4月，许寿裳从日本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同年6月，许寿裳邀请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在他的推荐下，鲁迅也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5月，许寿裳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科长、普通教育司司长等职。鲁迅也随许寿裳到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在教育部的日子，也是他们两人来往最密切的一段日子，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
1923年，鲁迅搬离八道湾。这一时期，鲁迅窘困到了极点。鲁迅决定买一处房产。经多方寻访，鲁迅最终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6间房子，耗资800大洋。当时的鲁迅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许寿裳和鲁迅的另一个好友齐寿山每人借给鲁迅400大洋，才帮助鲁迅解了燃眉之急。
1926年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初，许寿裳应聘赴中山大学任教，讲授教育学与西洋史。“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许寿裳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与鲁迅一起愤而辞职。
1927年10月，蔡元培创办大学院并任院长，许寿裳应聘出任秘书长。蔡元培的日常事务工作多由许寿裳具体操办。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定居上海阶段，鲁迅没有正式工作。经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月薪300元大洋。这笔收入从1927年12月一直发到1931年12月，达49个月之久，期间并未拖欠，成为鲁迅到上海后的一笔最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
鲁迅到上海后，他们的联系依然密切，鲁迅是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开蒙先生”，后来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鲁迅还专门给他开过一个书单。一向主张少看古书的鲁迅开列的书单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现代人的作品，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鲁迅在上海，已是万众瞩目的文化英雄，但是和许寿裳的交往却是十分平易。许的女儿生病，鲁迅更是亲自寻医问药。
1936年鲁迅病重，许寿裳专程去上海探望。鲁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他“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许寿裳十分珍惜鲁迅的文稿与遗物的征集和保护。以后，他又四处奔走，积极筹备出版《鲁迅全集》，多方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积极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后来又撰写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
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许寿裳称，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这25年中，“晨夕相见者近20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这并非他的自我标榜，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他是世界的人，人类的人
鲁迅与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俄国诗人，世界语者，童话作家。
友情时长：八道湾的外国客人中，停留时间较长的是俄国作家爱罗先珂。他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校长蔡元培知道他眼睛看不见，又不通汉语，就托周家来照顾。鲁迅和周作人能讲日语，周作人则不但通英文，还自学掌握了世界语。周宅除住房宽敞外，还通用着日语，即使鲁迅和周作人不在家，他讲话也有人能懂，并不寂寞。
1922年2月24日，爱罗先珂由郑振铎、耿济之陪同来到八道湾周宅，住在后院东头三间客房里。次日，周作人陪同他去拜见蔡元培。此后，他到各处演讲，大多由周作人陪同翻译。只有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世界语及其文学》时，由胡适担任翻译，但鲁迅、周作人都到场听讲。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周宅带来不少乐趣。他会弹琴、唱歌，孩子们都乐意跟他玩。周作人后来回忆道：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了。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兄弟的四岁男孩该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气道：‘唉，唉，真窘极了！’”
爱罗先珂来中国，是教授世界语的。世界语的目的是简化语言，便于学习。它取英文文法的简单而去除其读音的繁杂，多用拉丁语词根。这对欧洲人来说，固然简单方便，但对没有一点西文基础的中国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而艰难的。当时中国许多青年人梦想世界大同，希望消除民族隔阂，很注意学习这种语言。所以，爱罗先珂所到之处，鼓吹世界语，得到热烈响应。他在政法大学等校开设了世界语班，还发起组织一个世界语学会，在西城兵马司胡同租了房子做会所。鲁迅和周作人一起陪爱罗先珂出席成立大会，并合影留念。这是两兄弟在一起照的为数不多的相片之一。
爱罗先珂喜欢热闹，在北京住了没多久，就抱怨这个城市太沉闷：“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作为盲人，他喜欢各种声音。他告诉鲁迅，他很喜欢缅甸，因为那里遍地都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其间时时夹着“嘶嘶”的蛇鸣，很是神奇。可是，北京连蛙鸣也没有。
于是，爱罗先珂买了十几个蝌蚪，养在后院的池塘里。可是后来他又主张买鸭子。小鸭子钻进池塘，吃掉了蝌蚪。这就有了鲁迅写的《鸭的喜剧》——当然也是“蝌蚪的悲剧”。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鲁迅带来很多乐趣。有访客回忆道：“有一年夏天，在周宅午饭，鲁迅陪着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娓娓清谈，平易近人，若使当年北半截胡同会馆中同住的老乡们遇见，会疑心这不是他们所接触过的那位周大先生。那时这位盲诗人就住在周家，我记得盲诗人吃过饭后，休息了一会，鲁迅便把他没有做完的手工，递到他手中，那是一个用粗线织的袋子，盲诗人接了过去，一面讲着话，一面继续不停地编织，他们仿佛是用日语交谈的。”
日本记者清水安三认为，爱罗先珂在北京期间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发出“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的呐喊，“使得不及周作人著作稿费一半的鲁迅的稿费，遽然上涨两三倍”。这位日本记者还说，他经常受电话之邀，走访爱罗先珂，为他读鲁迅的小说，一边读一边译，爱罗先珂全神贯注地听着，对鲁迅作品中出现的许多人物，特别对阿Q感兴趣。
鲁迅一生十分热爱俄罗斯文学，关注它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社会黑暗的无情揭露、美好灵魂和种种美德的发现等等。在他与爱罗先珂相处期间，他们经常讨论俄罗斯文学，有时谈到深夜，并且根据盲诗人本人的意见，翻译了爱罗先珂的许多作品。
1922年初，鲁迅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的翻译编辑工作。四、五月间，他又在爱罗先珂的直接帮助下，翻译了他的诗剧《桃色的云》，以后又陆续翻译了四篇新的童话。这些童话，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共鸣。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至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积极向中国读者译介了盲诗人的作品。
1923年4月，爱罗先珂回国，此后消息杳然。
后记：鲁迅的朋友圈名单还可以列很长。而鲁迅朋友的结局也各不相同，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版图上，他们各自代表的主义不同，生活各异，却也因此有了别样存在的意义。
编辑&文/王璟 彭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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