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时期,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好吃的东西更是奇缺,干部每人每月只发24斤粮票。一个大男人,工作日夜苦干,可在常年吃不到鸡鸭鱼肉,连油和蔬菜也很难吃到的情况下,只靠每天半斤米的饭过日子,当然都是面黄肌瘦,大都得了浮肿病。我也不列外,经医院检查,患了肝脾肿大的浮肿病。
大约是1960年秋,为了少饿死人,上级发来指示,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口号,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也大力宣传所谓开展“小秋收”运动,即组织专业队伍,赶快上山去采集野生植物,制造代食品,以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省书店立即行动起来,由顾经理亲自带队,组织了二十多个年轻人组成的挖掘队,我来自农村,知道并吃过许多野菜,当然成为挖野生植物的骨干。一大早我们每人都背着锄头,拿着柴刀,目标是良渚附近的大观山一带。可是当我们到了那里一看,见直吓了一跳!许多单位挖掘队比我们早到,满山遍野都是挖野生植物的人。
我们在一间预先搭好的草棚屋里息脚,然后,大家各自在荒山上到处去找挖好吃的野生植物!当中午时,大家满身黄土、筋疲力尽地回到草棚屋里,可装野生植物的麻袋大都是空空的,相互叫苦说,好吃的野菜早被挖光了!上级通知中叫什么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等等可充饥野生植物,那里去找呢!顾经理看到这样的情况,急得团团转,大家也都愁眉苦脸,完不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向周围其他单位正在挖野菜的人去取经,据介绍他们都是在挖一种叫“郎鸡草”的根,(土叫法,简称‘郎鸡根’)据说把它挖去洗涮干净后,制成淀粉,就可以做馒头吃了。而且这种叫“郎鸡草”的野草,山上到处都是,尤其是朝荫的山坡上,生长得更茂盛。于是我们化了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挖了大量的“郎鸡根”。最开心的事是:领导为慰问我们辛苦的劳动,这三天叫单位食堂每人每餐增发二个馒头,也就是说吃了三天饱饭!
我们大批的“郎鸡根”挑回单位后,利用星期天和晚上,发动全店同志加班来清洗,但这些草根有粗有细,又不光滑,全都粘连着黄沙泥,无论怎么洗涮也干净不了。大家认为洗清爽了,就把它浸透弄碎,再用纱布包着挤压,最后在清水中沉淀,用土办法制成了淀粉,交给食堂代粮食用.
, 食堂的老沈师付立马用“郎鸡根”淀粉参了一点面粉,做成馒头,当大家来吃饭时,每人买四两米饭[当时是十六两为一斤],就送二个热气腾腾的“郎鸡根”馒头。由于长期吃不饱饭,突然增添二个馒头,人人喜形于色,争着尝鲜,拿起馒头大口大口吃,可是几口下来,有人开始皱起眉头来了,原来“郎鸡根” 馒头不仅有苦涩味很难吃,而一嚼还感觉有较多的泥沙,实在难以咽下喉去,有人想要吐出来了。但一想到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从上山挖掘、洗涮、浸泡到制成淀粉,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十多天,这种代食品馒头还吃不吃呢? 结果,有同志介绍了一种吃法:屏住气、张大嘴、咬一口、快吞下、不要想!!
第五节:买鸡吃的故事
1960年冬季,我和小罗出差去宁海县调查“公社书店”经营困难情况,因为在58年“大跃进”时期,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新华书店紧紧跟上,来一个大办公社书店。到了困难时期,公社社员连饭都没得吃,公社那里还有钱办书店呢!结果,全省公社书店都变成烂摊子,使国营书店造成严重的坏账损失,也给农村带来新的买书难。
我们去宁海县是调查研究能否再恢复农村供销社卖书的问题。在宁海书店张经理陪同下,跑了西店、梅林、长街、桥头胡等乡镇,任务是要把一阵风建立起来的公社书店重新转回到供销社书店去。由于我在宁海创办农村供销社书店时长期搞过试点,对供销社的一些领导较熟悉,因此工作较顺利。
有一天,我们到宁海深圳乡去,办好事情后天色还早,张经理叫我们到一个叫南溪的地方去看温泉,玩着玩着,天黑下来了,赶快跑回到供销社食堂去吃饭,但食堂早就关门了,可是在当时,唯一的供销社食堂关门了,那根本就无法找到可吃的东西了。没有办法,张经理领我们到一个农民家里,请他们帮助烧点东西给我们吃,可怜农民也什么粮食都没有,最后烧了几个刚从地里挖起来的新鲜大豆菜给我们充饥。当刚吃好大头菜,付了几角钱,正要离开时,小罗忽然发现屋角里有两个鸡笼,关着好几只鸡,他就顺口问了一声:“你们的鸡卖吗?”农民说:“想卖!但怕公社干部发现了,要批的。”张经理接着说:“我们不说谁知道,你们想卖多少钱一斤呢?”农民说了价格,虽然贵了一些,但市场上不可能买到鸡。这时小罗很想买,我见状况插话:“我们回去再考虑一下,如确定要买,明天上午叫张经理来帮我们买好吗?”
回到供销社招待所,我对小罗说:“我们在近两年里没有吃过鸡,我也很想卖鸡吃,但领导一再教育我们,要时时刻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我们偷偷摸摸向农民买鸡吃,如被领导发现,一定会批我们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不定到什么时候搞运动,上纲上线后,会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小罗年纪轻,出身清白,在历次运动中大都属于观潮派。因此听了我的话就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真的被他们七批八批批怕了,我们在这里买鸡,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噢!还有张经理知,你怕什么!”我听了就想:“真的吗!怕什么呢?!” 当时的杭州市,副食品供应越来越紧缺了,猪肉定量供应每月只有2两,即是说平均每天每人吃3克猪肉,禽蛋供应更是少见了。当时据说首都北京,家禽的消费量,每人平均每年只有0.36只,即3年才能吃1只家禽。可见我们这些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鸡了。这时,我与小罗同志都是新结婚成家,每天都吃的干炒包心菜叶子,清煮大白菜汤,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如能买只鸡回去给妻子补补身子有多好!好的小罗同志不是个政治积极分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张经理对我们的关糸也很好,不会告我们状的。于是,我们俩人决定,托张经理到农民家买了两只鸡,用纸盒子装好,怕鸡被闷死,纸盒子两头都挖了洞,准备第二天带回杭州,好好孝敬一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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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杭州的路上,又闹了个大笑话。我们从宁海乘汽车到宁波,再坐上到杭州的火车,因为那时规定火车上不能带活的家禽,我们一上车,就把纸盒子偷偷搁上行李架。坐了半天山路上的汽车,天又热,口渴得要死,俩个人不约而同的向列车员要两杯白开水,因为泡茶每杯要一角钱,不要茶叶,喝白开水,好便宜一些。我们偷偷买了黑市的鸡,已经很肉痛了,能节省几分钱也好。可是到了列车员来收费时,她说,白开水每杯8分钱,另外,每个人还必须把泡茶的一包茶叶买回去,每包5分钱,这样每人要收1角3分钱。我们听了,火冒三丈,原来想节约2分钱,结果反而要多付3分钱,那有这种道理?!她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正在与列车员争论不休时,列车员的头上突然感到有湿搭搭的东西,她用手一摸,拿到鼻头上闻闻,一股臭味,她抬头一看,气得脸色发青,原来我们买的两只鸡,很讲究卫生,它要大小便了,就把鸡屁股伸到纸盒子的出气洞口,再向外排粪,刚巧掉到列车员的头上了!这下麻烦大了,为了两杯白开水,已经弄得她很不开心,现在满头鸡粪,臭气熏天,怎肯罢休!扬言把活的家禽带上车,是严重违反规定,更何况堂堂两个国家干部,竟敢买黑市鸡吃,要没收!立马把两只鸡拿走了。
到了城站,我们说尽好话,总算是按鸡的白市价格收罚金。我妻子虽然吃到了鸡肉,但心里很肉痛,更没有起到补身子的作用了!因为买的是黑市鸡,又罚钱,算算吃了一只鸡竟然把半个多月的饭钱吃掉了。
下面是我和小罗出差时拍的照片,右边第一个是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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