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宋朝邦交

被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尊奉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那个宋朝，实际上是一个武备空乏武艺稀松武力浅薄的组织体。既然在立朝之初的强悍状态下都无从将自身的版图扩张到前朝所能达到的最大幅员，之后的守成者因为从来未能拔起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帝”也就更加不能指望其对同时并存的辽、西夏、金等周边政权采取什么主动而果敢的姿态。能够保持与邻国的势力平衡，已经让它心满意足。坐拥中原与江南的花花世界，以看似屈辱实则诡谲的“岁币”策略履行其符合国号的“送”字国策，也便顺理成章。

可宋室君臣总还有他们的如意算盘。在确保现有领土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就富庶的国力可以榨取的税收利益，在扣除那些用来赎买和平的岁币后，还有足够的余润让他们过上奢华的生活。更何况，做为进一步羁縻措施的榷场所征税利，还有望把岁币的损失补偿回来。

且不必追究榷场之设本就是“图南倭舶透，败北榷场开”的结果，也不需盲信“迄今井邑犹荒凉，居民生资惟榷场”的可怜，更不可在“且将酒货迁诗料，休问榷场未打通”的达观中想见双方的和谐，仅从南北之间采取兵戎方式时而陷入僵局根本达不成取对方资源为己有的理性筹谋出发，就可以理解榷场是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平衡的一个积极选择。一般而言，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如粮食﹑茶叶﹑布帛﹑瓷器﹑漆器﹐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夏地区输往南方的大宗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即所谓“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可以说是互通有无并互惠互利着。

有了榷场就可以暂时不打仗，这是重文轻武的赵宋王朝的得意算盘；开了榷场就可以获得只通过局部或胜算不大的战争无以获得的那些生活日用品，这是辽、夏、金等游牧民族的权宜之计。二者在外交上的一拍即合，便铸成了榷场这一配合着“岁币”的天作之合。让敌对民族间称兄道弟、握手言欢的这一商业对话机制，暂时地让边境上的人民不再让战火之苦而得榷场开设后商旅泽及之利，一变那剑拔弩张为一派详和，确实可以视为一种趋利避害、拨云见日的英明之举。

正与开榷场是出自宋朝君臣的一厢情愿一般，“榷场之意不在榷”也成为他们的共识。可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仅仅凭借贸易往来的小恩小惠，是不可能将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凶悍民族成功且稳定地“羁縻”的。指望双方保持长期的和平是不大可能的，毕竟只要有野心，只要有力量对比，只要有对中原花花世界的需要，其间的关系就不会单纯地保持在一个言笑晏晏、相敬如宾的界面上。战争终究会是解决双方利益争端的最为彻底的办法。这恐怕也是商业与商税都强大到上迄汉唐、下继明清都无可比拟的大宋江山，一受迫于辽，二受歁于夏，再受挤于金、终授命于元的原因。仅仅经济发达而武备不修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难以成为拥广图、享盛世、扬威名的主流角色。如战国时的齐、宋，南北朝时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代时的十国，至于偏安江南的南宋、南明，概莫能外，统统成为农业甚至游牧国家的俎上之肉。

可悲之处不在于宋国君臣是否明悉这一道理，而在于这压根就是他们拖得一时是一时的既定国策，一种类似韩国人派出郑国赴秦国开渠、近看确是疲秦远看绝对资秦的苟延残喘之策。

如此而言，“榷场之意在不榷”，在乎对异族政权的羁縻，在乎对强悍四夷“绥边”、“弭祸”、“约束”的期待，在乎暂时确保自身政权不受到兵戈之困而已。

这也就够了。至于哪一天对辽的榷场会换作对金的榷场“白沟移向江淮去”，或者惹翻哪个金或元的雄主发出“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浪言，那就要看自己的运道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蓬巴杜夫人的这一经典台词，又何尝不是当年宋室君臣的共同心声呢？

可是，当附着于榷场之上的各种政治期望逐一被抽象，“榷场”便只余下了“榷场”的名和实。榷者，“独梁”之谓也，政府独占之谓也，官方严格控制以稽征商税之谓也。仅只对域外来榷场的商人，国家可以征到进关税、货物税、入场税、牙税等。另外的一大笔政府收入，是将对方入榷的物资转播高价卖出的收益，也是榷之利。辽宋夏金元时期，榷场是一种潮流，宋的周边政权也设有此物。不过看上去他们更加实在，直接将这一设置称作“税场”。也说在他们看来，榷场之意就在税。

有了榷场之利，便也有了宋史中所称河北四榷场即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四榷场“岁获四十余万”、“富弼乃议榷场之货，百有五十万”的由来。联系“澶渊之盟”中议定的送辽岁币银不过三十万单位（10万两、绢20万匹），则宋臣所奏榷场之入可抵岁币之出的说法，即“岁相乘除，所失无几”、“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便由是而生。

不过对方的税场收入也很可观。仅金国的一个泗州税场，大定年间岁收可达53467贯，承安元年达到107893贯。西子税场则从大定年间的33656贯提高到承安元年的122900贯。既然双方皆大欢喜，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年河北四榷场“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的一片祥和，也就可以理解金宋绍兴和议确定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后，南宋建立起盱眙军场、光州光山县中渡市场、安丰军花靥镇场、随州枣阳县场、襄阳邓城镇场、天水军场等六大榷场的同时，金国则建立起了十二大税场即泗州场、寿州场、颖州场、息州场、蔡州场、唐州场、邓州场、凤翔场、秦州西子城场、巩州场、洮州场、密州胶西场的缘由了。

可惜，不论相对保持了军事和政治均衡的宋辽、宋夏、宋金是如何借了让双方各取所需的榷场而世代友好，在江南偏安之地一天天腐朽下去的宋王朝还是经不住蒙元铁骑的摧枯拉朽。窝阔台汗、蒙哥汗、元世祖长达四十年的连番打击，让因为盛产权奸从而排斥良将的南宋土崩瓦解，惨淡经营数千年虽间有少数民族叩关毕竟只能驰骋一隅的“中国”文明全盘沦丧。随着这被人看似危言耸听实则实事求是地称之为“中国第一次灭亡”的发生，以榷场笼络蛮人的得意算盘彻底破产。当名节、体统甚至人种尊严都不复存在，当年的榷场之利尚余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