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五戒作优婆塞』一语即知《牟子理惑论》乃刘宋或南齐人之伪作 ———刘宋到南齐间的陆澄伪造《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系列之二

一、三国时代没有所谓『受五戒』的存在

有关三国时代的佛教在中国的情况，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一〈魏‧雒阳‧昙柯迦罗〉里就陈述的十分明白：『魏嘉平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其内容，一如曹仕邦〈僧祇律在华的译出、弘扬与潜在影响〉(华岗佛学学报第7期，1984年)一文指出：

『传称昙柯迦罗未抵中夏以前，曹魏的中国沙门只是剃了头，谁都没有依佛教的正式程序受戒，而且礼佛也仿效了汉人原有的祠祀方式。』

而当日所谓羯磨法只是立下了各种僧事的处理的议事法的作持的戒。并没有规定在家修行的所谓『优婆塞』要遵守何等的戒律。

二、三国及晋朝早期禁止汉人出家，和尚都是西域人

汤用彤也指出过，后赵石虎（335-349 ）时的王度指出汉、魏只准西域人出家，汉人不能出家：

『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为听西域人得立寺庙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东晋时桓玄尚说：『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不与之接。』也指出了在晋初也是禁止晋人出家，一沿曹魏之制。

译经是译给尤其是中华之人看的。于汉魏及西晋，时中华之人都不可成为沙门，则没有译戒律给中华沙门的需要性，故而在家修行者更无律藏译出之必要，故一如汤用彤所言，直到东晋初的道安，中华都尚无任何对于沙门的戒律规定的律藏经的出现，更遑论在家信众要什么戒律。此亦经济学所谓需求创造供应，没有需要自无供给的出现。故而汉魏直到东晋初，在家信众（优婆塞）无戒律遵守的规定的译经出现，自无《牟子理惑论》内所说会有什么『受五戒，作优婆塞』的事实发生，更因此可知，东晋初的道安录不录《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的原因，乃是根本此二书还没有被伪造出来之故。

三、到晋代甚至到刘宋初年译经里尚未出现『五戒』一辞

佛教所谓的『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早期如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七年（405年，即东晋义熙元年）译成的《大智度论》不译成『五戒』而译『五怖五罪五怨』；

『何等为五恐怖怨对休息？若杀生因缘罪怨对恐怖生；若离杀生者，彼杀生罪怨对因缘生恐怖休息。若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罪怨对因缘生恐怖；彼若离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罪怨对者，因缘恐怖休息，是名罪怨对因缘生五恐怖休息。』

即如到了南朝刘宋初期的元嘉年间（435～443年）求那跋陀罗所译成的《杂阿含经》，也还不讲『五戒』，而讲『五恐怖怨怼休息』：

『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五恐怖怨对休息，三事决定，不生疑惑，如实知见贤圣正道，彼圣弟子能自记说：“地狱、畜生、饿鬼恶趣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

四、所谓『五戒』的译出始于刘宋年间

被北凉沮渠蒙逊于宋元嘉十年（433年）杀害的昙无谶译出一部《优婆塞戒经》，里面列了六戒，今之佛学研究者认为，『为授菩萨优婆塞戒，故须授六重，二十八轻戒。』（太虚法师《优婆塞戒经讲录》）。但是在〈受戒品十四〉提到了：『善男子，优婆塞戒，极为甚难。……人有五事，现在不能增长财命，何等为五：一者乐杀，二者乐盗，三者邪淫，四者妄语，五者饮酒。……如来正觉，说优婆塞戒，或有一分，或有半分，或有无分，或有多分，或有满分。若优婆塞受三归已，不受五戒，名优婆塞。』

具体列出了优婆塞『五戒』及内容者是题为『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译』的《优婆塞五戒相经》，僧佑《出三藏记集》：『《优婆塞五戒略论》一卷（一名《优婆塞五戒相》）……宋文帝时，罽宾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内中明白讲出优婆塞需要行『五戒』：

『王白佛言：「世尊已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制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识戒相，使无疑惑！」佛言：「善哉，善哉，憍昙！我本心念，久欲与优婆塞分别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缘当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涂故。」』

五、刘宋到南齐人见《优婆塞五戒相经》，于伪造《牟子理惑论》里用上了

《牟子理惑论》里讲：

『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惑人闻之，叉手避席，俯伏曰：今也闻命，霍如汤雪，愿受五戒，作优婆塞。』

末后的『受五戒，作优婆塞』，只要如上举证，明察所谓译经出现优婆塞所需遵行『五戒』的专经始于『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译』的《优婆塞五戒相经》，作伪者读到此经的名称的『优婆塞五戒』，于是用到其伪托是汉末牟子的《牟子理惑论》里的『受五戒，作优婆塞』一句里。

一如上述，在三国时代优婆塞并不需要行『五戒』，因为根本没有此一或其他谈及五戒的佛经译出，也没有出现『五戒』的称呼，同时，那时的优婆塞也没有戒律可言。到了晋初仍行三国旧规，亦无译经传扬优婆塞要行『五戒』，东晋也如此。到了刘宋时期北方昙无谶译出一部《优婆塞戒经》有提到『五戒』但以六戒为重，而刘宋元嘉年间求那跋摩译《优婆塞五戒相经》出来之后，此优婆塞得守『五戒』始深入人心，于是在刘宋到南齐间有作伪者出来写出《牟子理惑论》，就用了上去，也露出了作伪的尾巴。

而此人，就是史上初次写出有牟子此人此书的刘宋到南齐期间的陆澄（公元425～494年）其人。其时，《优婆塞五戒相经》已流行，优婆塞在家信佛仍得守『五戒』经由《优婆塞五戒相经》已深入信众之心，故而，陆澄伪托于牟融此子虚之人写作《牟子理惑论》，一见其引用了刘宋始流行优婆塞守『五戒』，即知陆澄就是十足嫌疑人。

此文系吾人证《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系刘宋到南齐间的陆澄其人所伪造的系列文章的另一篇。（刘有恒，2019.11.23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