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西方研究亚洲历史的学者（华裔）曾提出一种观点（“新清史观”）：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像汉民族中国一样以“皇长子继位法”维持王朝政权的稳固，而是以分封诸子、然后诸子以体力、能力争夺而胜者为王（汗）的。像辽、金、元朝成吉思汗后继者，都有以武力争夺汗位的游戏规则（“新清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民族没有国界观，因为他们的国界，是用马蹄的奔跑距离去丈量的）。体能彪悍的游牧民族，仍以人类原始法则完成着政权的交接。
皇朝中国的皇长子继位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只是一种理念，理念必须经过漫长历史阶段的实践，才会得以巩固。中国直到唐朝建国，仍然出现李世民杀长自立现象。正是在这个朝代的稍后一个时期，（古代大学者们吸取隋唐篡位教训）才从法统上确立了稳固的政权交接观念，这便是唐朝中期大学者韩愈所提出并确立的“道统”论。道统论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巩固了一姓皇权至尊性和皇长子继承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显然，直至唐朝灭亡，与汉族邻居、已认同部分汉文化的北方游牧民族仍然没有认同汉民族的这种继位法（因此仍有不确定性）。确实，假如皇长子体能平平，而皇次子体能卓越，要一个体能强悍的人去臣服在一个体弱多病者的下面，对于一个彪悍异族来说，是难于接受的。但游牧民族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权文明（非暴力）平稳过渡。
北方游牧民族在与汉民族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中，直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即后来的清朝，才完全接受了这种政权文明平稳交接法，而不是用原始武力争夺的继位法则，但他们稍作了改进。它既凭体能优势又能平稳交接，这就是康熙皇帝因“九子夺嫡”而发明的“密匣传位”法（但不排除因个人判断和感情因素而出现的偏差）。这种皇朝道统观和皇位继承法的至圣性，确保了一姓皇族家天下“皇权神授”意识形态逐步完善成型，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朝代更迭但皇权至尊性千年不变。
但是，当宗法性“家天下”社会进入“地球”社会、人类世界视野更加开阔的时候，20世纪初清朝末年的一批中国人开始质疑这种“道统”观，大学者严复写出了《辟韩论》。当时一位署名“良史”的学者更是在《中国政治史略论》中指出：秦汉以来的帝王分成强徒、窃贼、外寇三类，称他们是“妄窃皇帝的名号……又把那灭九族的酷刑，恐吓天下的百姓”。
毫无疑问，无论是韩愈的道统论，还是皇长子继位法，对于一个社会的和平安稳，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只是观念（政治史）上的东西，而非中国漫长历史真相上的东西。仔细想来，历史上的权力交接从来是非文明的。始皇帝用暴力征服了兄弟诸侯，可称为贵族暴力；西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可称为平民暴力；三国诸雄可称为下级官吏暴力；西晋、隋、唐、宋开国政权，可称为权臣贵族政变；元朝和清朝可称为异族征服，而明朝开国则同样是平民暴力。这还没有把同一朝代的政变篡位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算进去。
这种封建皇朝历史真相的揭示，虽然很血腥，却正是史学者研究历史的目的“更接近历史真相”之所在。古往历史记录者常会“粉饰太平”，因为古人认为：渲染太平才能塑造太平，并复制太平（崇古）；但现代人都知道：揭示罪恶才能遏制罪恶。这是两种历史观，也是两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和社会智力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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