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慈禧清廷颁布之日起、直到当今一百多年来一直争论未休的历史话题。之所以争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世界潮流冲击下被迫）试图结束旧时代的“清末新政”，涉及的面和点纷繁复杂；而以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去看待同一件事物，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这种持续争论说明，直至今日，我们的思维模式仍未超越我们的前人。
二十世纪初数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倒是不论何种立场、何种阶层人士学者的共识。有近代史学者以GDP产值、工商企业总量、资本总额来证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并把这种快，归功于“清末新政”。不能否认，“新政”之初，清廷确是颁布了很多不再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律”、“条例”，但是，明智者不该忽略，首先，“新政”颁布之日，慈禧清廷仍逃亡在西安，这个政府处于对大清国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失控状态；其次，清末新政的大多数“章程”，是清廷（开明）大臣从德、日、俄等外国翻译引进来的，仅处于文字状态，缺乏社会实施的现实保障。常言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慈禧清廷没有亲口尝，文字只能处于文字状态而已。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慈禧清廷从西安回銮北京，经过清政权数年稳定期，“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民用新式企业的创立即呈下降趋势”（引自杨天石著《帝制的终结》）。晚清中国社会和经济状况，循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规律怪圈。所以，从本质上说，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企业的快速发展，仍属于自发性的自然经济范畴，就是历史学者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所谓勃发出来的民族资本家的国家使命感，即使有，也难逃盛衰快速转换制度性规律的宿命——民营企业缺乏生命力。
“清末新政”其中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修改“刑法”，抛弃了传承千年的封建皇朝家族性质的宗法酷刑。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不论何种立场、何种阶层人士学者的共识。其中，虽然出现了“设立陪审员及律师”制度字样，但仍无法实施。这是文字归文字、实施归实施的一个鲜明史证。在有关“通奸”罪上，中国近代史公认的、对中国刑法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当时刑部左侍郎、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但他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固守传统人士的反驳，认为“大犯不韪之事，故不能不治罪”，“其有关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总以按切时势而仍不背于礼教为主”。这是后代学者总结的“法理派”和“礼教派”之间的一场理念争论。最终，“礼教派”获胜。
这种带有中国古旧宗法根性的礼教观念，自后一直在时起时伏地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使得中国进步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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