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常青先生作为含山县作协理事，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前几日发布的《在省水泥厂看露天电影》中做过介绍。而同时作为含山县民协理事的涂常青先生，还热衷于家乡民间故事与传统技艺的收集与整理，成果颇丰。并编辑发布了《故事与手工》十数辑，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家乡许多不为人知的传统和故事，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好家乡。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后，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下面这则经搜集整理后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贫民百姓遭受日本鬼子残害的历史事实，它就发生在含山县运漕镇西大街上。
80年前的1940年仲秋，古镇运漕的西大街上，徐家粮行和钱氏槽坊两家因互受牵连，就曾经发生过一起与日本鬼子有关的糟糕事情。运漕是含山县最南边的一个集镇，由于靠近江南商贸城市芜湖，所以这里也是非常繁华、商贾云集行人熙熙攘攘的地方，有江北小芜湖之称。街道两边店铺商号林立，酒肆茶楼遍布。在镇子东南角靠近漕河的美孚洋油站驻扎着十几个鬼子。徐应有粮行就在西大街上，由于利欲薰心，在这一年秋季，粮行老板徐应有跟日商签定了一份代买粮食300担的军粮合同，拿现在斤两换算相当于6万市斤。因为急需，鬼子给的收购价也不低，按当时的镇上粮食行情，徐应有盘算着还能小赚一笔，但日军有一个要求，必须选一家有经济实力的店商作为担保，日本鬼子怕徐应有一旦卷款而逃，或者完不成300担采购粮食任务的话，就有担保者负责赔偿。因为是跟日本人做生意，一般人都敬而远之，不揽这个搞不好就要赔偿或掉脑袋的事。所以徐应有在街上转了一圈，找了几家沾亲带故且有经济实力的店主，并许诺所赚利润按比例分成，结果谁家也没起这个贪心。与徐应有粮行相邻的是“钱义发槽坊”，当时在运漕槽坊同业公会就有会员十二家，其中在李鸿章当铺的西隔壁就有一家槽坊，名叫“钱义发槽坊”。这是一家当时在运漕远近颇有名气的作坊，老板叫钱本立，为人忠厚，诚信待人，所以生意非常兴隆红火。钱家槽坊共分三个作业区域，有制作豆制品的水作业区，有制作酱油、酱菜的酱作业区，还有酿槽作坊区。当时钱家房屋有数十间，请的帮工也有许多人。1940年，是中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日军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不断骚扰我边防军民和堡垒村民众，运漕也不例外，当时在运漕东头的美浮洋油站就驻扎着十几个日本鬼子。镇上的裕民粮行就是日本人所开，说是粮行其实是搜集我抗日军民的军事情报站，内称是日本特务机关十一号，尽干着残害我军民的勾当。诚然也时常遭到我新四军和游击队的严重打击。没法，徐应有只有厚着脸皮，来到自己的邻居且是多年的好朋友钱本立的家，说明了来意。钱、徐两家虽然互知根底，并且是业务往来关系，平时相处也不错。但是此事关系重大，一旦事有变故，钱家也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所以给予了回绝。徐应有回家后，仍然不死心，就找到了借屋居住的邻居汪伯皋。汪伯皋是何许人也？他乃是运漕文人名士，现就任含山县伪县政府秘书（当时伪县政府就设立在运漕西大街当铺，也就是原来李鸿章所开的当铺）。出于在一起居住的缘故，他来到钱本立家当说客，钱老板畏惧伪政府的权威及无形的压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日本人面前签字画押，接受了替徐应有做担保的责任。第二天一早，徐应有便带着购300担米粮价钱的由汪伪银行和中国储备银行发行的伪币，坐船过河，来到隶属无为县的陡坝镇采购粮食。当时陡坝镇属于新四军控制地区，使用的是新四军大江银行发行加盖“含和”字样的大江钞票和江淮钞票，由于周边地区都是兵荒马乱的，到处是逃难的缺吃少穿的难民。而此时徐应有来购粮，正好遇上了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一天一个价，身上所带的购粮款，亦难以完成所购粮食斤量，两相价差竟要倒贴近百担米钱进去。晚上住在客栈里，唉声叹气，后悔莫及。便以酒浇愁，愁绪更是万端。看来想回是回不去了，因为回去日本鬼子是不会饶过他的，再说怎么向钱老板交待呢？看来钱氏一家肯定是要遭殃了。徐应有躺在床上就像是躺在滚油锅里一样倍受煎熬，翻来覆去也睡不安稳。经过一番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留在河南陡坝镇，反正这边是新四军的天下，我是个商人，如今落难了，想必人家也不会为难我的，不回去自己最起码还能留条命，家里的生意及老婆孩子就听天由命，由着他们造化去吧，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闲逛了几天，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索性走进了赌场，很快就将300担购粮款全都输在了赌场，最终在陡坝到处流浪。眼看着就到了合同规定的交粮时间，而徐应有粮行的老板却杳无音讯，几个日军荷枪实弹来到粮行讨粮，徐应有的老婆是双手作揖，央求再宽限几天，颤抖着声音说：“求皇军开恩，求皇军饶命。”日军小头目一阵叽叽哇哇地嚷嚷：“八格牙鲁！再不交粮，统统死啦死啦的。”徐应有的老婆一个劲地点头：“是，是……”
再说钱家这边，同样遭遇到日军的询问和呵斥，而徐应有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联系不上，真让钱本立十分为难。自己违心做了担保，不但害了全家，甚至有可能连家产也难以保全。槽坊店主全家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见不到徐应有，日军便三天两头带着枪支到钱家槽坊催取要粮。几十年来，因钱本立为人友善，所卖商品又货真价实，一向深受邻居们尊重，而今遭遇如此大难，深得大家的同情，所以后来一听讲日本鬼子来了，就有街坊邻居赶来通风报信，钱本立就领着全家逃往对门的谢家炒货店、谢氏蜡烛店、张氏蚕丝厂、老人坊等几家邻居屋中躲藏起来。好在日军在钱本立家找不到人，倒也没进行打、砸、抢之类等罪恶行径。日军是不会就这样轻易认了损失的，没有粮食，就得赔钱。徐老板的老婆整天在家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再说一个妇道人家也拿不出什么大主意来对付日本鬼子的凶残。钱本立觉得老是这样躲藏下去也不是办法，以自己的能耐也抗不过日军不断的骚扰和逼迫，他这个担保者，只能忍痛割肉，变卖家中所有财产，赔了日军的300担米钱，才算了结一桩飞来横祸。钱家槽坊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恢复生产，生意面临倒闭，钱家将家中仅有的一点财物分发给了帮工，然后怀着内疚的心情疏散了他们。在日本鬼子驻扎的美浮洋油站，也多次遭到我新四军和当地游击队的讨伐打击。吓得鬼子一到晚上就躲在洋油站里不敢出来，少造了多少孽债。
直到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徐应有才从无为如同乞丐般十分狼狈地回到运漕家中，带着一点薄礼来到钱家进行赔礼道歉，并许诺愿意以自家的60亩田产来抵补钱家的损失，话虽是这么说，但也只是干打雷不下雨，徐家田契始终没有出手。钱本立一生为人善良厚道，仁义待人，所以也就没有追讨田契。这样一直拖到解放后徐应有去世，田契也没有到钱家之手。年近九十岁的钱本立儿子钱俊明及孙子钱仁泉曾感叹地说：好亏徐家田契始终没有出手，否则，文化大革命划成分时，钱家后人必定会划成地主。解放后因私房改造，钱家有部分房屋已被房产部门划给他人居住。如今，钱家后人仍然居住在沿街前二进的老宅里，几代人同居一堂，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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